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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印刷术的向外传播印刷术这项于人类文化事业和社会发展颇具影响力的伟大发明,作为全世界各民族 的共同财富,以其与造纸术向外传播相似的方式和路线,迅速向周边邻国传播。此后,又通过丝绸之路、战争、宗教交流、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或者还有其它什么迄今难以确定的方式和路线,传到西亚、北非和欧洲,进而传向世界各地。发挥着繁荣人类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过去的,至少是在中国发明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东亚和东南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不仅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而且与 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关系 非常密切。他们使用中国的汉字,效仿中国的政治乃至科举制度,同中国一样地信奉佛教、尊崇儒家思 想。他们经常、大批地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佛教徒,从中国索取或购买佛经和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印刷术发明后首先传往这些周边临国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事情。中国早期印刷品流入这些国家也在情理之中。 从现存文献来看,朝鲜是最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历史上,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至为悠久 。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两国的交往已相当密切。七世纪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那时正值中国的唐朝。他们经常派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学生回国时往往带走大批书籍,同时也 学到不少先进的工艺技术。印刷术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缺乏记载,人们还难以断定朝鲜出现印刷术的年代。从现存记载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十一世纪。公元1237年,当时的高丽翰林学士李奎报(1108-1241年)撰有《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称 "高丽显宗二年始雕经版。可断为半岛出版的最早印刷品,是高丽朝总持寺1007年刻印的《 宝箧印陀罗尼经》。"已故韩国学者安春根教授在《新罗时代的印刷出版问题》一文中,建 议:"有必要确认1007年出版的《宝箧印陀罗尼经》是我国(按:韩国)最早的印刷物。"至 于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发现的、刻印于七八世纪之交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经专家们考证,认为它是中国唐朝武后时期的印品。为由中国传入品。 朝鲜最早出现的印刷术是用来刻印佛教经典的。显宗王询时,契丹人大举入侵,显宗王询南 行避难,契丹屯兵松岳城(今开城)。当时显宗兵力不足,难以退敌。便与群臣商议,想借助 于佛力退敌,发誓刻印《大藏经》。自显宗二年(1011年)起,历经德宗、靖宗以至文宗 ,到公元1082年完工,历时71年。这部《大藏经》,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和辽《契丹藏》 刊刻而成,全藏六千卷,刻成以后,经版藏于符仁寺,世称高丽"大宝"。 1232年,蒙古入侵朝鲜,焚毁了高丽"大宝"。其时蒙古兵力强大,高宗束手无策。于 是又效法显宗,重新刻印《大藏经》。这次刻印工程,起自1237年,成于1251年,全藏6,7 91 卷。这部经版后世几经修补,一直保存至今,即有名的《高丽藏》。与此同时,还在靖宗八 年 (1042年),刻印了《两汉书》和《唐书》;靖宗十一年(1045年)刻印了《礼记正义 》 和《毛诗正义》;更于1058年刻印了《黄帝八十一难》、《伤寒论》、《本草备要》等书。从此,中国的儒家经典、史书、医书等各类书籍,在朝鲜陆续刻印,广为流传。 朝鲜半岛不但采用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而且还采用了毕升发明的活 字印刷术。他们先后应 用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铁活字(图11-1),还有后来创制的瓢活字印书。其 中最有成就的是铜活字。 大量铸造金属活字,是朝鲜印刷史上最突出的成绩。它们铸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国铸铜币、 铜印和制作锡活字的影响,因为朝鲜铜活字采取的雕木字模、作细沙 反模,然后浇注铜液等基本方法,与中国铜币铜印铸造法,几乎是一样的。 朝鲜半岛大规模铸铜活字,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的,韩国学者孙宝基教授认为朝鲜半岛的金属活字始于十三世纪初的高丽朝,比中国文 献记载中国南宋时期出现的金属活字锡活字印刷约晚一个世纪。而且都由政府主持。当时太宗李芳远感到中国书不能完全传到朝鲜,雕版又不能尽刊天下之书。所以他要"范铜为字"来刷印群书,并在1403年2月设立了"铸字所",几个月内就铸成数十万字。那年是明永乐元年癸未,所以称这年所铸之字为"癸未字"。 朝鲜半岛不但很早铸铜活字,也是较早采用铅印的国家。世宗在公元 1436年"命世祖大王书 纲目大字,范铅为字。这次制作的铅字,字身特别大,约3.5厘米宽,3厘米长,字形略高。 此外,在1688年,朝鲜人还铸成铁活字,铸造铁活字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由此可见,中 国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 发 展,尤其是在金属活字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可以从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 《 直指》(图11-2),可见朝鲜半岛于十四世纪时铜活字印刷水平之一斑。为印刷术的推广应 用 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创新、发展与发明是两回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活字制作, 到拣字排版,到刷印、拆版和还字,有着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工艺方法。后来中国乃至朝鲜 出现的泥、木、锡、铜、铅、铁等活字,除材质的不同外,工艺技术上与毕升发明的活字印 刷并无实质性不同。拿木活字来说,毕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试用过 木活字,只是因木字遇 水膨胀故,改木而用泥。此后不久木活字又被采用,这有西夏文木活 字印刷的佛经实物为证 。西夏木活字印刷与毕升泥活字印刷除材质之外,工艺技术上无多大区别。再以金属活字中 的锡活字为例,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介绍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金属活字——锡活字, 时在宋末,与宋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相比,除材质和活字制作上略有不同外,就是排版时 采用以铁条贯之,界行印书,作为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亦无实质性 不同。此后出现的铜活 字、铅活字、铁活字,铜、铅、铁与锡同为金属,在活字印刷工艺上能有多大的区别? 故" 发明"一词是不宜滥用的。滥用则有背历史的真实,反倒让人莫明其妙。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朝鲜半岛一样,日本使用中国的汉字、 崇信佛教和儒家思想,学习和使用中国的典章制度,与中国交往甚密。中国发明的造纸术、 制墨术、印刷术,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不失时机地传入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关于印刷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间,日本学者秃氏佑祥博士指出"是通过公元754年东渡日 本的中国人鉴真(687-763年)大和尚一行人的传授"。据日本古书《三国传记》载,鉴真和 尚在日本主持过三部律典的印刷。虽然此书晚出,但鉴真及其随行弟子在日本传授印刷技术 的可能性不可否定。况且,刻印佛经、传播广远,乃当时佛教徒对佛祖虔诚的一种被认为是 功德无量的事,鉴真一行即历尽艰辛到了日本,在日本刻印和布施佛教经咒是情理中事。故 此时传入日本之说是可信的。 公元770年,日本曾刻印《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等佛经一百万卷,分藏在一百万座小塔 里,置于十大寺院内,至今尚存。鉴真大师将印刷术传入日本不久,日本即兴师动众,进行了如此巨大的刻印工程,难以让人置信,加之此后二三百年间日本没有发现有关印刷事业的 记载,故一般学者对此百万经咒是否为日本所刻印,尚持怀疑态度。其实。此次大规模佛教 经咒的刻印工程,事出有因: 公元七世纪末,武则天既老又病,为灭罪延寿,决定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汉文, 以广为抄写或刊印,普施供养,广做功德,达到神祗保佑、消灾延寿。此后在中国兴起了长 达数百年的刻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热潮。这股热潮很快传到与中国交往甚密而又崇 信佛教的朝鲜和日本,势在必然。 时隔不久,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武装叛乱,当时的日本称德女皇派兵平叛,并 发愿造百 万佛塔,每塔置陀罗尼经咒一枚,以求护国、驱恶。遂于平叛后调动全国工匠三十一万五千 余人,投入大量资金,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到公元770年完成此项工程。日本造百万小木塔 ,刊印百万经咒,时在鉴真大师赴日之后,且鉴真大师与称德女皇和主持这次刊印工程的太 政大臣道镜和尚有着十余年的交往,加之日本百万经咒刻印尚不娴熟,据此可以 认为此百万经咒系在鉴真影响下由日本人刻版印刷。值得一提的是,据潘吉星先生 考证,此百万经咒所据之 底本与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所据底本为同一个版本,即中国武周时期的原刻 本。若此,则日本雕版印刷的起始年代要早于朝鲜半岛。然此毕竟还是推论,因刻印百万经 咒并无日期记载。在日本有年代可考的印刷品,是1088年(宋哲宗元 佑三年、日本崛河天皇 宽治二年)所印的《成唯识论》。这是宋版书传入日本以后的产物。历史上自唐迄宋,有不 少日本僧人和商人从中国带回佛经和书籍。譬如:日本僧人宗睿入唐多年,于公元865年回 国时,曾带走佛经和书籍七百余卷,其中就有印本书《唐韵》和《玉篇》,宋太宗太平兴国 十二年(983年),宋太宗将刻印不久的佛教经典《开宝藏》一部赐给日本僧人 大周 然,带回日 本。无疑,这对日本以雕版印刷事业为主的印刷业的兴起具有推动作用。此后,由于日本笃 信佛教,需要刻印佛教经咒,雕版印刷逐渐兴起。出现了"春日版"、"高野版"、"五山 版"等版本。内容多是禅僧语录、僧史、僧传等。 日本雕版印刷兴起后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有不少中国刻工到日本从事刻书事业。他们除刻印 佛经外,还刻印了不少小学课本、字书等其他书籍。据日本印刷史家长泽规矩也着《和汉书 ◆印刷◆◆◆历史》记载,元末明初一段时间中国到日本从事印刷业者多达五十多人。质量较好和刻书较多者首推天台的陈孟荣和俞良甫。其中:陈孟荣刻书质量甚佳,除自己单独 刻印外,有时也同别人合刻,并在刊记中刻有"孟荣妙刀"、"孟荣 刊施"等字样;俞良甫 系福建兴化路甫田县人,在日本刻书长达三十年之久,刻印《唐柳先 生文集》(图11-3)、《集千家注 分类杜工部诗》等多种,一般刊记中刻有"中华大唐俞良甫学士谨置"、"大明国俞良甫刊 行"等字样。
印刷术传入日本后,中国刻工东渡日本,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至 于日本的活字印刷,出现较晚,可能与日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日本称活字版为" 一字版"、"植字版",或仿照中国称"聚珍版"。 日本采用活字版印书,不仅比中国晚,而且比朝鲜半岛、甚至比欧洲 都晚。这是需要研究、 探讨的一个问题。1597年,日本用木活字排印过《劝学文》一书,书后有"此法出朝鲜"一 语。有人认为日本的活字印刷传自朝鲜,或系以此 为据。但尚有日本于1593年用活字排印的 古文《孝经》一说。故日本的活字印刷究竟传自中国还是朝鲜还难成定论。 日本的活字印刷业始于十六世纪末年,当时从两个方面传入了不同的活字印刷术。一方面, 丰臣秀吉在十六世纪末侵占朝鲜平壤时,把李朝铸字中的铜字劫往日本,使日本熟悉了朝鲜 的活字印刷术。另一方面,意大利教士范利安于1590年从印度果阿带了一部西洋铅字印刷机 到日本,第二年便用以印书。因为后者是作为传教工具,所印又是西文书,因而没有发生什 么影响。而由朝鲜传去的源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则大受欢迎。得到广泛流行。1593年日本就 仿照朝鲜活字版的方法制成木活字,用来印成古文《孝经》一卷,这种印书法很快扩展开来 。由于当时日本所印的书都是汉文书,也由于两国文化联系极为密切,由中国传去的活字印 刷术也就容易为日本人所接受。这种情形直到十九世纪西洋印刷术重行输入日本以后,才有所改变。 东方海上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同中国大陆交往甚早,并采用中国文字 。十四世纪后半期( 明太祖洪武年间),琉球成为明朝属国。明朝大批航海人员迁到琉球,琉球的对外交通有了 改进。琉球国王经常派遣学生在北京国子监读书,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瓜留学生 到南京留学;清末北京国子监仍有琉球学生在读书。他们回去时往往携带着大批书籍。同时 ,当时明朝政府也定期派遣使节到琉球去。使节的船上照例带着刻字工人,以便临时刊印 文告。他们在琉球要停留一段时间,这对琉球的刻书业是不会不产生影响的。相传在十六 世纪初期(明武宗正德年间),琉球国王就已翻刻过中国的《四书》,随后又刊印《五经》、 《小学》以及其它书籍。起初只是翻刻中国所印的图书,后来也将本国学者著作雕版付印, 这样中国印刷术就在琉球扎下了根。 印刷术传入朝鲜、日本之后,陆续向其它周边邻国传播,在东南亚各国,较早接受中国印刷 术的是菲律宾、越南,之后才传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其它南亚国家。 1.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与中国地理接壤,同用汉字,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时期就与中国建立了政治上的联 系。越南同朝鲜、日本一样,非常珍视中国的书籍。他们不惜重金购买或通过交换、赠送 等形式从中国输入书籍。但印刷术何时传入越南? 越南人何时开始采用 印刷术? 因史料缺乏, 一时还难以断定。根据现存史科,越南曾于1251-1258年的陈朝元丰年间印刷过木印的户口 帖子,这是越南采用雕版印刷的最早记载。此后,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英宗曾于元 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遣使来华,从元朝"收得《大藏经》回留天长府(今南定)副本刊行" ,开始雕版印刷佛教经典。四年之后,又命印行佛教法事、道场新文及公文格式,颁布国内 张秀民着《中国印刷史》第7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后,雕版印刷在越南逐渐兴起,并于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黎 朝太宗黎麟绍平二年)刊 印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大全》,进入了黎朝印刷文化较为发达的历史时期。 越南刻书,仿中国,有官刻、私刻之分。其中官刻本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 本;私刻则题堂、斋,或某地、某家藏版。其刻书中心首推河内,有会文堂、广盛堂、观文 堂、盛文堂等多家;所刻经书、课本、诗文集、史、地、传记、小说等,有不少是据中国版 本翻刻的。柳毅着《中国的印刷术》第244页,科普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见当时越南与中国在文化领域关系之密切。 越南采用活字印刷较晚,现知最早出现的活字印刷是公元1712年采用 木活字印刷的《传奇漫 录》。后于绍治年间(1841-1847年)又从中国买去一副木活字,印刷了《钦定大南会典事例 》九十六册。越南所印各书,都保留着浓厚的中国风格,避讳也非常严格。 公元十七世纪,中国的彩色套印术传入越南,在越南的湖村、河内等地建起了专门刻印年画 的作坊。其所印年画的题材、内容,以及所采用的工艺技术,主要来 自中国。图11-4系越南的彩印年画"关公像"。足见越南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渊源关系。 2.在菲律宾的传播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菲律宾商船首航中国,到达广州进行贸易。此后,菲律宾除 来华贸易外,还经常派遣使节,到中国进贡方物,中菲关系日益密切 。与此同时,中国东南 沿海一带的华人纷纷到菲律宾经商或谋生定居。到明朝时,华人定居菲岛者已不可胜数。这 些华人不仅带去了大批中国书籍,而且其中有一些刻版印刷工匠,开始在菲律宾刻印书籍, 把中国的印刷术带到了菲律宾。可见,菲律宾的印刷术及其印刷业是由中国刻工直接传授或 经营的。在1640年以前,在菲律宾的中国刻工可考者有八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尼拉天主教 多名尼各派教会的中国教徒约翰·维拉。菲律宾远东大学柴迪教授曾经说过:"一五九三年 出版了两本书,都是有关基督教义的,一为太格罗语,另一为中文,这两本书都是在马尼拉 由一位中国教徒——他的教名叫约翰·维拉(死于1603年)所刊印的,他是菲律宾第一个闻名的刻工"。 十六世纪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岛之后,菲律宾岛总督哥斯麦庇列斯·达斯马列那斯曾在1593年 6月20日,从马尼拉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第二的信上说:"陛下,因为急需,我用陛下名 义,这次特许印刷基督教义。兹将印本信呈上,一本是岛上最好的语言太格罗土语,一本是中文"。这条史料可与上述柴迪教授的话相印证。图11-5为中文译本《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是由中国刻工约翰·维拉刻印的。
3.向其它南亚国家的传播 中国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一带居民,自宋代开始就陆续飘洋过海,到南洋诸国谋生。到了 明朝,中国人到南洋各国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纸张、笔墨和 文化知识,对南洋诸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明代史书记载,南方诸国诸如泰国、柬埔寨、爪哇等,在明初都曾得到明朝政府所赠送的 "历书大统历"和"大明宝钞"(明代通行的纸币)。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曾命礼部印制《列女传》一百本,分赐诸蕃,暹罗(今泰国)、柬埔寨各得到一百本。中国印刷品直接传 到南 洋各国,包括中国刻印工匠在内的中国沿海居民直接到这些国家经商或定居,必然会引起当 地对印刷术的兴趣,促使他们开始并发展他们本国的印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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