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印刷业的影响和作用

    近代印刷术，是以机械操纵为基本特徵，采用机械、光学、电器、化学等新发明的先进科学技术研制出来的，较之中国传统印刷术更为先进的工艺技术。它的传入，直接导致了中国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和重大变革。同时，由于印刷术是与文化出版事业息息相关的工艺技术，也由于它的传入既是以宗教传播为基本特徵的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又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它的传入，在促使中国近代印刷业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它的传入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驱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马礼逊、裨治文、林乐知、麦都思、马儒翰等十九世纪进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的言行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在中国主编《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万国公报》上极力鼓吹"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主张"本昔日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提出把中国变成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的主张。它到处散布奴化思想，用以瓦解华人斗志，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作舆论准备。

    自1884年到1949年，在中国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同文书会(广学会)，在其创办宗旨和计划中，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对于中国的开放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直到我们能将中国人的头脑也开放起来。他们反对西方的观点、计划以及商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送他们几本我们出版的好书，可以瓦解他们的反抗。……，利用一些合适的书籍，来指导他们，……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

    另一个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利用传教和出版《中国文库》(又名《澳门月报》、《中国丛报》)之机，搜集并
提供给英美等殖民主义者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气象等各种情报资料，并鼓吹通过武装入侵，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他鼓动西方传教士不顾中国的法令，深入到中国内地活动。作为传教士的裨治文，曾先后任职美国专使顾盛的译员和秘书、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与麦莲的助手。他参与订立了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

    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并带来近代铅活字制作技术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于1816年和1834年，先后任职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及驻华商务监督律芳卑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曾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以取得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马礼逊在1832年回顾他在华25年的工作时，很满意地说："我现在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们用印小书的方法，已经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

    马礼逊的儿子—英国传教士马儒翰(John RobeTt Morrison, 1814-1843)，在鸦片战争中，随同侵华英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直接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42年，他又随璞鼎查同船指挥进攻南京，参与中英谈判，并起草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另一个早期派来中国传教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鸦片战争中，任英国侵略军翻译。1843年到上海传教，1848年3月伙同另两名传教士雒魏林、慕维廉，非法潜入青浦县，激发了"青浦教案"。

    从上述数例不难看出，十九世纪纷纷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有不少披的是宗教的外衣，行的是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以求其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面前麻木不仁、丧失斗志的文化侵略之实，有的甚至直接参加和指挥英国远征军大举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参与中英、中美谈判，起草和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至于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欺压民众、残害百姓者，更是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因传教士的恶劣行径所激发的"教案"，仅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多达20多起(见表12-1)。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表面上他们是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事实上，他们服务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先驱。尽管他们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石印术，在中国设立出版印刷机构，在印刷布道会小册子等宗教宣传品的同时，也出版印刷了一些有关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变革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其侵略中国的宗旨和目的也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五千年来，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外来文化，无不为中华文化所吸收、所融合，最终变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行文化侵略之实，甚至直接参加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传教士并未如愿以偿。他们的恶劣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各地此起彼伏、屡屡发生的"教案"就是在中国遭到强烈反对的明证。

    客观上，由于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政策，规定宗教不干预国家政务，因此，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在中国办慈善事业和正常传教之士。开医院、办工厂、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在华经商、行医人士，更是大有人在。譬如，第一个来中国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全体新论》并着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博物新编》、《天文略论》等科技图书，致力于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的合信医生；曾任职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达28年之久，先后翻译英文原着143种，为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数量最多的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虽年逾花甲，但仍亲赴华北、西北战场进行救护工作，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洪流之中的比利时天主教士雷鸣远；创制中文铜模，改良中文排字架的姜别利等，在中国都做了不少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

　表12-1 西方传教士激发教案统计表

    客观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包括近代印刷术在内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则广收博揽，学习、吸收，洋为中用，以求自身发展。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得以蓬勃崛起的根本所在。.

    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些阶段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形势息息相关。.

    十九世纪的近百年间，是西方近代印刷术伴随着西方列强侵华政策的传入时期。其间，铅活字凸印率先传入，随后，石印术，制版照相术，平版胶印，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泥版、纸型铅版，珂罗版等相继传入。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有四：一是西方各种近代印刷术几乎均在此时传入，并且有的是刚刚发明即传入中国，是边发明、边传入的；二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印刷术、印刷设备和器材及其新创办的印刷机构，几乎都掌握在西方传教士手中，据不完全统计，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建立的印刷机构已多达70余所；三是印刷刊物中西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多为传教用的布道会小册子；四是书籍印刷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传统印刷仍很兴旺。出现了传统印刷与近代印刷并存的局面。

    鸦片战后，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清朝政府采取了丧权辱国、苟且偷安的政策，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境地。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康梁维新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开展，我炎黄子孙、仁人志士纷纷起来，以开工厂、办学校为措施，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以图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抗衡。在这样的形势下，国人自办的印刷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且发展迅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于高峰。这是印刷近代史中的第二阶段，即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民族近代印刷业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迅速崛起，发展迅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于高峰；二是印刷设备、器材工业随之创立，印刷科研、教育、管理和出版也随着中国印刷学会的建立而加快了它的发展进程；三是由于民族近代印刷业的崛起，而导致
主导一千二百多年的传统印刷业迅即衰退，濒于被淘汰的境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兴盛期。当时在印刷中心上海集中了一批印刷行业的先进分子。他们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成立印刷学术团体，开办印刷技术学校，研制新的印刷设备、器材。真可谓呕心沥血、艰苦创业，为中国印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正如贺圣鼐、赖彦予在《近代中国印刷术》一书上篇的结论中所讲的："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国印刷技术及其印刷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使这一进程夭折。然而，它为中国印刷业的再度腾飞确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日寇大规模侵华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大地置于大规模战争环境中。中国印刷业在日寇铁蹄下，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摧残。战争环境，使印刷业处在低潮之中，这是中国印刷近代史中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三十年代达于高峰的发展进程夭折，近代印刷业在日寇铁蹄下倍受摧残、蹂躏，处在印刷近代史中的低潮时期；二是印刷机构划整为零，分散到全国各地，为战争服务，用极其简陋的印刷设施，印刷战争需要的宣传品，印刷设备、技术虽无进步，但却深入农村僻壤，普及面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