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才先生序

──按大印刷史观撰写中华民族印刷科技从古至今发展的历史

一

中华民族在古代重要发明之中，以印刷术对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西方有句名言：“印刷为进步之母!”(Printing,the mother of progrees!)国父孙中山先生也在《实业计划》中指出：“据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也。”“印刷工业为近世社会之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因为印刷蓄积人类知识、印刷推动人类进步、印刷广播人类文化、印刷美化人类生活。人类文化益进步，对印刷的发展需要益迫切。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文野、教育高低、生活良窳、学术兴衰、经济荣枯等等，以其印刷术之发达与否作为衡量指标，最具象徵意义。

我中华民族，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民族，举世公认；而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源远流长，是数千年经验的累积，千百人智慧的结晶，逐渐演进综合的结果。自宋代以来，虽然有不少中外的史学专家，着作了印刷史有关的专书和论文凡数百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从源头到现代，全面而有系统叙述我中华民族印刷术发展的印刷通史。

这部《中华印刷通史》，上溯自新石器时代，下迄于现代，纵贯历史五千余年，从印刷科技相关各源头，如手工刻划于洞壁和器物的符号图案、印文陶、甲、骨、金、石雕刻、文字的产生等开始，皆以印刷科技发展立场，始终围绕此一主线，如实记述印刷术孕育与发展的全部过程，包括现代最新的印刷尖端科技发展概况在内，至当代止。冀能为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华民族，却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印刷通史的缺憾，填补此一大空白。

二

本书是按“大印刷史观”撰写的印刷科技通史，故对于“大印刷史观”，有先加以解释的必要。“大印刷”，是最近几年新兴的名词。有人以为，以往并无“小印刷”之名，现在何来“大印刷”? 其实，如果比照大宇宙(Macrocosm)与“小宇宙”(Microcosm)、“大历史(Macrohistory)”与“小历史(Microhistory)”、“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与“微观经济(Micro economic)”等的已有名词，则“大印刷”(Macroprinting)不应视为标新立异。这“大”与“小”之别，正好就像“宏观”与“微观”一样，表示观察事物的范围，有“大”“小”不同而已。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会有人否认是在严密的调控之下实施的，但在“宏观调控”之前，未见有人指出计划经济的调控是“微观调控”。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改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初期，一度失控，近年厉行“宏观调控”，成效甚着。足以说明，在“宏观调控”以前的调控，不是“宏观”而是“微观”的。

印刷是综合性的应用学术，现在是学术整合的时代，学术与学术之间，彼此重叠的范围愈来愈大，相互影响和关连的部分愈来愈多，凡事应从整体来看、自全局着想、把握大方向、大原则、开创大格局，方能解决问题。就像“宏观调控”振兴经济一样，“大印刷”是振兴印刷工业的重要观念。原因是在“大印刷”这一名词出现以前，一般人多将印刷的范围界定得比较小，如印刷史仅谈印书史，印刷工业仅重视纸张印刷的书刊出版等。因此，中华民族发明了印刷术，虽然举世公认，但无人确知中华民族最早的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 虽以往有印刷史家着作的专书约五十种、论文集约十五种、书影图录约十三种、论文约五百篇，而十九出自图书版本学及目录学家之手，以书史为中心，即使是论述印刷史，亦是以印书史为主轴。正由于以往的印刷史家，将印刷史局限于印书史的范畴，自宋代以来，便有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东汉、发明于东晋、发明于六朝、发明于隋朝、发明于隋末唐初、发明于唐初、唐中、唐末、发明于五代……等等的争论，因为都是微观之见，偏而不全，所以均无定论。

问题是，“印刷”不等于“印书”。印刷的范围极其广泛，印书只是印刷术中的一小部分工艺；印刷可以涵盖印书，印书则不能概括所有的印刷。古代的印斑文布、印符咒、印佛像、印经文、印会子(纸钞)、印纸牌……都不一定是书。凡是单张散页的印刷品，未经过依序连缀固定成册成本，不称为书；但不能说复制书本以外的散页不是印刷品，更不能说印刷这些单张散页复制品的工艺不是印刷术。

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术的发展，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图画的印刷，其内容由简而繁；文字的印刷，其字数由少而多，进而图画与文字混合印刷。自新石器时代的雕树皮和树叶印斑文布、到雕印章盖印文、雕石碑拓经文、雕木版印符咒或佛像、雕铜版印会子(纸币)，都是雕版印刷发展的历程。雕版印刷绝不可能在创始之初就用来印书，雕版印书应在雕版印刷的技艺相当成熟之后。因此，以印书开始的年代，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乃书史学家对印刷史的误断。

本书将“大印刷”界定如下：
(一)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各种工艺技术经过长时期逐渐演进综合而成的集体创作。雕版印刷术不是在某年由某人发明的。
(二)印刷，不仅限于印书，任何图文均可印刷复制。
(三)印刷，不仅限于印纸，除了空气与水而外，任何物体表面均可印刷。
(四)印刷版不仅限于雕刻制版，其他如光学、化学、电学，亦可制版。
(五)雕刻版不仅限于凸版，孔版、凹版亦可用雕刻方法制成印版。
(六)印刷图文不仅限于刷印，压、刮、拍、打、喷、无压亦能印刷。
(七)印刷不限于要用印刷版，如静电印刷、喷墨印刷、电脑直接印刷(CTP)，不需用印版亦可复制图文。
(八)印刷不限于要用油墨，水墨、苯胺、色粉亦可构成复制的图文。
(九)印刷不限于平面，曲面、球面、不规则表面亦可印刷。
(十)印刷是综合性的应用科技，其发展，与当代的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艺术，均息息相关、相互影响。

引用上述“大印刷”的观念来研究印刷发展的历史，便称为“大印刷史观”。本书是按“大印刷史观”所撰写的印刷史，就是从全程的、整体的、全方位的角度，以印刷工艺的发展为主线，来平实叙述中华民族的印刷发展史，不限于汉民族的印刷史，不限于中国本部的印刷史，而是横跨整个中华各民族的印刷史。例如：以契丹族为主的辽国、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以女真族为主的金国，在与宋朝相处的一、二百年之间，都不断吸收汉族文化，也十分重视印刷，并各自印刷汉文书籍及其本族文献甚多，品质亦佳，如《契丹藏》即是一例。近据考证，西夏文印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用木活字版所印，比以往认为元朝王桢用木活字印书为最早的说法，提早了一个朝代，并经文化主管机关组织专家鉴评认定，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三

“江有源头，树有根”。但江源不止一处，自古即有“江源如帚”之说。树根不止一支，树根也如帚，如果树根仅有一支，绝无法长得枝繁叶茂。同理，江源若仅有一处，亦绝不可能一泻千里。我国第一大河的长江，全长5,800公里，宛延流经九省后入海。在古代，认为长江以岷江为源头。徐霞客认为长江以金沙江为源头。地理书籍多认为长江发源于青海的巴颜喀喇山南麓。最近发现，青海与康藏交界处的唐古拉山格拉丹东主峰下的四十多条冰川融冰之水汇流而成的沱沱河，才是长江的源头。沱沱河与楚马尔河、乌兰木伦河合流，称通天河。玉树以下，会合雅砻江，称为金沙江。至宜宾起，才称长江；会合大渡河、岷江、涪江、嘉凌江、渠江，至重庆，为上游；重庆至武汉，为中游，在武汉会合汉水，武汉以下为下游。可见，长江自江源区起，是各源头活水所汇流而成，所有每股涓滴泉水，汇泉水为小溪、汇小溪为小河，汇小河为大河、汇大河为小江、汇小江为长江，万流归江，长江方能一泻5,800公里，因为源头如帚，所以源远流长。

中华印刷术的历史演进，其源头也如帚，各种新旧工艺，也是前后重叠而相互影响的。以雕版印刷的发展为例，自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和树皮布印花纹，至春秋战国的陶印文字、漏印花纱，秦汉时代的玺印陶文、模印砖瓦，以至甲、骨、金、石、竹、木的雕刻，笔、墨、纸的发明，而简牍、刻碑、抄经、钤印、拓印、木版雕印等等，都是前后传承，每一种新的工艺，都是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新工艺出现后，旧工艺仍然继续存在，相互发皇；没有前人的旧工艺，绝不易突然冒出新工艺来。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技术基础、物质条件相互配合之下，经过长时期综合演进发展而成的产物，绝不是由某人在某一年代所独力创造，亦非一物一事所能尽其全功，而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经验的累积，乃集体创作。假如以雕版印刷史比长江，长江的江源区有如印刷的源头期、通天河有如印刷的古代期、金沙江有如印刷的近代期、长江有如印刷的当代期。长江源多流长，印刷术也同样源多流长。长江不起自宜宾，也不是起自玉树，更不仅是起自格拉丹
东，长江是所有远、近、大、小各源头活水汇集的综合。论雕版印刷术，不是创于东汉、不是创于东晋、不是创于六朝、不是创于隋朝、不是创于隋末唐初、不是创于唐初、唐中、唐末、更不是创于五代，印刷术是前后传承、相互发皇、是所有各种相关工艺经过长时期汇集的综合。长江全长五千八百公里，印刷源流也长达五千余年。

四

前述有关印刷史的论着，差不多全是出自图书版本目录学的书史学家之手，以印书史为主轴，并未概括全部的印刷范畴，而是局限于印书史。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作为书史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印刷的图书，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其探讨重点是印刷术应用于图书之后，图书产生的变化及对事业产生的影响。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的印刷只是印刷术中的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讨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印刷术是一项科学技术，也是一项应用技术，现已发展成为大的工业体系。印刷史的研究对象是印刷术的发生、发展及印刷事业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郑如斯，1996)

近代中外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大概可归纳为三个主流：(1)是传统的目录版本学系统，研究范围偏重在图书的形制、鉴别、着录、收藏等方面的考订和探讨。(2)是对书籍作纪传体的研究，注重图书本身发展的各种有关问题，如历代和地方刻书史、刻书人或机构、活字、版画、套印、装订等专题的叙述和分析。(3)是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的分析。(钱存训，1996)

由此可见，书史或印书史的研究，是属于文化史的层面，故不能体现印刷史的全貌，因为印刷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也是一门应用技术，印刷史应该属于科技史的层面。研究印刷史，要站在印刷的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大印刷史观为纲，用平铺直叙笔法，如实记述印刷术孕育与发展的全部过程。(张树栋，1996)

本书所述，认为印书史不是印刷史，印书史属文化史，印刷史属科技史。印刷术的孕育和发展，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综合过程；但印刷品是文化产品，印刷技术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的文化和经济需要，所以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息息相关。(庞多益，1996)故本书在各篇之首，均简介该时期之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
艺术与印刷发展概况。

五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为四篇，即源头篇、古代篇、近代篇、当代篇，计二十六章、七十余节、附录五项，一百三十余万言，纵贯历史五千年，横跨中华各民族，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印刷技术发展的通史。现将断代各期内容简介如下：

源头期起自新石器时代至梁武帝年间，漫长达三千五百年左右，是雕版印刷的萌芽和雏型发展时期。没有源头期的孕育酝酿，绝不会有后来成熟的印刷术出现；由此说明，印刷术是逐渐演进综合而成的，不是某人在某时突然发明的。

古代期指自隋代至清代鸦片战争时共约一千二百五十年期间，是中华印刷术发展成熟、广泛应用、向外传播的辉煌阶段，本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此一部分。

近代期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复员的这一百年左右，此一时期，西风东渐、海禁大开、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中国积弱、中华民族的传统印刷术逐渐式微、西方新式印刷术纷纷传入，是中华印刷术变化最大的时期。

当代期虽仅历时五十年左右，但变化剧烈，资料涵盖两岸，综合处理的难度较大；本书尊重史实，同等对待。

六

本书涵盖的历史长、跨度大、源头多、范围广、内容繁杂，一百三十余万言的钜着，是十多位对大印刷史观有共识的同好，经过多年的构思酝酿；协议各尽心力、各展所长、相互支援、合作撰写这部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影响深远的第一部中华印刷通史。中华印刷术的发展史，是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华印刷通史》的着作，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简介作者如下：

张树栋先生，从事印刷专业四十余年，长期担任印刷工业出版社编辑，《中国印刷近代史》常务副主编和总设计者，曾着作和主编、编辑印刷史书十六种，四百余万字。张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之源头篇、近代篇及古代篇之部分章节，并承担总体规划、附录整理和统稿工作，费心最多、出力最大、贡献最着。

庞多益先生，从事印刷专业四十余年，长期担任原印刷工业出版社的副主任
、总编辑、编审，编着专书甚多，其中以《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印刷编》最具代表性。庞先生撰写本书之当代篇。

郑如斯教授，系北京大学资深着名学者，长期从事书史和印书史的教学和研究，着作有《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国书史简编》等多种与印刷史相关之专着。郑教授负责本书古代篇中有关印书史之撰写。

邹毓俊教授，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印刷工程学院资深教授，长期从事地图印刷的教学和研究，邹教授负责本书有关地图印刷史之撰写。

宋育哲先生，任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所长二十年，现任中国丝网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论着甚多。宋先生负责本书有关孔版织物印刷史之撰写。

牛达生先生，现任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证明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佛经，使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从元代提前到宋代，荣获毕升奖。牛先生负责本书党项族印刷史之撰写。

毕素娟女士，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着名的辽史学家。对辽代文物及印刷史之论着甚多。毕女士负责撰写本书契丹族印刷史。

包雄初先生，现任邮电部邮票印制局工程师、邮票研究室负责人、邮票鉴定
专家，包先生负责撰写本书邮票印刷史。

方晓阳先生，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印刷技术、科技史模拟实验等。方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中国古代工程印刷史。

马贵斌先生，现任北京印钞厂(原度支部印刷局)厂长，高级经济师。马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之钞券印刷史。

张耀昆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任中国《金融时报》主任编辑兼记者。张先生负责撰写本书报业印刷史。

七

兴才与张树栋先生、庞多益先生、郑如斯教授等诸作者理念相同，有心同尽绵薄，故集合各位学者共襄盛举。但本书之编着及出版能顺利进行，全是承蒙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沈海祥先生、中国印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武文祥先生鼎力促成,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高占祥先生和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先生惠予作序、各位作者竭尽心力以赴、印刷工业界友人热心大力支持，良深感荷。兴才除做些龙套串场工作之外，负责担任第一读者，提供拙见供作者参考修正，由于身为一名老印刷人，虽热爱印刷史，但对史学文献涉猎不多，且全书出自十余位作者手笔，连贯及一致性有疏漏不周之处必然不少，尚请方家先进，不吝指教，容再版时修正。

八

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以发展印刷传播为宗旨，有幸能赞助编着本书并在台北出版正(繁)体版本，对填补历史空白、阐扬中华文化、振兴印刷工业尽一分绵薄心力，全体董事均同感荣幸，更对作者诸先生和支援出版之同业单位，表示由衷的谢意与敬意。

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李兴才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台北明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