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戊寅仲夏,初稿写完,排校近毕。面对数年夜以断日之艰辛换来的百余万字之文稿,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宽慰之余,又颇有言未尽、意未了之感。忆起八十年代中同叶再生先生共倡编纂《中国印刷史》(通史)时的心境,九十年代初两次上书申请编纂《中国印刷通史》未获批准之沮丧,以及退休前向领导报告《中国印刷通史》的编纂已经启动而再受冷落时的心态,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无奈编纂《中国印刷通史》乃余毕生之宿愿,决心之大绝非寻常困难所能折服。幸得台北李兴才先生鼎力相助,允诺率先在台北出版繁体本,解除了编纂本书的后顾之忧。李兴才先生及"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诸位董事于此功莫大焉!
我非常感谢我多年患难与共的挚友庞多益先生和坦诚相待多年亲密无间的老师兼密友郑如斯教授。是他(她)二位出于友情,允诺并承担了本书当代篇和古代篇中古籍及版画印刷部分,为余因身体欠佳故期望能尽快写完、了却宿愿奠定了基础。正如郑如斯教授所云:"参加'通史'编写,纯粹出自友情,别无它图"。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资深教授邹毓俊、中国丝网印协理事长宋育哲、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毕素娟、北京印钞厂厂长马贵斌、中国科技大学博士方晓阳、邮电部邮票印制局印制专家包雄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时报主任编辑张耀昆诸位师长和朋友也都应邀撰写了部分章节,给予了卓有成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诸位师长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中国印刷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武文祥先生对本书的编纂和出版给予了积极、热情和卓有成效的支持和帮助。为在大陆出版简体本,他曾亲赴台北同李兴才先生晤商,并为简体本的出版筹措资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对武经理的支持和帮助,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现中国文联副主席高占祥先生,原国务院重大办公室主任、现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先生欣然允诺为本书作序,更使余倍受鼓舞。
1997年7月3日,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沈海祥先生致函李兴才先生,对李先生倡议“海峡西岸,共襄盛举”合作出版《中华印刷通史》表示“完全同意”。并说“我很愿意,为我们共同完成这一伟业,为我中华民族印刷史做出应有的贡献”。沈所长出资支持了印刷工业出版社的出版工作。
1998年5月1日,为签署两岸合作出版合约事,李兴才先生同资助繁体本出版的红蓝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和雄先生专程抵京,于1998年5月4日召开四方会议,由沈海祥、李兴才、武文祥、张树栋共同签署了"出版《中华印刷通史》会谈纪要"形式的合约书。当晚,新闻出版署、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工业总公司、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等单位,在贵宾楼联合宴请台湾客人。中国文联副主席高占祥、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王益、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王仿子等二十余位领导和学者参加了会议。武文祥先生的致词和李兴才先生的答词,首次正式披露了《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与出版方面的信息。受到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一部百三十万字、时跨五千年的《中华印刷通史》,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退休时正式启动算起),要完成撰稿、统稿、录入排版、校对、改版,直到可以用于制版印刷的磁盘,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不可能不累及我的亲属。尤其是我体弱多病的妻子高俊英,为支持我的事业,除承担起全部家务外,在家整日小心翼翼,不敢弄出声响,以便为我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中华印刷通史》很快就同读者见面了。常言道:"丑媳妇怕见公婆"。可这个"公婆"总是要见的。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尤其是方家同好,对本书予以批评和指导。
对为本书的编写与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前辈、领导、师长、朋友,再一次深表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张树栋
1998年6月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