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信息载体──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

    印刷术是复制术，其复制内容和复制对象无非文字和图象两大类，其中尤以文字的复制为多，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因此，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于印刷术的发明与完善则是至关重要的了。

第一节　文字的产生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工艺技术──特别是重大工艺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社会对它的需求和物质条件的具备。印刷术也不例外。现实情况是，印刷术的发明取决于社会在文化和生活方面对印刷这一转印复制术的需求，而这一需求的实现，又是以包括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以及印刷原材料在内的物质条件的具备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作为印刷复制对象的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尽管人们需要印刷术，尽管印刷术在织物领域能够得以应用，但印刷术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困难、缓慢的。是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导致了社会对印刷术的复制需求，提供了复制对象。文字与印刷术的诞生和发展有着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不解之缘。

    中国的文字是从图画中分离、转化而来的。而这些早期的文字和图画，正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出于记载和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这里边有个自然而又必然的演变过程。当我们探讨文字的起源时，自然而然地会涉足最初导致文字产生的那些原始的、记载和交流思想的记事方法，从结绳、契刻和图画文字谈起。

一、从结绳、契刻到图画文字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1、结绳记事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

2、契刻记事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关于古代契刻的情况，《列子·说符》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宋国人，在路上拾到一个别人遗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来，并偷偷地数契上刻的齿数，以为这些齿代表的钱数不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对邻居说：“我很快就要发财了。”这段故事说明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图3-1是在甘肃省西宁县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以及其它类似的记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中国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结绳记事的。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确地记下一些事情来。图3-2是秘鲁印加人用的结绳记事的图形。

    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3、图画文字

    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毕竟是原始的、非常简陋、粗略的记事方法，记事范围小，准确性差。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这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间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 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关于文字的起源，战国时代有不少仓颉作书的传说，见于史载多处。如《荀子解蔽》中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说中国的文字是仓颉创造的。

    关于仓颉造字，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 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徵，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徵，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徵，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徵，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上述这些虽然都是传说，不足为据，但其内涵却不无道理，这就是文字从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至于文字的产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或者说，对中国文字的产生作现实、客观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字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演变而来的，它不可能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发明创造的。或许仓颉曾对朦胧中的图画文字作过一次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整理，也未可知。至于仓颉作书、也就是文字诞生的年代，历史上众说纷纭。比较统一的说法是“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当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黄帝时期。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

二、早期的定型文字──甲骨文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图3-3、3-4)。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徵的甲骨文。

    甲骨文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参见图2-10)。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字，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图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