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政府控制区的印刷业

    抗日战争初期，先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继而武汉、广州等印刷工业比较发达的沿海 、沿江大城市相继沦陷，给这些地区的印刷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一些规模较大的印 刷企业，譬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纷纷迁往大后方的武汉、重庆、桂林、 贵阳、昆明和成都等地。导致大后方一些城市和地区的印刷业迅速发展， 沦陷了的上海、 北平等印刷业日趋萧条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抗战 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全国各地 欢欣鼓舞的同时，在抗战期间印刷业兴旺起来的大后方的印刷企业，又开始大规模的反迁， 重回到它们原来的出发地上海、南京等地。随之出现了 抗战初期完全相反的局面。大后方 的印刷业迅即萎缩，而收 了的上海等大城市又重新发展和繁荣。只是此时的发展 繁荣， 因日寇八年之久的破坏和摧残，已是元 大伤， 抗战爆发前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时 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鉴于抗战 利后从日寇铁蹄下收 了的北平、上海、南京、武汉 等地的印刷业，情况类似；桂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后方印刷基地的印刷业又大致相同 。故仅以北平、上海、桂林、成都、贵阳、重庆和昆明为例，作简要介绍。

一、北平的印刷业

    抗日战争 利后的北平，有财政部印刷 、京华印书局和国民政府接收日伪的新民印书馆 后改称为正中书局北平印刷 等几家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报社办的 印刷 和众多私人开办的小型印刷 。其中：报社印刷 有《华北日报》印刷 、《世界 日报》印刷 、《新生日报》印刷 、《新民报》印刷 和《平明日报印刷 》等多家；小 型印刷 诸如华北印刷 、铁路局印刷 、大洪裕印刷 等有二百多家。 1949年2月统计 ，当时北平全市共有大小印刷企业二百八十家，从业人员约两千九百人。其中有报刊印刷 二十八家，从业人员约一千三百五十人；其它印刷企业二百五十二家，大部分都是仅有几个 人的家庭作坊式小 。当时这些印刷 的经营业务不够景 ，报纸的发行份数有限。譬如： 《世界日报》每期发行一万份；《新生报》发行八千份；《平明日报》仅发行五千份。设备 方面，《新生报》有几台平台印刷 和一台铸字 ；《平明日报》有四台对开平台印刷 ；《新民报》只有一台小型轮转印刷 。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央印制 从重庆派出三路接收人员，先后到上海 、北平和长春接收敌伪控制的印钞 。其中的第二路由中央印制 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陈自康 率领，到北平接收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厅印刷局(即原财政部印刷局、今之北京印钞 )，成 立”中央印制 北平 ”。

    陈自康于1945年11月正式接收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厅印刷局、并将其更名为中央印制 北平 后，立即对该 管理 进行改组，将原来的科、系、部等部门，划为课、组、股。其 设置在 长、副 长之下，设总务、营业、材料、工务、印件监察、人事、会计、出纳等 八个课。其中工务课是生产管理部门，下辖五个组、十二个股。另外，还设有购料委员会、 废料管理委员会、福利社、同人子弟学校、医务室、长春办事处、天津办事处等部门，由正 副 长直接管辖。

    1945年11月8日接收财务厅印刷局之时，全 共有员工三千多人，各类 器均可使用。然此 时中央印制 总管理处不给北平 下达印钞任务，并计划关闭北平 ，致使该 生产停顿， 并发生了一系列裁员 反裁员、拆迁 反拆迁的工潮和斗争。幸得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出面干预和制止，拆 南迁事件方告结束。但裁员一千二百余人 一事，终未幸免。该 裁员后开工生产，承印邮票、支票、单 、簿籍以及地方银行发行的 部分兑换券等活件。1947至1948年间，还印制了少量由中央印制 总管理处调拨来的中央银 行法币和关金券。该 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12月三年中，生产产品的主要品 及其主要设 备如表16-1、16-2所示。此后，该 不止一次面临拆 南迁和大裁员之厄运。

表16-1中央印制 北平 (1945-1948年)生产品表

表16-2北平 1948年主要设备一览表

注：此时，北平 的主持者，在中央印制 总管理处的授意下，基于把主要贵重设 备”南迁 ”，故将大批印刷设备如凹印手 数十台，印码胶印 若干台拆卸，留置 院。所以，设备 一览表内，未将凹印手 列入。

    抗日战争 利后的北平，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员接收，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遂有中共 的地下 人士创设《国光日报》、《鲁迅晚报》、《解放》三日刊、《新闻 评论》、《集纳》、《人民世纪》、《民主周刊》、《人民文艺》等报刊之举。其中：《解 放》三日刊创设于1946年2月22日，出至第二十七期时改为二日刊，1946年5月29日 新华社 北平分社同时被封闭，共出版三十七期。该报自己没有印刷 ，先由新街口附近的一家私营 小 承印，后转至地处宣武门象来街的新东印刷 印刷；由周扬等主持出版的《人民文艺》 ，创刊于1946年1月25日，在北平出版五期后，因在北平难以安排印刷而不得不拿到长春印 制。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印刷 的管理和控制相当严格。唯当时仅有二十多人，拥有三台 对开平台印刷 、两台圆盘 、一台裁纸刀的”新东印刷 ”冒着随时都有被封闭的危险， 承 担了《民主周报》、《世界知识》、《集纳》、《人民世纪》、《人民文艺》以及前已述及 的《解放》三日刊等十多 报刊的印制任务。1946年8月，新东印刷 被勒令关闭，设 备转售给中共地下 筹办的一个印刷 。

二、上海的印刷业

    抗战 利后，国民政府派出接收人员到上海，首先接收了上海的报社和印刷 ；中共中央 也指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现的日报，必须迅速 出版。”同时还指出：”除日报外，其它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 、学校、工 等方面无不需要。”可见国共两 对出版印刷等文化事业都给予了 大的关注 。

    国民政府接收上海后，原由日伪开办的《新中国报》改成了国民 市 部的 报《正言报》 ；当时上海印刷设备最齐全、拥有印速达每小时四万五千份的高速轮转印刷 的申报印刷 和新闻报印刷 ，也迅即为国民政府所控制。随后，随着上海沦陷前迁移到大后方的政府 关团 的回迁，原迁内地的印刷 也纷纷东还，又迁回到上海，致使上海的出版印刷企业骤 增。上海的印刷业又迅即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此时的上海印刷业，有商务印书馆、中华 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正中书局、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公 信会计用品印刷社、美灵登、徐 记、三一、大业，以及国民政府的税务局印刷 、海关印 刷 、中央印制 等大型印刷企业数十家。1946年《上海市年鉴》的统计资料表明，1946年 夏上海印刷发行单行本 数已达四千余 、五十万册。当时上海印刷发行报纸，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 、立报、和平日报、时代日报等十四 大报；大晚报、时事新报、华美晚报等六 晚报；英 、俄文版外文报纸有八 ；另外还有一些小报，计约数十 。各类杂志为四百三十 。到19 49年，上海仅私营印刷业已有二千八百七十七家。其中：

    以上二千八百七十七户中，有家庭作坊式的夫妻小 三百三十九家。另外还有从事印刷 械 制造和修理的印刷修造 十余家。

    抗战 利后的上海印刷业，较之抗战期间有所恢 和发展，但一时还难以恢 到抗战前中国 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时的水平， 国外先进国家相比更有着较大差距。事实上，上海在抗 战期间遭受日寇摧残的、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大型企业，抗 战 利后已无力恢 ，远不如昔。其中商务印书馆因遭敌 轰炸， 房被毁，设备毁损严重 ，好端端一个三千多人的大型印刷 ，到1949年时，仅剩员工不足二百人；中华书局印刷 也因战争遭受重大损失，且将资金转至香港和新加坡。为数众多的小型印刷 ，更是步履维 艰，一蹶不振，能维持到1949年者已为数不多。

    由于抗战 利后的上海为国民政府接收、控制，中共印刷发行报刊和书籍，则很自然地 转 到地下，封闭、撤消，甚至领导人被捕等事件时有发生。譬如，在1946年，《新华日报》筹 备处被迫撤消，《文萃》杂志社、重庆三联书店、武汉联 营书店的领导人先后被捕。其它诸 如大华印刷 、合作印刷 、协兴印刷 、大陆装订 等，都曾为共产 地下组织印装过 不少书刊。尤其是抗战时期被迫停办、抗战 利后刚刚恢 生产的大华印刷 ，全 不到三十人，设备仅有三台手摇铸字 、一台全张平台印刷 、几台对开 和方箱 、圆 盘 、裁切刀等，老板一家五口人，同工人一起经常加班加点 印书刊，因其铅字不 足，不得不采取边排、边拼、边校、边改、边付型、边印刷的办法，以保证出书时间。

三、桂林、成都、贵阳、重庆和昆明的印刷业

    桂林、成都、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在抗日战争期间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其 中，虽然桂林曾于抗战 利前夕一度沦陷，但其基本上是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仍不失为中 国的大后方。这些后方城市，由于抗战爆发后日寇疯狂进逼，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 州等地相继沦陷，沦陷地的出版印刷企业纷纷内迁，印刷出版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抗日 战争 利后，随着政府 关团 的东还，抗战期间迁来的出版印刷企业又纷纷迁回原地，导 致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印刷业又转向清淡、萧条。这是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所使然。鉴于这 些城市抗战 利后印刷业东还的情况 其它大后方的城市相似，故仅以桂林、成都、贵阳、 重庆、昆明为例，作简略介绍：

    广西桂林，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南京等地印刷业内迁曾一变而成为全国文化名城。那时在桂林文化事业比较集中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一带，书店鳞次栉比，被称作”文化街 ”。抗日战争 利后，原迁来桂林的印刷企业均随 关团 和文化出版部门的 员而回迁。剩下来的印刷企业都是当地原有的一些小型印刷 。桂林的印刷业迅即变得萧条起来。 不 完全统计，1946年至1949年间，包括桂林在内的、广西全省的书店、印刷单位仅有一百余家 ；出版刊物不到六十 ；设备仅有圆盘 和对开 ，没有轮转 和平印 等比较先进的 器 。当时这些印刷 只能印刷社会零件和烟盒、商标等简单印刷品。 抗日战争期间的那座文 化名城的桂林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云南的昆明，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因沿海、沿江城市出版印刷业的内迁而成为大后方文化出版 中心之一。抗战 利后，昆明的印刷业也因部分工 反迁而有所萎缩，但不像桂林变得那样 截然。似乎有几家规模较大的印刷 仍留在昆明继续营业。譬如：设在昆明的《中央日报》 印刷 ，原本在湖南长沙，后因长沙大火而迁至桂林，后又由桂林迁来昆明。这个 1943年 有职工一百二十六人，到抗战 利后的1946年增至一百六十一人。设备有一台全张平台 、 五台对开平台 、五台圆盘 和全副浇版 等。日平均能印报一万一千多份。再如云南省经 济委员会印刷 ，曾因管理不善于1944年停工整顿，1945年6月更名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鼎 新印刷 ，抗战 利后的1947年并入云南印刷 。当时拥有四台铸字 、一台平版对开铅印 、一台对开电动石印 、两台手摇石印 、六台圆盘 等设备，从业人员二百七十余人。承担着《国际新闻》、《中法文化》、《版画》、《龙门周刊》等十多 期刊和图书以及云 南省经济委员会所属单位的印刷任务。

    四川的重庆和成都，尤其是重庆，在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陪都，集中了不少政府 关、文 化团 、新闻出版 和银行钱庄公司商号，很多文化名人也云集于此，印刷事业相当发达 。除内迁而来的一些大型印刷 外，为满足当时对印刷器材的需求，还由重庆亚明 器 生 产制造平台铅印 、鲁林 、圆盘 、切纸 、三面切书 等 器设备；新设和扩建了重庆 中央造纸 、宜宾中原造纸 、成都建国造纸 、乐山嘉乐造纸 等造纸 ；在成都开办了 两家铸字所。抗日战争 利后，随着政府 关、学校、团 的东还，不少印刷企业也随之迁 ，加之战后通货膨胀、物 飞涨，致使原有印刷企业也难以维持。 统计，到1949年，重 庆仅剩大小印刷 家五十家，成都只有三十家。而且这些印刷 家规模较小，只能承印一些 简单印品，无力从事大量书刊印刷。

    贵州省会贵阳，抗日战争期间，因工 内迁导致印刷业一度繁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均在贵阳设立分局；规模较大的武汉日报印刷 也于此时迁到贵阳。到1945年，贵阳已有印刷企业三十余家。抗战 利后，贵阳的印刷业虽因一些迁来的印刷企 业东还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因当时贵阳卷烟工业有较大发展，各 工业产品的包装装潢对印 刷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需求，而且小报、期刊数量此起彼伏，数量增多，致使贵阳的印刷业未 因抗战 利后部分印刷企业东还而趋于萧条。到1949年，贵阳市的印刷企业已多达五十四家 。且仍呈现着一 持续发展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