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沦陷区的印刷业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北平、天津、上海、南京、 武 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後失陷，大片领土被日本强盗所侵占，成为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 。而事实上，沦陷区并非仅上述这些在七七事变後日寇大举侵华中所占据的中国领土。因为 日本侵略中国长达七十年，中国的宝岛台湾早於1895年的甲什战争为日寇所侵占；东北三省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後也为日本所独吞。台湾和东三省早於七七事变数年、数十年前变成 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的沦陷区。由於台湾和东三省早已沦陷，尤其是台湾早於十九世纪末 即为日本所侵占，故在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崛起一章中未作详细介绍、甚至未作介绍。意在 它是沦陷区，理应将其放在″沦陷区″中记述。

沦陷区，包括大半个中国领土，而且是沿海、沿江的发达地区。沦陷之前中国近代印刷工业 从这里崛起和发展，中国的印刷工业主要集中在这里。同时，沦陷区各地印刷业又都存在着 沦陷区特有的、类似的情况。为此，对沦陷区的印刷业，仅以台湾、东北三省、北京、上海 、南京、武汉和广州为例，作简要记述。其中，北京、上海和南京沦陷於1937年7～12月， 虽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存在着孤岛租界区，但其在八年抗战期间基本上是在日寇 控制之下，理应放在沦陷区记述；武汉和广州，尤其是武汉，抗战之初曾是上海、南京等地 工厂和机关向内地转移的集中地，但不久即为日军所侵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日寇占领之 下，故亦於″沦陷区的印刷业″一章中记述。只是对这些地区的记述，将沦陷前那段短暂时 间的史实给予充分地介绍，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印刷事业变化动荡的本来面目。这是需要 预作说明的。

一、台湾的印刷业 参见台湾陈政雄先生文《台湾印刷业的发展历程》。

自1895年甲什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後，历经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任皇帝，到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对中国台湾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压警察统治。在此期间，不仅台 湾的高级官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而且对一般职员的升迁待遇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台湾人民 遭受了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和凌辱。与此同时，大批以关西、九州为主的日本商人和退伍军人 纷纷来到台湾，开设印刷厂、文具行。台湾的印刷业几乎为日人所独占。尤其是当时台湾各 级 政府机关、铁道部和邮电局的印件，全部为日本印刷商所包办。当时日本人在台北开办的印 刷机构以服部、小 、松浦屋、江里口、德丸、盛进、小川等最为著名。其中服部不仅有完 备的活版印刷设备，而且还有数台手摇平台石印机和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金属印版手摆平印 机在内的、能承接彩色印刷品印刷的数台平版印刷机，具有采用平版、石版和凸版印刷的综 合印刷能力，人员多达近百人。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称作″山??″的印刷行，专司表格印刷 ，几乎 垄断了台湾的表格印刷品。除日本商界、企业界开办的印刷机构外，日本总督府也设有印刷 所，用以印刷一元、五元、十元钞票和政府的机密文件。

在日本统治下的台北市，也不乏国人从业印刷者。规模较大的有谢火土先生创办的光明社、 陈清水先生创办的清水商行和邓进益先生创办的大明社。其中，大明社的印刷厂有工人近一 百二十人，拥有铸字机、对开活版印刷机、菊半活版印刷机、四开机、平版印刷机、手摇石 版机、装订机和一些相应的磨版、制版设备。规模虽大，但设备还比较简陋。光明社和清水 商行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台北市的印刷业有百分之八十是铅印，百 分之二十为包括石印在内的平印。

当时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市的印刷业，从事铅印、石印和金属版平印的厂家共约三四十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以活版印刷为主的″白鸡堂″和以出版印刷佛经为主的瑞成书局印刷厂。而第三大城市台南市的印刷业，反比第二大城市台中市发达。有以平台式石版印刷机为主的 四家机械化石印工厂。其中有一家拥有现代化的金属版圆压式平版印刷机，印速已达每分钟 六十张。这在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印刷机。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到抗日战争时期，已有报社六家。其中台北两家，台中、台南、高雄、 花莲各一家。台湾的铜锌版凸版制版技术即始於这些报社印刷厂。而当时采用照相工艺的照 相铜锌版制版技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不可避免地也为台湾培养了一批照相制版方面的技 术人才，印刷使用的设备器材，主要靠进口。台湾仅能生产手摇石版印刷机和活版印刷机等 少数几种简单机械，以及用於书写、印刷用模造纸、印书纸等类纸张。铸字机、裁切机、平 版印刷机等机械和高品质纸张则全赖进口。

抗战末期，日军战事失利，便穷凶极恶地搜刮台湾物资，印刷业也随之一蹶不振。不仅材料 、业务没有，而且时有人员伤亡和设备毁损，给本来就比较落後的台湾印刷业又造成了极大 的破坏和摧残。

二、东北三省的印刷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後，在中国军队不抵抗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并 於1932年3月在长春建立了傀儡政权。出於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对新闻出版宣传文教等方 面 控制的需要，东北的印刷业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即中国原有的印刷企业纷纷倒闭或萎缩 ，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而敌伪政权为了给侵略者涂脂抹粉、开脱罪责，却在加强和发展他 们由日本人经营的印刷机构。而这一畸形发展的现象在沦陷区是相通的。

东北沦陷後，东北不少原有的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以不同方式为日本人所占有。譬如哈尔滨 最具影响力的″新华印书馆″，於1931年被日寇所侵占，并更名为″滨江印刷株式会社″； 1935年3月23日，在中国政府无权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将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出卖给日本满 铁株式会社，原中东铁路印刷厂更名为″哈尔滨铁路局印刷所″。与此同时，还增设了″金 泽 银行印刷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推行所谓的″国语″(指日语)教育，对中国人进行日语训 化和奴化教育，这就需要大量的日语教科书和侵略者所需的、为其侵略中国服务的报刊和书 籍，致使一些由日本人控制的印刷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当时的报纸有《满洲新闻》(日文) 、《新京日日新闻》(日文)，《大同报》(满文)，《朝鲜日报》(朝鲜文)，《满洲每日新闻 》(英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奉天每日新闻》(日文)，《盛京新闻》(满文)，《 醒时报》(满文)等三十六家，主要分布在长春和沈阳。另外，还在大连设有满文的《泰东日 报》，在哈尔滨设有俄文的《哈尔滨日报》和日文的《哈尔滨日日新闻》。这些报社除满文 《醒时报》使用四台平版印刷机外，其余都有先进的轮转印刷机，其中还有两家拥有超高速 轮转印刷机。其它设备也比较齐全。参见《中国印刷近代史》第449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

伪满时期的东北，出版刊物较重要者，有《月刊满洲》、《蒙古研究》、《兴亚》、《艺文 》、《康德新闻》、《礼报》、《国民》等一百余种。这些刊物主要用日文、满文，也有用 蒙文、俄文者，均由日本人控制。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参见《中国印刷近代史》第449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国土地上出版的主要报纸和刊物，主要用日文而不用中国的汉文；对中国土地上的中国 人民，强化日语教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当时仅黑龙江省，就有日本人开办的直接用於书刊印刷的印刷厂四 十一家，这还没把日本驻黑龙江省的各种机关、团体、报社和杂志社开办的印刷机构计算在 内。其中，哈尔滨有十四家，最大的是哈尔滨印刷所，曾大量印刷反共反苏书籍；齐齐哈尔 有四家，著名的是博集印刷所；牡丹江有十二家，规模较大的是株式会社共同印刷所；佳木 斯有两家。而中国人开办的私人资本印刷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呈现一片萧条景象。

三、北平的印刷业

日本侵略军大规模侵华的起点 七七事变的发生地芦沟桥，地处北平城西南，北平(今北 京)迅即失陷。失陷後的北平，由日寇军管，北平的印刷业也为日军所控制。以 当时北平较大的商务印书馆设在北平的京华印书馆和财政部印刷局为例：京华印书馆於七七 事变後，由日本的友利洋行所控制，职工仅剩四十人左右，业务上一蹶不振；财政部印刷局 ，系中国最大、设备和技术最为精良和先进的印钞企业，1937年8月9日被日伪接管，从此开 始处於由日伪控制的艰难处境中。日本侵略者利用财政部印刷局的设备和人力，为其印制伪 钞，支持他们的侵华战争。在工厂，他们实行强化治安政策，并采取在全局围墙上架设电网 ，印刷局门口及重要路口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在重要处所加设岗警和派军警随时巡逻等措 施。对工人，则实行″联环保″制，将工人缚在一起，控制工人的越轨或反抗行为。

为了确保印刷局印制日伪钞票的质量，他们还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辑唐，指令批 准财务总署和印刷局，高薪特聘日本人山上谦一、浅仓正一担任印刷局的技术官和副技术官 ，用以监督印刷局的生产活动。当时王辑唐在给财务总署和印刷局的函令中写有：″据财务 总署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之国币关系至巨，印刷若不精致，影响国币信用，拟推荐 山上谦一为技师，浅仓正一为副技师……。″这两名日本技术官，在印刷局享有特殊的待遇 。二人来印刷局一年後，政务委员会又函令印刷局：″山上谦一、浅仓正一等二员应准照发 加俸两个月外，山上谦一照约致送年终奖金二千元。″ 参见《北京印钞厂简史》123页，俞洪等执笔，1987年北京印钞厂印装。

史料记载，当时山上谦一的年俸一万四千元，奖金二千元，加薪二千二百五十元，合计为一 万八千三百五十元，来往旅费等费用还没计算在内。这个数字，是当时工人平均年工资收入 的一百倍，即一个工人上一百年班才能挣到的工资总额，这是何等不平等的差异! 更有甚者 ，七七事变後走马上任、为日伪效劳的新任局长郑文轩， 此人生母是日本人，毕业於日本明治大学法科系，曾任国务院秘书、公债司帮办、 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其舅父是侵华日军特务部部长少将喜多。故日伪接管之初(此时伪政 府尚未成立)即派其接管财政部印刷局这一於政治经济关系重大的印钞企业。动则乘坐汽车，警卫保镖护卫，武装警察乘摩托车开道；居处由守卫队设岗警戒，以保安 全 。其整天花天酒地不说，子女亲属在印刷局注册挂牌领薪者竟多达三十二人。而印刷局的中 国员工却生活在倍受欺辱的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靠拉洋车、做小生意等来糊口维生。

沦陷後北京财政部印刷局的境况，与全国各沦陷区境况相同或相似，在此略书一笔，以示一 斑。

1939年，日本人在北平建立了一个华北沦陷後华北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 北平″新民印书 馆″。该馆由大汉奸曹汝霖任社长，在日本侵略军中选调懂印刷者充任厂内各部门的负责人 ，并从日本直接购运全张和对开米利机、全张和对开平台印刷机、全张和对开平印机、对开 彩色平印机、全开自动凹印机、照相机、万能铸字机，以及绘制石版、珂罗版和照相分色的 机械等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印刷设备。用以承担以教科书为主、兼及书刊和伪钞的印刷任务。职工多达两千多人。同时还有一些报社，譬如《新民报》、《时言报》、《东亚新报》、《 新北京报》、《民众报》、《武德报》和《实报》等，也都设有印刷机构。其中由日伪主持 的《新民报》、《武德报》和《东亚新报》，都从日本购买机器设备。1938年《新民报》从 日本购入的八十四英寸高速轮转机，为各报中之最新设备和印刷效率最高者。

在日伪控制期间，因有日本军方和日伪政权的保护，日本人在北京开办印刷厂者逐年增加。1940年7月26日的《新民报》刊文透露，当时日本人开办的印刷厂共有二十九家，规模皆在 数十人间。其中：设在王府井大街的新兴印刷社，有职工四十六人，各式机器八台；设在阜 成门大街的共进印刷社，有职工五十六人，不同型号的印刷机械四台；设於前门外杨梅竹斜 街的兴华印刷所，有职工六十一人，各种机器十六台。这些日本人开办的印刷厂和日伪政权 控制的印刷企业，在沦陷时的北平承接印刷业务，使得中国人开办的印刷企业营业清淡，只 好印刷诸如神佛纸马及零件等零星印刷品以维持生计。私营厂家迅即由抗战爆发前的二百六 十余户减少到约一百八十家。

四、南京的印刷业

南京在中国历史上是几朝文化名城，抗日战争爆发时又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和江苏省的省府， 系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版印刷业虽比不上上海，但也非常发达。据《南京 市印刷业同业公会档案》参见张志强着《江苏图书印刷史》第277～2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材料显示，抗日战争爆发二年前的1935年，南京市加入印刷业同业公会的铅印厂家有四十 六 个，其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印刷厂是仁德印刷所，有职工一百五十人；十人以上的印刷企业有 十五个。而抗战爆发南京沦陷後的1941年《汪伪南京特别市印刷业同业公会档案》参见张志强着《江苏图书印刷史》第277～2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材料显示，1941年加入印刷业同业公会的铅印厂家是三十八个，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新中印 刷公司和同仁印刷公司，各有职工10人；其余三十六家均是10人以下的印刷作坊，三十八家 总计才有一百六十八人(表15-5)。此表采自张志强着《江苏图书印刷史》第280～2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仅比1935年仁德印刷所一家多十八人。而且1935年统计的四十八家中，只有七家维持到1943 年，其余全部在日本侵华时或稍後倒闭。可见日本侵华战争给南京的印刷业造成了何等严重 的破坏和摧残。当然，参加印刷业同业公会的都是私人、规模较小的印刷企业，由政府及相 关部门官办的规模较大的印刷机构均未统计在内。譬如民国期间的江苏省政府印刷厂、军政 府印刷厂、中央党部印刷厂、军政部中央军人 监狱印刷工场等。这些都是抗日战争 爆发前、拥有较为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印刷厂。抗战爆发後，一些比较有名的印刷厂家随政府 内迁，技术人员大量流散，机器设备也多毁於战火。沦陷後南京的印刷业处於清淡、萧条中 。

表15-5汪伪南京特别市铅印印刷厂名单(1941年7月)

五、上海的印刷业

上海沦陷之前，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出版印刷中心。这里不仅印刷企业多、规模大、设备先进 ，而且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七七事变後，上海大批印刷企业有计划地随政府内迁，加 之商务印书馆等不少印刷企业遭受敌寇炮火的毁坏，上海的印刷业大不如昔。但与北平、南 京、天津等其它沦陷区不同的是，上海虽被日军占领，但英美等租借区尚未被日军侵占，留 有 一个被称作″孤岛″之地仍可继续营业。此时的上海，还有印刷企业约二百家，约有从业人 员一万人。从1937年八·一三战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大约四年多的孤岛期间，租 界区内仍集中了不少进步爱国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在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出版了《鲁迅全 集》、《资本论》等书籍。还於1937年12月7日创办了第一个救亡刊物《团结周报》， 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承印。《团结周报》以″宁波文心印刷所″作伪装，以免引起敌人注 意。後因此刊不仅风行上海，而且远销东南亚各国，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而被敌人侦知， 被迫停刊。与此同时，上海的印刷工人还印刷过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中共上海文委出 版的《公论丛书》、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出版机构″北社″出版的《北斗》杂志等抗日刊物 。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後，日本同英美等国处於战争状态，随即侵入上海租界区，对租界 区内的中国文化事业进行疯狂的摧残和破坏。他们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光明书局和兄弟图书公司等不少出版单位，并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单位 抢劫一空，致使上海的许多刊物被迫停刊。

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先在孤岛，後在全部沦陷了的上海，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长 期坚持印刷出版书刊。1938年12月，生活书店在汉文印刷厂印刷《战时课本》时被抄， 店员被捕；1939年5月，三星印刷厂、晋益装订厂又先後被抄。使这些企业的物资遭受重大 损失，人员有的也在狱中折磨致死。但日寇的残暴无法压制中国人民仇恨的怒火。就在1943 年某一天上海汪伪出版的《中华日报》上，出现了″打倒汪精卫卖国贼″八个醒目的标语广 告，使沦陷区为之一振。敌伪军警荷枪实弹，把他们自己开办的《中华日报》社围了个水泄 不通，并派出大批特务进厂侦察，始终未能查出这位敢於在敌人心脏向敌人挑战的爱国人士 。事後获知，原来这是青年工人周文钊，利用″重登广告不校对″这个空子，机警地把″重 金聘请越剧皇後″的广告换成了″打倒汪精卫卖国贼″。爱国民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

沦陷後的上海印刷业尽管一蹶不振、步履维艰，但上海毕竟是印刷实力雄厚的、中国近代印 刷业崛起之地，资金、设备、技术、原料均较内地充裕得多。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等根 据地有不少设备、器材都通过各种渠道购自上海，上海的印刷工人也分赴全国各地，有 力地支援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事业。

六、武汉的印刷业

武汉是华中地区沿江重镇，又是湖北省的省会，包括近代印刷与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相当发 达。七七事变後，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文化出版部门以及印刷机构纷纷内迁，其集中地 就是武汉。致使武汉的印刷业於沦陷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在特 殊历史环境下出现的历史性的特点和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前，武汉有印刷厂 二百七十余家，拥有各种不同型号和种类的印刷机约一千一百台，从业人员约一万一千人， 平 均日排字量为三十六万字，印刷能力是三百五十万张。七七事变後，尽管国府五院迁往重庆 ，但因武汉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且各方面基础条件较好，为办事便利起见，商界和新 闻出版(包括印刷)界，以及机关、学校、团体，甚至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机关，都纷纷内迁 ，云集武汉。使得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具体到印刷业，除原有印刷厂家继 续营业且业务繁忙外，又从上海、南京等地迁入和新建了一些印刷机构。冯玉祥将军主持的 三户印刷社就开办於1938年武汉失守之前。虽然如此，武汉的印刷能力在支援抗日热潮中仍 感不 足，各厂不得不靠加班加点进行突击赶印。致使印工和印刷品的售价大幅度上升，竟然达到 每令纸印刷费为国币二元五角，报纸每令售价国币十一元以上。当时各种印刷品的销路都非 常旺盛。报刊、书籍等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较以前高出数倍。以当时比较畅销的《大公报》 为例，当时武汉出版的《大公报》的销售额已超过以前上海版和天津版的总和。老树先生撰 文《八一三後的汉口印刷业》中提到：″前二天，我到特三区的××印刷公司去印卡片。他 们的职员很和蔼地对我说：'对不住! 机器没有空。'我一连跑了两三家，都被他们飨以闭 门羹。这真是Marvelous的事，说起来有谁相信呢?″这虽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它却能生 动地反映出当时武汉印刷界的繁忙景象，是当时印刷繁荣的真实写照。据统计，从1937年七 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武汉印刷出版物中仅报刊 一项就有一百七十三种。

1938年6月至10月间，日本军部鉴於只有攻占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武汉， 才能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中枢，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而决定集中四十万精锐，迅速进行武汉决 战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集百余万大军保卫武汉。其结果，虽以失败告终，但日军 因伤亡二十万兵员而损失惨重，从此再也没有力量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中国抗日战争 进入了来之不易的相持阶段。

武汉失守，武汉印刷业一度兴旺的景象随之消失。一些由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迁来 的出版与印刷企业，还有一些武汉新建和原有的印刷企业，又从武汉迁往重庆、贵阳、昆明 等大後方。继续以印刷为武器，支援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迁移中，部分向重庆转移的印 刷厂在途中遭到日机轰炸，设备、人员都遭受重大损失。

武汉失守前，湖北省政府迁到靠近四川的大後方恩施。原湖北省最大的印刷机构省立″湖北 印书馆″和一些印刷厂随政府转移。日寇的占领和文化出版印刷机构的迁移，使武汉的印刷 业一落千丈，滞留和没有来得及迁走的民营印刷业惨淡经营、步履维艰，进入了它作为沦陷 区所固有的萧条清淡期， 而日本侵略者，为 了稳定政局，除原有日本人开办的崇文阁印刷馆外，又新建了″三宝堂″、″木材″、″汉 口″等印刷机构。这些日本人开办和由日本人强占、控制的印刷机构，在日本占领者的支持 下，生产为侵略者服务的印刷品，设备先进，活源充足。一个沦陷区所特有的畸形发展的印 刷业又展现在武汉沦陷区。

七、广州的印刷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广州，印刷所虽为数不少、布满全市，但绝大多数都是规模较小、设备简 陋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而且印刷品质不佳。参见锓??《广州印刷业的概况》，载《艺文印刷月刊》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上 海艺文印刷月刊社1937年11～12月出版。抗战爆发後，上海、南京等印刷业发达城市的文化出版部门南迁，一些机关、企业和文化人 也向广州集中，使得广州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出版印刷业也一度兴旺起来。原因之一，是广 州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加之广州有一个日产五百吨的造纸厂已经投产，纸张充裕，必要 时还可从香港进口外国纸，纸张充足、成本低廉，导致一些出版印刷机构、譬如抗战初期刚 刚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日报》迁来广州落户。甚至一些设在武汉的报刊编辑部也把稿件寄到 广州，在广州印刷。当时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的编辑和印刷就都在广州进行。

广州市的印刷业集中在惠福路、西湖路、民生路一带，据1948年4月广州市印刷业同业公会 会员名册记载，当时印刷厂家二百二十一家，加上名册以外的印刷企业，共计二百三十多家 。这二百三十多家印刷企业，建立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有四十四家，建立在抗日战争期间 的有四十九家。据此，抗日战争期间广州的印刷机构当在八十家上下。当然，1938年10月广 州沦陷後，印刷势必清淡萧条，印刷企业肯定不足此数。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印刷业，呈现着非常复杂的情况。从上列几个大城市印 刷业的动荡兴衰，可对沦陷区印刷业的基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归纳起来，其特点是：

(1)日寇的铁蹄踏到哪里，哪里的印刷企业来得及迁走的，都向大後方迁移，来不及 迁走的(多是小型企业)，或倒闭停业，或印些零星活件勉强维持，印刷业迅即衰败、萧条。

(2)日寇的铁蹄踏向哪里，哪里的印刷企业必遭受重大损失，有的被日寇强占，有的被 抢掠一空，有的被日军炮火击毁，有的在迁移途中被日机炸毁。刚刚崛起的中国近代印刷业 ，遭到日寇的严重破坏和摧残。

(3)在日寇侵占了的城市中，日寇新建了一些由日本人开办的印刷机构，用以印刷支 持日军侵华、为日寇涂脂抹粉的报刊、书籍和宣传品。这些印刷机构，从日本运来一些新式 印刷设备，设备齐全、技术先进，造成沦陷区印刷业畸形发展的特殊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