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印刷通史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譬如：陕甘宁边区、晋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华中根据地、华南根据地等。在这些地域广阔的根据地中，又各包含着许多较小的根据地，譬如：华中根据地又包括苏中、苏南、苏北、淮南、淮北、浙东、皖中、鄂豫皖八个战略区(根据地)；华南根据地包括东江根据地和琼崖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又包括北岳、冀中、冀东、平西根据地等。这些根据地，出於动员民众、全民抗战以及革命宣传上的需要，都建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印刷机构。这些印刷机构，由於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下，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加之根据地多处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後的农村地区，原来印刷业相对落後或尚无印刷业，致使这些印刷厂的技术和设备相当落後，印刷器材极度缺乏，有些还停留在简陋、落後的石印、油印水平上。当然从另一角度讲，面对日寇的扫荡、进逼，根据地的地域经常变化，印刷厂经常随军迁徙，大型、沉重的印刷设备也多有不便。这是战争环境下印刷企业的一种特殊而又必然的现象。

陕甘宁边区，原名陕甘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後，根据国共两党关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於1937年9月6日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辖下为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首府延安，分延安、绥德、关中三边和包括1941年增设的陇东分区在内的四个分区，共二十三个县。人口约一百五十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及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印刷事业也相对发达，建有规模较大的延安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光华印刷厂、抗敌印刷厂等。承担着抗日战争时期各种书刊、报纸和中共中央机关文件等的印制任务。

中央印刷厂厂址在清凉山，生产环境相当简陋(图15-1)。印刷机安装在鹫峰泉旁一个幽暗的石洞里；《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排字房挤在一间弥陀佛石洞内，弥陀佛是就地凿成，与石洞地面浑然一体，莲花座四周约六十平方米的地方，挤放着二十多台排字架和三个拼版台，十五六个人挤在一起拣字排版。参见1981年《中国印刷年鉴》第275页万启盈文《在困难条件下坚持书报出版的延安中央印刷厂》，印刷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到1941年秋，该厂排字效率已达每月三百万字，印刷三百二十令，职工多达三百人。生产组织和机构设有报纸排字间、书版排字间、铸字间、刻字间、打纸型间、铅印间、石印间、铸铜锌版间和装订车间。主要设备有四台对开平台印刷机、两台四开平台印刷机、三台铸字机、一台切纸机、一台烫金机、一台小发电机、五台手摇石印机和手摇圆盘机等。承担着当时边区和中央系统的报刊、书籍、文件资料、地图、月历、表册和包括钞票在内的各种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中央印刷厂的组织机构，设有由厂长负责召集和主持的厂务会议。厂务会议由厂长、副厂长、工务处长、总务处长、支部书记和工会主任组成。全厂性的问题，譬如全厂的生产计划、预算和决算、干部配备和调动、较重要的奖惩，以及属於党、政、工会需要相互配合的某些活动，均需提交厂务会议讨论、解决。厂务会议设厂长、工会主任和支部书记组成的、带有常务委员会性质的″三人团″，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中不便召集全体厂务会议的问题。具体机构设置如图15-2所示。

延安八路军印刷厂属军队印刷厂，任务是印刷军中所需的各种图书和教材，以及《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等杂志、画报和对日寇进行斗争的各种宣传品。

延安八路军印刷厂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由於日寇的围攻和封锁，印刷原材料极度缺乏。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全厂职工上上下下，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干劲，克服困难，自制了印刷用纸、油墨等材料，使得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其中：

印刷书报用的是以当地生长的马兰草为原料生产的马兰草纸。

油墨是用石油厂的原油废渣而制成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油废渣焙烧後取得油烟粉尘，再用亚麻仁油煎熬，相互搅拌均匀，然後用自制的轧墨机进行轧制。该厂使用这种油墨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

铅字原料铅合金的来源十分困难，工人们就用马兰草六七张或十几张，糊成与老五号对开、四开一样厚的纸板，用铡刀铡切成纸板条代替铅条拼版使用，以减少铅合金用量。

用从桃树上采集的树胶代替阿拉伯树胶，解决了制版之需。同时，还用自制的胶液，刷成石印用的药水纸，代替了一部分药纸。

上述印刷制版用原材料的代用品，制作和使用都不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是经过全厂职工动脑筋、想办法，反复试验才得以完成的。这是印刷业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才会出现、在一些抗日根据地印刷厂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

延安八路军印刷厂的设备虽然简陋，但发展却非常迅速。该厂建厂二周年的工作总结显示： 1940年度的排字量是八百零七万九千，是第一年度排字量的四倍多，而各种书籍的出版则是第一年度的五倍多。可见发展是极为迅速的。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印刷机构，除延安中央印刷厂、延安八路军印刷厂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光华印刷厂、财政部印刷厂、留政印刷厂和地处绥德地区的抗敌印刷厂等。其中：光华印刷厂是一个主要承印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和政府文告的印刷厂。该厂於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因国共两党合作协议规定边区不设银行，不发行货币，市场上通用法币，故仅为解决辅币缺乏困难，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一分、二分、伍分、一角、二角、伍角、柒角伍分等七种辅币券。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才正式发行边币，并逐步收回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的辅币券。

财政部印刷厂的前身是延安中央印刷厂的石印车间，1942年由中央印刷厂分出，建立了独立的财政部印刷厂。主要承担陕甘宁边区钞票的印制任务。

绥德抗敌印刷厂，是陕甘宁边区继延安中央印刷厂和八路军印刷厂之後建立的第三个印刷厂。该厂建於靠近对敌斗争前沿的绥德地区。而绥德地区又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根据地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绥德抗敌印刷厂创建於1940年初。当时在与国民党绥德驻军何绍南部发生的磨擦中，於绥德城南七里铺村的土窑洞内获印刷机和铅字等印刷设备、器材，遂有筹建抗敌印刷厂之举。该厂由傅汉民、王光宇、戴紫钟等负责筹建，并从延安中央印刷厂调来万启盈任厂长。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经过选址、安装机器、铸字、整理字架、招收工人等紧张有序的筹备之後，於1940年5月20日举行开工仪式，正式开工投产。

1940～1941年间，抗敌印刷厂购买了绥德地区的一个私人小印刷所和一家石印馆，并招收了社会上几个懂得印刷的技术人员。至此，该厂已形成为一个拥有对开机、圆盘机、石印机和能制版、能印刷，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印刷厂，承担了绥德地区的全部印刷任务。计有：《抗敌报》、《战声报》、《抗大报》等报纸；大批对敌宣传品；干部学习材料；当地政府机关、学校、商业等部门的书刊文件；以及粮票通用证、账册、表格和为抗日军政大学″德合商店″印刷″德合有价证券″等。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晋察冀边区，位於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石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下辖一百零八个县。在晋察冀根据地，主要有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冀中新华印刷厂、冀中导报社印刷厂等。

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创办於1937年12月11日。创办初期的晋察冀日报称作《抗敌报》，地址在河北省阜平县城，为四开毛边纸单面石印，三日刊。1938年3～5月间，从冀中的任丘和定县运来八开铅印机及二、四号铅字等器材，遂於8月16日第63期起改成铅印四开、四版、隔日刊。到1940年11 月7日，北方分局决定将《抗敌报》从第457期起改称《晋察冀日报》，并於此时由隔日刊改成日刊，印数已达两万一千份，分发到北岳、冀中、冀热察、晋东南、延安和大後方等地区。到1942年，报社人员已增至五百三十人，印刷设备等条件也得到改善，拥有五台铅印机和浇版机、打版机等。为提高印报速度，於1940年秋天采用柴油机为动力，代替人工摇轮，使印报速度由每小时八百张增至一千四百张。

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长期坚持生产、出报，是在阜平、平山、五台山等多地转移，边迁移、边出报的情况下实现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方便迁移，减轻印刷机器设备的重量，在1940年10月准备反″扫荡″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社长邓拓提出了印刷设备轻装化、改造轻便铅印机问题，并成立了改制印刷机小组和改造铅字架小组。这两个小组，於1940年日寇大规模扫荡前，完成了排字架的改造；1941至1943年间，连续三次改制了轻便铅印机。大大地方便了印刷厂的转战迁移，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应付敌人扫荡可能出现的最艰苦的局面，根据邓拓提议，将报社印刷厂一分为三：一厂留在滚龙沟，二厂设在阜平北瓜台，三厂设在阜平的山峪。这样在阜平南、北、西都有印刷厂，报社随军走到哪里，哪里都可印刷，保证了报纸的及时出版。

关於研制轻便铅印机的情况，参加研制工作的牛步峰先生於1985年撰文《轻便印刷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回忆说：

如果敌人派来优势兵力进行全面″扫荡″，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轻装再轻装。我原是一个石印工人，首先考虑到能否用石印机改造成铅印机的问题，从体积上比圆盘机不大，其重量也比圆盘机不重，如果试制成功，唯一优点是它篇幅大，可印八开报。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刻得到邓拓社长大力支持，要求火速试制。根据铅印机的原理，找到一些废零件，把石印石头变成铅字盘，把石印上盖去掉，换上大轴穿上枣木滚，用轧花机的大轮做为动力，於1941年11月20日，石印改造印刷机试制成功了。第一次改造每小时可印二、三百张，第二次改造，每小时可印七百张。当时由於铅印机不够用，平时也把这一改造机编入机群正式印书。

1941年秋季反″扫荡″中，报社机关没有从滚龙沟突围到阜平，就地与敌周旋游击办报，所以仍然使用大机器印报，1943年，报社搬回阜平，印报厂在马兰村，编辑部住栗树庄。邓拓社长预料今後战争环境将更加残酷，提出：″万一敌人把路给封死了，牲口用不上时，能否人背肩扛铅印机呢?″我们机务小组除保证完成正常维修机器任务外，又把制造一台更轻便的印刷机当作中心任务。我和孟广印、李宝、李树棠、郭学良、李正朝几个人，虽然文化都不高，但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终於想出了办法：″要使机器更轻便，只有在木头上打主意。″ 真是一个诸葛亮不如三个臭皮匠。主意已定，大家就亲如手足、同心同德、废寝忘食地干起来。那是在只有几件简单工具如锉刀、锯条、手摇钻的条件下，成形锉刀还是我们自己造的，没有要求外援，硬是根据铅印机的原理，自造出木头零件，经过月余奋战，终於自力更生制造成功一台木制轻便印刷机。它体积小，只有小手提箱那样大；重量才三十公斤(图15-3)，拆卸装配都很方便，可以拆为七个大部件，最大的也不过五公斤。一旦敌情紧张，或者走悬崖绝壁的羊肠小道，每人背上一件就可爬山越岭。每转移一个地方，只借用老乡一个饭桌。几分钟时间即可开印。

除轻便木质铅印机和排字架外，《晋察冀日报》社还试制成功了铸版机；发明了新式造纸机、石印药纸；创办了平山县窑上纸厂、罗峪纸厂和金龙洞纸厂等三个造纸厂。这种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竞业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顽强奋战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谱写了中华儿女又一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冀中新华印刷厂创建於1938年，是由当时的冀中军区创办的。有两台铅印机、两台石印机、一台圆盘机和一台手摇铸字机等设备，职工四十余人。主要任务是印刷《导报》、《火星报》和书籍、宣传画等，以满足冀中地区四十多个县的机关、区、镇和学校对这些印刷品的需要。

晋冀鲁豫根据地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所辖一百七十七个县，二千五百余万人口，建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印刷厂、所多个。其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

1939年元旦，华北《新华日报》在山西沁县後沟村正式创刊发行。当时设备器材极其简陋，仅有从西安运来的一台破旧印刷机和一副老五号铅字，史育才文″《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变迁始末″，云″当时报社的主要设备有铅印机三台，铸字炉一台，老五号铜模一副，铅字一、二、三、四、老五、新五号各号字都有。″ 参见《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第四辑340页。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1987 年12月出版。勉强排版直接印刷。三个月後，这仅有的一副铅活字因磨损严重而报废，而此时正是敌寇疯狂扫荡、封锁之时，难以搞到印刷设备器材和原材料。为坚持抗战，报社印刷厂全体人员同心同德，自己动手，制作了打纸版的刷子并发明了用土纸打纸版的方法；制作了″半铅模″ ；办起了专职制造纸张和油墨的文具工厂。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印刷材料的供应问题。

华北《新华日报》印刷部的组织机构是：印刷部(厂)下设石印厂、铅印厂两个厂。铅印厂下设排字房、印刷房、装订房、铸字房等四个工房。

为保证抗日根据地的印刷报刊和书籍能以及时、正常出版，华北《新华日报》还於1940年冬专门成立了培养印刷技术人才的″太行印刷职业学校″。校址在河北邢台县西臭水村。当时这所印刷学校召收学生五十多人，校舍为西臭水村临街的一间店铺通房。全校加上教职人员约六十人。学制一年。课程分文化课、专业课和技术实践三部分。上半年上文化课，下半年上专业课和技术操作。并设有实习工厂。工厂备有四开平台机一台、脚踏圆盘机一台、小五号字架一副和一些简单的装订设备。结业时，学生都能独立操作，且能达到三等三级或三等二级(当时根据地技术等级分三等九级)、即当今三级技术工人的水平。

太行印刷职业学校从1940年冬开学，到1941年底结束。毕业学生除留归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外，部分学生被分配到八路军政治部印刷厂、一二九师印刷厂和济南银行印刷厂，逐渐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印刷骨干，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投入大量兵力，对华北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残酷的 ″扫荡″。在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没有固定地址，在炮火连天的恶劣环境下，随军转移、打游击，但报纸的印刷出版却从未间断。战斗紧张时出不了铅印报，就用油印机油印，出油印战时版。譬如，1939年夏，报馆人员就化整为零，出版了东线版、西线版、南线版和北线版；百团大战时，报社社长亲自带着记者和油印机，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写完报道，立即油印发行。据统计，在日寇″扫荡″期间，华北《新华日报》曾六次改为油印。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致使社长何云和四十余位报社职工在1942年夏季的反″ 扫荡″中壮烈牺牲。

在抗日战争期间，条件虽然艰苦，战斗虽然激烈，但报社及其印刷厂却在不断发展壮大，由创建时的不足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六百余人的战时印刷厂了。

山东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个区和河北、江苏与山东接壤的一部分地区。下辖九十六个县，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万。参见《词海》1989年版三卷本第2056页，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

山东根据地的出版印刷事业比较发达。1941年初，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关於在″较大的根据地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印刷厂，要力求完善和扩大，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组织，视作一万个军队″的指示精神，对山东根据地的印刷出版工作作出如下规划：参见乐美素文《山东解放区的出版工作》，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09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

″每个地区都要有一个地方性的报纸，每个县尽可能地有一个油印小报 ″，″建立全省的通讯网″。″扩大印刷事业：

(1)每个行政区至少有一个铅印厂，每个专员区至少有一个石印厂，使它的产量能够供给本区域的教材。

(2)建立造纸、油墨、墨水等文化事业工厂，要尽力做到纸张、油墨足以自给；建立发行系统：１以行政区为单位建立统一的发行机关，并能深入到每个村庄去；２全省各级政府建立驿运，统一交通工作，达到书报能及时运到每个村庄。″ 山东根据地的出版印刷机构，多以报社和新华书店名义出现，印刷厂附属於报社和新华书店之中。除印刷报纸外，兼营图书印刷。其中规模、影响较大的是《大众日报》社及所属印刷厂。

《大众日报》和报社印刷厂筹建於1938年底，地点在山东沂蒙山根据地。筹建时仅有十几名职工，一台脚踏圆盘机、一台油印机和一部分铅字。後从济南搞到一台残缺不全的铅印机和一些老五号铅字，又招收了十几名印刷技术工人，於1939年1月1日正式印刷、出版了四千份红色四开铅印的《大众日报》第一期。

《大众日报》创刊後，印刷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员逐渐增多，三日一期，期期不误，而且印数不断增加，影响越来越大，引起敌寇的注意和恐慌，把《大众日报》社列为重点破坏和 ″扫荡″的目标之一。此後，《大众日报》社及其印刷厂，在敌寇″清剿″等军事进攻之下，为保存实力，采取了化整为零、减少目标、保存力量、避免损失等″主动游击″的战略战术，将工厂分成三个小厂。其中：

一厂在云头峪北边不远的尹家峪，主要任务是印报；
二厂驻云头峪顶庄，主要任务是印刷军用地图、宣传画和小学课本；
三厂於1939年秋搬到沂河北边的大南峪村西的山沟里，主要任务是印刷当时抗战所需的各种书籍。

三个印刷厂，在反″扫荡″战斗中经常随军转移，位置多变，先沂北，後沂南，再滨海，从 1938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先後转移过三十多个地方，但印刷书报却未曾中断。到19 41年又在滨海区建立了印刷四厂。抗战胜利之时，《大众日报》印刷厂已是一个拥有二百多人，能以承印书刊、报纸、宣传画等各种印刷品的综合性印刷厂了。

晋绥根据地，又称晋绥边区，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广大地区。下辖四十六个县，三百二十余万人口。参见《词海》1989年版三卷本第4790页，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

晋绥根据地建立後，先後创办印刷出版机构多处，主要有吕梁印刷厂、《太岳日报》和太岳书店印刷厂、晋西木刻厂(晋西美术工厂)等。

吕梁印刷厂於1940年4月成立时暂时设在了陕北根据地神府县的杨家沟。成立初期，仅有石印部分投入生产。到1940年″九一八″《抗战日报》出版之後，工厂工作才全面展开，承担了《抗战日报》社的印制任务。此时的吕梁印刷厂，编制上隶属於《抗战日报》社。设备计有四开铅印机两台，铸字机一台，浇铅版机一台，石印机两台，以及铅字、铜模等器材。职工七十余人。组织机构如图15-4所示。

1940年冬，在敌人围攻、封锁下，印刷材料极度缺乏，工人们自力更生，自制纸张和油墨，克服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据1942年年初统计，该厂从成立之日算起，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在刚成立不久和原材料困难的情况下，共排印图书二十一万一千册，印刷报纸五十三万九千九百份，翻印书籍二万二千余册，翻印刊物六千六百五十余册，印刷画片、画册、地图、领袖像等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余份。参见《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第四辑431页《晋绥边区吕梁印刷厂》，原载《山西出版志》，山西出版社1983年版。成绩是显着的。

《太岳日报》印刷厂的条件比较简陋，只有从《黄河日报》接收下来的两台石印机。这两台石印机又於1942年《太岳日报》与太岳书店分家时随印刷厂划归太岳书店领导，成为太岳书店印刷厂的基础设备。

太岳书店印刷厂在敌人疯狂″扫荡″和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靠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们用桑树皮作原料，制造出一种拉力很强的树皮纸；用松烟和篦麻油混合熬制，造出了用於印刷的油墨；用一块古庙里的石碑经打磨後，取代石印机上的石版，印出了清晰的图象和文字，使得该厂印刷出版得以不间断地进行着。与此同时，人员和设备也有所增加，石印机由原来的两台增至五台，更於1943年9月由北方局拨来一台三开铅印机。

1944年1月，太岳书店与太岳《新华日报》合并，太岳书店印刷厂划归太岳《新华日报》经理部领导，进入了印刷工作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印刷品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据统计，太岳书店与太岳《新华日报》合并後一年时间内，共印刷(铅印与石印合计)：

当时太岳《新华日报》社的组织机构是设经理部；经理部下设供给、出版、发行三个部门；三个部门下设：

晋西木刻厂成立於1941年3月，是晋西区从事报纸插图、书刊封面和各种美术设计及印刷的唯一专业印刷厂。该厂由晋西区文联领导，行政上与《抗战日报》社、吕梁印刷厂、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一起统一管理，业务上独立经营。

晋西木刻厂成立後，除编辑《大众画报》、为《大众报》等报纸刻制木版插图画和为书刊设计封面外，还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刻制一些宣传画和刻印领袖像等。据1942年初有关材料统计，从1941年3月建厂起到11月，九个月的时间，共出版《大众画报》七期，印了四千八百册，画图四百四十五幅，木刻画一百零五幅，文字达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多字。另外还画、刻大小画计三百四十七幅。其中有用两丈布以上的大画四幅，四开彩色宣传画十幅，大小木刻画二百一十六幅。

该厂於1942年冬撤销，部分人员并入报社，成为报社的″美术科″。

华中根据地，包括江苏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河南、浙江的一部分，以及湖南的一小部分。下辖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浙东、皖中、鄂豫皖八个战略区。

华中根据地，地处南京、上海、武汉等印刷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设备器材、技术工人来源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根据地的印刷事业也相对发达。建有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厂、《拂晓报》印刷厂、淮北印钞厂、《七七报》印刷厂和造纸厂、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中原印刷厂、《战斗报》印刷所、江南印刷厂、《东进报》印刷所、《前进报》印刷所、《苏南报》印刷所、茅山地委印刷所、苏北印刷厂、《苏中报》印刷所、江淮印钞厂、《江淮日报》印刷所、《江海报》印刷所、《江潮报》印刷所等多处。承担着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纸币，以及党政文件、宣传材料的印制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以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和敌後水上印刷厂为例，简介如下：

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设立於1938年春，地址在安徽省南部的泾县云岭。设立初期只有几名工人，用一块印刷用的石版印刷密码字本和战士课本等简单印件。1938年夏，根据抗战形势之需，把这个印刷所扩大成铅印印刷所，并以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名义，建设一个临近前线的印刷基地。不久，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从上海筹集到两台四开机、三台圆盘机和一台铸字机，并从上海、汉口等地招来印刷技术工人，到1938年秋，人员、机器、原材料齐备，筹备工作告一段落，於11月份出版了由本所印刷的首期《抗敌报》。

1941年初，在皖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该所职工除一部分於事变前随先遣支队东进北上外，留所人员有的在皖南事变突围时遇难，有的则突出重围，继续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本侵略者。参见叶进明等文《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的创建和发展》，载1982-1983年《中国印刷年鉴》第215～217页》，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编，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从筹办到停办，二年有余，印刷报纸、杂志、书籍和各种宣传品多种，主要有：《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战士报》、《共产党人》、《战斗详报》、战士文化课本和《论持久战》等单行本书籍、日文传单等。

豫鄂建设银行印钞厂选定湖光山色、景物宜人而又偏僻寂静的刁汊湖杨叶背的新陈湾为厂址，以″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干部休养所″的名义对外活动，并从武汉运来两台石印机和石版、纸张、油墨、铜版花边、铜版底纹等各种印刷器材和原料，招募了数名技术工人和青年学徒，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安装机器，制版印刷，印制出印钞厂建立後的第一张两角面值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钞券，流通於皖西、豫南和鄂东南一带。

印钞厂筹办初期的那台石印机，只能印一种颜色的花纹。时隔不久，印钞厂的石印机竟由一台发展到十台、二十台，工厂人员也随之扩充，工厂由一个厂发展成三个厂。到1942年，印钞厂已成为拥有花纹铜版，能印精美的三色花纹，而且在技术上能够做到将三色花纹一次印成。这在当时抗日根据地里算是相当不错的印钞厂了。齐光《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第一印钞厂的筹建经过》和庄果《回忆边区建设银行》，载《新四军第五师暨鄂豫边区印刷事业史》第66-71页，湖北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委员会编，1993年出版。

1942年5月，在黄陂、孝感两县交界的羊毛岭大山深处的西域庵内设立了第二印钞厂，并於9月上旬正式投产。图15-5是该厂当时使用的圆盘机和石印机。

第二印钞厂开始生产的是一元、三元面额的边币；不久即大量印制五元和十元面额的边币。到1945年初，工厂已发展到一百多人，有机器设备二百多台。尤其是延安南下支队三五九旅到达豫鄂边区，为该厂带来了票版花纹和陕甘宁边区银行印钞厂的技术人员，充实了该厂技术力量，遂逐步制作了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等大面额钞版。大大提高了第二印钞厂的产量和质量。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第二印钞厂建成投产三个月後的1942年年底，又在黄岗地区筹建第三印钞厂。

第三印钞厂所处的黄岗地区，环境十分险恶。工厂存在的八个月间，一直是在张渡湖方圆几十里的湖沼地带进行游击式的生产方式。其间，仅大的转移就有四次，避开敌人″扫荡″再回原地生产的次数就更多了。大转移时，人和机器都上船摇桨离去。遭遇敌人袭击，则将机器沉入湖底，人再同敌人利用熟悉的地形兜圈子。1943年 8月，敌人对黄岗地区进行″扫荡″、″蚕食″，该厂奉命撤退，第三印钞厂也随之撤销。

华中根据地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三个印钞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印制边币十余种(表1 5-4)，为粉碎敌人的经济掠夺和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

敌後水上印刷厂，顾名思义，它是一所可以在水上飘游、设备器材安装在船上进行印刷的印刷机构，是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条件下出现的很具特色的印刷厂。

敌後水上印刷厂成立後，上级分配给一条载重约两吨的大船，原来装在村里农民家的印刷机搬到了船上，至此，印刷厂成了名副其实的水上印刷厂。由於附近有许多敌伪军的据点，印刷厂随时有遭到袭击的危险，所以印刷厂要经常转移，一般每隔两三天要转移一次，在董镇至梅里村之间的长毫塘两岸以及东唐市附近的几十个村庄的水面上流动，担负着《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的印刷任务。

此後，水上印刷厂不断发展、扩大，到1940年秋，人员已增至三十多人；大小船支十一条；设备又添置了四开平台机、对开切纸机、手摇铸字机、脚踏铁丝订书机，以及老五号铜模等。

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人员的增多，水上印刷厂的组织机构也逐渐健全，下设了排字、印刷、铸字、装订、总务、校对六个股。

1941年3月，水上印刷厂由苏常太地区转移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的後二房，印刷厂也由船上搬到了陆上，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补充。

1941年8月，日寇对苏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清乡″和″扫荡″。印刷厂的大多数职工於埋藏了机器设备之後，撤退到苏中参加了新四军。参见吴以常《敌後水上印刷厂》，《中国印刷年鉴》1981年本291～293页，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编，印刷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

七、华南根据地的印刷业

采自《广东省志·出版志》(徵求意见稿)第96～100页；作者金炳亮，主编吴至强；广东新闻出版局1993年7月印刷。资料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林子雄先生提供。

华南根据地，包括东江根据地和琼崖根据地。其中：东江根据地创建於1938年 10月；琼崖根据地创建於1939年2月。参见《词海》327页，″华南抗日根据地″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这两个根据地都设有自己的出版印刷机构。只是由於地理位置和日寇的严密封锁等原因，这些印刷机构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後，所出版的报刊书籍有不少都是油印的，远不如其它几个根据地发达。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根据地印刷出版的书刊，除前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外，还有《抗日杂志》、《政工导报》、《锻练》、《基本战术》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期刊出版物是东江根据地1943年6月创刊的《抗日杂志》，该刊设有军事、政治、自然科学、工作经验、文艺、通讯、歌曲等栏目；宗旨是提高全队干部的军事政治修养和学习热情。而《十要运动》一书，则是有针对性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民众作抗日宣传的读物。对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由於地理环境和日寇的严密封锁等原因，东江根据地的出版物多为蜡纸油印，只有《前进报》社建有一个拥有简陋铅印设备的小型印刷厂。然条件越是艰苦，往往越能激人奋进，从而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绩来。东江抗日根据地靠蜡纸油印印刷，竟有着一张蜡纸印到七千份而不破损的惊人记录。

琼崖根据地建立於1939年2月。先後创办了《救亡旬报》、《新琼崖》、《抗日新闻》、《每日要电》、《南路堡垒》、《军政杂志》、《战斗生活》、《每周时事》、《新琼崖报》、《新文昌报》等报刊十一种。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38年创办的《抗日新闻》。

《抗日新闻》是每隔三至五天出版一次的不定期报纸，三版或四版；报社设有自己的印刷所；於1945年5月15日改为琼崖区党委机关报，更名为《新民主报》，为综合性半月刊，以″ 琼崖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十八期。琼崖出版社除出版《新民主报》外，还编印了《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任务》、《论战局》等多种书籍。

上述十一种报刊，只有《南路保垒》采用铅印，在广州湾印刷。

抗日战争期间，在遍布各地、尤其是建立在沦陷区敌寇後方的根据地的印刷业，由於处在敌寇实行三光政策，频繁″清乡″、″扫荡″和经济封锁的残酷环境下，印刷业呈现着其它地区所不具备的独特特点，大致归纳如下：

1.规模较小，设备简陋 根据地建立的印刷机构，除陕甘宁边区的少数几个印刷厂外，绝大部分都设在沦陷区内或沦陷区的边缘地带，经常遭受日寇敌伪军的″清剿″和″扫荡″，所以工厂规模都较小，而且设备简陋。设备之所以简陋，一方面是在敌人封锁条件下，难以搞到较为先进的设备；另一方面，工厂处在不安全地带，经常迁移，也不便采用大型设备。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既是环境所造成，又是抗战所需要。是在战争环境下的不稳定生产的一种必然现象。

2.居无定所，迁徙频繁 由於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的游击方式，建立在根据地、有不少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为战争服务的这些印刷厂，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破坏，甚至″清剿″和″ 扫荡″。一般情况下，敌人来了，坚壁清野，把机器设备埋藏起来，等敌人走了，再从新安装、恢复生产。遇到敌人大规模″围剿″和″扫荡″，则需人背、马驮、车拉，把工厂搬到另一个地方。前面介绍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华中根据地的水上印刷厂、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印刷厂等，几乎所有根据地的印刷厂都有变更厂址、随军转移的经历。游击战中的印刷厂同样存在着游击生产的情况。这是根据地印刷厂的第二个特点。

3.环境恶劣、条件艰苦 根据地的印刷厂，处在敌人频繁不断地″清剿″甚至大规模″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加上敌人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不仅生产用的设备器材供应困难，就连生活用品甚至吃饭都成问题。排版、印刷，在黑暗的山洞、船舱、土屋中，在油灯、蜡烛的微弱光亮下进行；靠自己种粮、种菜来解决吃饭问题，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4.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根据地印刷厂的全体职工，在设备简陋、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居无定所、频繁迁移，以及因敌人封锁所造成的生活艰苦的情况下，除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当地百姓的资助外，主要靠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保证了印刷厂生产的正常进行。譬如：《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的牛步峰等，为了工厂迁移方便，研制成功木质轻便铅印机、铸版机、新式造纸机等结构简单、搬运轻便的机械设备；在敌人封锁、印刷原材料奇缺的情况下，不少印刷厂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土纸、油墨、桃胶等材料，使印刷生产得以继续进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各抗日根据地印刷厂职工自己盖房、种菜、种粮，解决吃住困难。都充分体现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华夏儿女的精神财富。这种美德和财富在根据地军民中的发扬光大，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可战胜，宣判了日本侵略者的必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