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政府控制区的印刷业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故投入大量兵力疯狂进逼，致使国民政府控制区由北向南逐渐缩小。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沿海沿江工业发达城市先後沦陷，大批工厂内迁。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厂总数125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为使企业免遭日寇掠夺，有不少资本家出於爱国热情，纷纷计议，举厂内迁。国民政府也为保存国家建设力量和抗战开始後的军需供应，决定拆迁上海的工厂，并派林继庸等三人赴上海与工业界人士洽商内迁办法。1937年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召开执委会议，并作出了″拆运内迁、共赴国难″的决定。会议推举颜耀秋、胡厥文为代表，由林继庸陪同去南京同国民政府洽商具体实施办法和迁移费用等问题。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决定拆迁上海工厂，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单位，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在上海主持迁厂事宜，并由资源委员会拨款56万元作为迁厂补助费用。8月12日，在上海成立了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对实施步骤作出如下决定：

(1)指定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徐家棚附近为集中地，然後分别西去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广东方面的工厂则迁往广西、云南。

(2)上海南市工厂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先行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

(3)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迁移委员会审查准迁者，发给装箱费……。各厂抢运机件如在危险地带者，可不待检验，径自装船运出。

这次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印刷企业在内的内迁活动，是由政府、民间共同有组织、有计划、规模宏大的内迁活动。8月12日成立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次日即爆发了日军进犯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迫使工厂内迁在战火纷飞之中进行，此情此景，可想而知，为中国近代抗日战争时期之一大壮举。对这次内迁，日军沿途狂轰滥炸，致使不少设备物资炸毁於内迁途中，商务印书馆运往重庆的印刷设备即被炸沉在洞庭湖中。

抗日战争期间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导致原有沿海、沿江工业城市的工业走向衰退，而包括印刷业在内的内地工业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繁荣。

一、桂林的印刷业

1947年5月18日的上海《大公报》，刊登了近代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撰写的《忆桂林 战时的″出版城″》一文。文中指出：″精神食粮 书，有80%是由它(按：指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赵家璧的话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作″文化城″而扬名全国的桂林，以出版事业为中心的文化事业获得了飞速地发展，印刷事业也势必繁荣昌盛。

桂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印刷业在战前也相当落後，能印刷书籍的印刷企业仅3家，报社印刷厂有一家，其余都是只能印刷零件和社会印件的石印等手工印刷作坊(表15-1)，总计不足30家。印刷业如此落後的桂林，短短几年时间，能以一跃而发展成全国著名的文化城，自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和条件。

表15-119,38年桂林市印刷工业铅印工厂统计表

抗日战争爆发後，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印刷工业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先後沦陷，而桂林因其地理位置等条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大後方。一方面，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印刷企业纷纷迁来桂林；一方面中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在此集资兴办出版社，建立印刷机构。从1939年开始加速发展起，到1940年，桂林的出版印刷业已相当繁荣，当时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几乎全是书店，被称为″书店街″。同时，在市内其它地方也有不少出版印刷机构在经营。据中共桂林党史办公室统计，在抗战期间，桂林先後开办书店和出版社共有180多家，期刊杂志总数205家，印刷厂在1943年是109家(表15-2)。表15-2摘自《中国印刷史资料汇编》第二辑244-249页，为洗文着《桂林市的印刷工业》附表，表中未列出当时着名的广西印刷厂和三户印刷厂，不知何故。此书由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这109家印刷厂中有8家书版厂、18家以书版为主兼印其它印件，月排字量达3000～4000万字。与抗战前後对比，真可谓盛极一时。参见《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292页、王劲着《桂林文化城的出版事业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当时桂林的书店和出版社著名的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新华日报营业部、三户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正中书局、拔提书店等；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有上海科学印刷厂、汉口中国印书馆、国光印刷厂、衡阳岳南印刷局、军训部印刷厂、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广西印刷厂等。1944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当时的科学印刷厂、建设印刷厂、浙赣印刷公司、三户印刷厂、文丰印刷厂等30多家印刷厂的职工人数已近千人，资本较战前增加了50多倍，设备已拥有最新的轮转印刷机、全张米利机、三色平台机、五彩平印机、汤姆森铸字炉、三面刀切书机和照相制版、烫金划线等。另据1943年6月统计，当时全市拥有对开印刷机50余台、四开机60余台，月排字量4000万字，印纸一万令；出版各种期刊295种，图书1970余种。参见《中国印刷近代史》439、440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最著名的印刷企业，是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和广西印刷厂。其中：

三户印刷厂，原系冯玉祥於1938年创办於汉口，後迁移到桂林。1941年春，生活书店的沈钧儒、邹韬奋与冯玉祥商定合办，到1942年末，职工已约百人。设备有全张平台机、对开平台机和圆盘机。印刷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和冯玉祥着的《抗战言论集》、《抗战诗歌集》等书籍，以及重庆等地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

广西印刷厂是广西较早备有先进印刷设备和规模较大的印刷厂。原系1907年创办的广西官书局。以铅印设备印刷，职工200多人。

表15-219,43年桂林市印刷工业统计表

秦记西南印刷厂原系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印刷厂，设在湖南邵阳。1939年，徐雪寒会同桂林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和新知书店共同出资盘下这个印刷厂，并迁移到桂林东郊张家园86号，更名为″秦记西南印刷厂″，由新知书店领导。

秦记西南印刷厂於1939年冬开始营业。

该厂的生产部门设有排字房、机印房和铸字房。在转移到桂林之前，备有对开印刷机、四开印刷机、圆盘机、铸字机、浇版机、打纸型铁台等设备和相应的铅字、铜模、字架等器材。产品是报纸，来桂林後改为生产图书和刊物，因设备不太适应产品上的变化，遂陆续添置了一些设备，使图书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只是当时桂林电力缺乏，经常停电，工人们靠手摇机器坚持生产。

1944年夏，日寇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开拓一条由武汉经湘桂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线而进逼湘桂，桂林吃紧，桂林市政府6月26日下紧急疏散令，9月8日第二次下紧急疏散令，紧接着又於9月12日下强迫疏散令。在此期间，秦记西南印刷厂两次雇船转移设备器材到平乐，未能转移走的则埋藏在该厂地窖之中。後在战乱中几经转移，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秦记西南印刷厂的设备和人员才重又回到桂林，最後并入《广西日报》社。

二、重庆的印刷业

重庆作为中国内地的沿江大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前印刷业已比较发达。1934年的《四川日报》和1935年的《中国经济年鉴》统计，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1934年以前)，重庆已有中西书局、渝商印刷公司、德新印刷局、新文化印刷社、启文印刷公司、博文印字馆、新蜀报印刷所、巴蜀印刷所、进化印刷局、圣家书局、新民印书馆、肇明印刷公司、竞争印刷公司、合川印刷所、余庆印书馆、四明印刷公司、二十一军财政处印刷所等大型印刷厂17家，拥有大小不同型号的铅印机、石印机数十台《重庆出版史志》1991年第二期第9-11页，《重庆出版史志》编辑部编。。抗战爆发後，尤其是武汉失守後，重庆成为陪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武汉等地一些印刷机构西迁重庆，出版事业迅速发展。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同赴国难，中国文化界、出版界的不少名人纷纷来到重庆，组织出版《全民抗战》、《新华日报》等报刊和书籍。印刷厂也随之逐渐增多。重庆市警察局和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於1945年前的统计资料表明，当时重庆拥有印刷所、店506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心印书局，资本总额七百万元。较大印刷企业还有华南印刷公司、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正中书局印刷厂、中华书局印刷厂、振明印书馆、大东书局印刷厂、南方印书馆、京华印书馆、中央印制厂重庆印刷厂、联合印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印刷厂、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工厂、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印刷厂等数十家。其中：

商务印书馆重庆印刷厂，是抗日战争爆发後较早迁入重庆的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之一，於1938年长沙大火後迁入重庆。刚迁来时仅设排字和铅印两个车间，设备相对简陋。後於1941年，商务印书馆的香港印刷分厂部分迁渝，设备遂有增加，职工也增至130多人。此时的商务印书馆重庆印刷厂已拥有全张米利机、大英机、对开印刷机等机械设备，月排字四百万，印刷用纸二千令，出书效率达到每周4-5种。

1940年，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接管了原财政部印刷所，并收购了由南京迁来的京华印书馆，在重庆建立了中央印制厂重庆印刷厂。该厂除承印创建者中央信托局委印的印件外，还承印一些社会书刊，曾印刷过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叶以群主编的《文哨》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原》等。厂长糜文溶系193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印刷学会的主要成员。设备有自动轮转凹印机、手摇凹印机、凸版印刷机和圆盘机等。职工人数多达一千五百余人。

设在重庆的正中书局印刷厂，是一家人数较多的、以教科书为主的印刷厂。该厂有职工二百四十多人；拥有米利机、对开机、四开机、圆盘机等设备。

中华书局重庆印刷厂於1942年10月设立於重庆李子坝，拥有轮转印刷机、鲁林机、对开机、四开机、邮票打孔机等设备四十台。除印制课本等书刊外，还承印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和邮局发行的邮票等特殊印件。

兹将506家印刷企业中规模较大者(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或资本总额在一百万元以上者)，列表15-3，於此可见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印刷业概貌。

表15-3抗战期间(1943-1945年)重庆部分印刷企业统计表 此表系根据《重庆出版史志》1991年2期黄钢辑19-37页表整理而成。

三、昆明、成都和贵阳的印刷业

昆明、贵阳和成都，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是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後方。在日寇大举侵华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昆明、贵阳和成都分别成为大後方的出版文化中心之一，印刷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战前的昆明，因地处边陲，交通不变，文化事业相对落後，印刷企业仅有数十家，且多为手工操作的石印业，只有云南省财政部印刷局、开智书局、鼎新印刷厂和博记印务局等少数几家有铅印设备。其中设备较好、规模较大的是官办的财政部印刷局，承担着当时出版的《云南日报》、《民国日报》和《新滇报》的印制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後，作为大後方的昆明市，出版印刷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印刷企业增至93家。规模较大、设备较为先进的，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印刷厂、《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等报社印刷厂、中华书局内迁昆明新建的大中印刷厂和《云南日报》所属昆明印刷所。其中：

《中央日报》印刷厂於1938年长沙大火之後，经桂林转迁至昆明，设备有一台全开平台印刷机、五台对开平台印刷机、五台圆盘机和浇版机及相应器材，职工到抗战胜利时已达近一百五十人。

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原系与英国人合办，由英国人从缅甸、印度等境外购入机器设备和印刷器材的印刷厂，1945年整顿、更名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鼎新印刷厂。该厂除承印云南省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全部印件外，还承担《国际新闻》、《中法文化》、《版画》、《龙门周刊》等刊物和图书的印制任务。至抗战胜利後与云南印刷厂合并，已拥有对开铅印机、对开电动石印机、铸字机、手摇石印机和圆盘机等设备十余台，职工二百七十余人。是昆明市规模较大的印刷企业。

抗战爆发前的成都，有印刷企业近二十家。参见《中国印刷近代史》第438页；同书第380页末行云有″大小印刷单位200余家″，故这一数字仅供参考，容进一步考证、落实。抗日战争爆发後，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的机关工厂纷纷内迁的热潮中，一些印刷企业也随之迁入成都，使成都的印刷业有了相应的发展和繁荣。其中：

规模较大的航空委员会印刷厂，系由航空委员会在成都沙河堡设立的印刷厂；

良友印刷厂来自西安，拥有平印机及其相应制版印刷设备，专印质量要求较高的精美印件；

《新新新闻报》虽於1927年创刊，但自己没有印刷工厂，报纸由美信印刷公司和福民印刷公司代印。後因发行量增大，则自设印刷厂，於1934年至1937年间从上海购入五台对开铅印机、一台四开机和铸字机、石印机、切纸机、划线机等设备及相应器材，工人一百二十余人。该厂虽创设於全面抗战前夕，但与日本侵华不无关系。

《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等不少报社印刷厂迁至成都，在成都建立报社印刷厂，继续印刷出版报纸。

中央军校也在成都设立了自己的印刷厂。据统计，抗战期间在成都新开设的石印铺有五十五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文垣印刷所，有石印机十一台；拥有石印机五台以上的还有青茂林、粹华、魏天禄、协文、德文、协华、张璧辉等多家。新建的铅印厂则有综合、华美、国光、同华、自新、亚新、蓉新、鸿文、正新、利民、同和印刷社等。参见《中国印刷近代史》第382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与此同时，成都原有的印刷企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印刷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一景象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因上海等地迁来的印刷企业东还而逐渐消失。

贵州省会贵阳，地处西南丛山峻岭之中，交通非常不便，抗日战争爆发後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大後方，一些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和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世界书局、武汉日报印刷所等大型出版印刷企业在内的出版印刷机构涌入贵阳，贵阳的印刷事业因之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由沦陷区迁入贵阳的印刷企业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武汉日报》印刷所、《力报》印刷厂、《大刚报》印刷厂等十余家。其中：《武汉日报》印刷所的规模较大，拥有三台印刷机、三台铸字机、纸型浇版机和铜锌版照相制版等设备，以及大量铜模和铅字材料。承担着《中央日报》和一些社会印件的印制任务。由长沙迁来的《力报》和由衡阳迁来的《大刚报》，都自设印刷厂。其它各派系和团体办的报纸和刊物则由各官办、私营的印刷厂代印。贵阳原有的《贵州日报》和《贵州晨报》，则分别由贵阳印刷所和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後来《贵州晨报》又自办了印刷厂。遗憾的是，《贵州晨报》印刷厂在1939年2月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不得不由该报出版者三青团贵州支团部派人去衡阳采购设备。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贵阳的印刷企业除上述数家较大型的印刷厂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印刷厂、宾光印刷厂、模范监狱印刷厂、各报社附设的印刷厂、熙明印书馆和西南、大中、时轮、邹永福等三十余家。总体上，与抗战前相比，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和数量，还是印刷设备的种类和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印刷业，除上述桂林、重庆、昆明、成都和贵阳比较集中外，广西的柳州，湖南的长沙、衡阳、邵阳等地，河南的开封、洛阳，以及陕西的西安等地，也相对集中了一些印刷企业，印刷业呈上升趋势，没有沦陷和沦陷较晚的一些县、市，出於抗战宣传的需要，也大都建有规模较小的印刷机构。总体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印刷业，设备、技术虽处停滞、衰退状态，但普及面却大为提高，呈现出战争时期特有的畸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