李守仁先生序
全面、系统、如实记述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印刷工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世界名人马克思、雨果、培根等都曾给予高度评价,说她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杠杆”、“一切革命的胚胎”、“改变了全世界表面和一切事物状态”。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更把她排在食、衣、住、行之后,视为人类生活必需的五大要素之一,并说“人类非此无由进步”。
印刷术以其对人类文明与发展所具有的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引起世界各界对她的关注和重视,不少学者致力于印刷术发明发展史的研究和着述,其中卓有成效者首推美国汉学家卡特博士。卡特博士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能客观地撰就《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这样一部世界名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学者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由外国人撰写的感召、激励下,决心亲手编写一本更为完善的《中国印刷史》。功夫不负有心人,张秀民先生费数十年之心血,终成长达64万言的印刷史巨着《中国印刷史》,并因此而获得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颁发的“毕升奖”,受到国内外印刷史学界的赞赏和尊敬。
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博士,应李约瑟先生之邀,为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了第三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赞赏的是,钱存训先生近年发表印刷史着作数篇,在印刷历史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开始注意对印刷的社会功能、工艺技术、应用范围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无疑,这对印刷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是有益的。
在印刷历史研究、着述上,除卡特、张秀民、钱存训之外,台湾的史梅岑、李兴才,北京的魏隐儒等着名学者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老一代印刷史家及着名学者,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已故会长范慕韩支持下,经过数十位同仁的辛勤劳动,于1995年底出版了具有填补历史空白意义的《中国印刷近代史》。此书虽以“初稿”出版,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补充修订之处,但在对印刷史的研究作了纵向和横向延伸这一点上,具有开创之功,对以后印刷史的研究和着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人们对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譬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印刷学校等一些印刷院校开始设立印刷史课程或增加印刷史的课时;在海内外众多炎黄子孙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筹建了宏伟壮观的中国印刷博物馆;1993年12月、1996年6月和1997年6月,连续三次召开了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近百篇;《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上海《印刷杂志》等一些刊物经常有专家、学者的印刷史论文发表。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对中国印刷史的进一步研究。
对中国印刷史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为此,人们围绕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印刷是工艺技术,印刷这种工艺技术的发明只有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才能应社会对它的需求而诞生。因此,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印刷是应用技术,是工业,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当今的印刷几乎达到了除水和空气之外可以在任何材质上进行印刷的水平,而且印刷工业已成为跨行业、庞大的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有鉴于此,人们对印刷史的研究,应当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物文献为据,作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全面、系统的进行。这与已故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范慕韩先生,为中国印刷博物馆布展方案拟定的主题“再现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王益先生所赞成的“扩大研究领域,进行纵向(时间上)和横向(与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延伸”,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内。总之,印刷史研究的宗旨和任务就在于要“全面、系统、如实地记述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的发展过程”。
全面,指的是与印刷术发明与发展相关的方方面面。要全面,就必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具体讲:纵向,既要研究印刷术发明前从萌芽、雏形到发明完善的全过程,又要研究前人着作尚未或很少涉足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同时还要整理和记述当代印刷业的发展历程;横向,既研究印刷术的应用范围,譬如书籍、杂志、报纸、版画、纸币、邮票、地图、包装、织物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印刷,又要研究与印刷密不可分的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印刷书刊的出版等内容。而且对上述内容要如实记述,不可偏废。
系统,指的是研究中国印刷史,要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如实勾画出印刷术及印刷事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要作到条分缕析,使人一目了然。
如实,指的是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印刷史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科技史,“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实事求是就是要以史实资料文物文献为据,但并不排除科学严密的逻辑推理。譬如,过去有人把现存世界上刻有精美扉画和明确日期记载的唐咸通本《金刚经》的刻印时间,看作是印刷术的发明时间,但不少学者曾明确指出,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演变过程,以一个刻本的发现来确定印刷术发明的时间是不正确的。因为刚刚发明的印刷术,刻工的技艺不可能如此娴熟,印品不可能如此精良。据此反而可以推断印刷术发明应在其先。后来早于唐咸通本《金刚经》的印刷品文物的连续出土,就证明了这一推理。
最近,中国印刷公司总经理武文祥先生送给我一份正在编纂中的《中华印刷通史》的编写目录,并希望我能为本书撰写一篇“序言”。经仔细拜读,深感此书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如实地反映了我国印刷术和印刷工业的发展过程,时跨数千年、长逾百万字,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华印刷史着作。参加撰稿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对印刷史颇有研究、出版印刷界比较熟悉的学者。相信此书的编纂、出版,必将对印刷史的研究和中国印刷工业的振兴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
199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