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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雕版印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之一。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北宋统一，短短五十年间，中原地区就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五个王朝相继，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分裂割据政权之间，充满激烈的军阀混战，造成频繁的王朝更迭。但是，五代在中国图书印刷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五代的印刷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地区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刻印者从民间、寺院进入到上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官方机构，开始出现了政府刻书和私家刻书。印刷术这项来自于民间的发明创造，在政府的应用中得到扶持，为其本身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1.后唐明宗长兴三年雕版印刷儒家经典 当印刷术已经在民间流行的时候，统治阶级为了划一考试所用的经典文字，仍然采用汉灵帝的旧法，继续雕刻石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在石碑上刻了十二种儒家经典立于长安的国子监内。这次刻石是用当时通行的楷体书写。所刻石经为《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以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后世称为"开成石经"。直至五代时后蜀广政元年(938年)仍然坚持刻立石经的举动。经过二十八年刻成十部经典，(春秋左氏传只刻一部份，缺《公羊传》、《谷梁传》)。其时，儒家经典已被后唐宰相冯道倡议政府开始采用雕版印刷了。雕刻石经既反映出统治阶级对新生事物的忽视和因循守旧；又反映出标准的、没有错误的读本对社会上是如何需要。正是在社会上对读书标准本的迫切需要和民间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刷事业的促进下，出现了后唐明宗长兴三年由政府雕版印刷儒家经典的事件。 《五代会要》记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中书门下是指宰相冯道、李愚等人，奏请即指冯道、李愚的奏请。《册府元龟》载"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子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有别刻立，曾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刊刻九经的目的，正与历代刻石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校正经典文字，使读书人有标准的读本。当时社会动乱，战火纷飞，国家已无力雕刻石经，其所以引起雕版刊印的动机，正是由于见到市上印版书籍的流行。冯道、李愚的奏疏已说得很清楚，可见政府同意采用印刷术是受了民间印刷书籍流行的影响。 当时计划刻印九种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依唐《开成石经》作为底本进行校刻。 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开雕，也是统治阶级对印刷术的第一次利用。国家十分重视，长兴三年四月皇帝再次下诏："近以编注石经，雕刻印板s，委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内差五人充详校勘官，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礼部员外兼太常博士段??、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员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以委国学、差官勘注，盖以文字极多，尚恐偶有差误，马缟以下，皆是硕儒，各专经业，更令校勘贵必精研，宣委国子监诸色人选中，召能书人端楷书写，旋付匠人镂刻，每日五纸，写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据以改转官资"。雕印儒经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虽然已委派国子监师生负责进行校定，为了防止出现差错，皇帝再次指派五名专家详加校勘，保证做到经文的准确无误，而且规定在国子监师生中选派擅长书法之人，以端楷书写上版。 雕印儒经工作，从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共印经书十二部。《九经》之外，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部字书。《九经》刻版告成之后不久，国子监又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将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校勘刻印了。 《册府元龟》记："周太祖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制国子监事田敏，进献印板《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玉海》："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命国子监校正《九经》，以西京石经本抄写刻板，颁天下。四月，命马缟、陈观、田敏详加校勘。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四门博士李鹗书，惟《公羊》前三礼郭山奚书"。 在二十多年校刻九经过程中，终始其事的田敏，向皇帝进献印板时，奏曰："臣等长兴三年校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秕缪，渐失根底，臣等官守胶庠，职司校定，务求援据，上备雕刻，幸遇圣朝，克终其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述。"由于国子监师生的认真努力和众多镌刻、印刷、装帧工匠的艰辛劳动，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终于大功告成。当然值得庆幸了。 儒家经典的开雕，的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首先，它开创了经书采用印刷之先河。此时，印刷术在中国虽然推广应用数百年之久，然而印刷品"色类绝多"却"终不见经典"。以往靠朝廷刻碑立石的方式提供标准教材，费工费时，人们辗转传抄容易发生疏漏舛误。如今有了印刷的版本，既可以达到统一定本的目的，更便于快速地大量提供复本，供社会需用，对于古代学术的繁荣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图书文献的保存与流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印刷术应用的范围从只印些民间日用杂品上升为当时被奉为经典的儒家书籍，印刷术得到政府的重视，更有利于本身的发展和提高。从过去隐现于民间、寺院之中，开始公露于世，印刷技术所具备的快速、便利、成本低廉的优越性逐渐得到充分体现，在大规模的应用过程中，推动着技术不断改革创新，在雕版技术发展成熟的同时，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从此产生了政府刻书事业，而且国子监刻书是政府刻书的主体。所刻书版收藏在国子监，所以也称"监本"，这一制度，影响后世各历史朝代，宋代监本就是以五代留下的监版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之为"古监本"或"古京本"。国子监刻书非常重视底本的选择，谨慎的校勘和优秀书手的手写上板，为后代刻书事业做出了榜样，形成了中国古代印刷书籍的优良传统。 第四，国子监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由学校担任教材的编注、校勘、印刷、出版发行。直到现代，中国高等院校都有着自己的编辑出版机构，为本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同时也为社会上提供着优秀书籍。是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系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五，标志着中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将由印刷方式代替手写方式。以往，社会上虽然有印刷活动，但其使用仅限于部分地区，而且在民间流传。社会上通行的基本是靠抄写制书。五代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虽然仍有手写本书籍流传，但是印刷事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图书形式的主流开始由写本时期进入印本时期。 2.五代时期自立邦国的其它地方政权的印刷活动 除了后唐政府大规模地印刷书籍之外，其它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也有采用印刷术的活动。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地处南方太湖流域的吴越国。在政治、经济、生产上，吴越国是比较稳定、繁荣的朝廷之一。第一个统治者钱缪，被梁太祖封为吴越国王，后又加天下兵马都元帅。传三世，五主。共八十多年(893-978年)。吴越钱氏诸王信奉佛教。忠懿王钱弘??(或称钱??，947-978)，崇信甚笃，曾大量修建寺庙，兴造佛塔，雕印佛经。本世纪以来，吴越国雕印的佛经实物多有发现。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图7-7)。乙亥是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1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其时吴越国并未纳土，仍应列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钱??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图7-8)。乙丑为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实为珍贵。 又据《五代史·晋书》记：后晋高祖石敬塘，崇尚道教，曾命人印刷过道德经。当时有个道士名张荐明，常被召进，为其讲授经义。"张荐明，燕人，少以儒学游河朔，后去为道士，通老子、庄周之说。"敬塘崇尚道教，为道士崇贞大师张荐明赐号通玄先生。"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会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又命宰相和凝撰写诗文，"冠于卷首，颁行天下"。 五代的时候，不但有了官刻的经典，并且在士大夫阶层内也有了出资刻书的人。史料记载，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用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代时期私人刻书最著名的人是毋昭裔，毋青年时，社会上书籍的流传，主要是抄写，由于手写费时费工，一部书复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书，是很不容易的。毋曾向朋友借《文选》，遭到拒绝。遂决心日后如果发迹，定把书籍刻版印刷，给读书人提供方便。后来做了后蜀宰相，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雕版印刷。还建议当时割据四川的蜀主孟昶刊刻九经。
五代时私人刻书家之二：和凝，后周著名文学家，后唐翰林学士，后晋初为端明殿学士，后晋天福五年为相，后周显德二年卒。和凝长于歌曲，《五代·和凝传》："和氏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别人"。和凝把自己的著作雕版印数百部，送给友人。可以看出这时印刷术的作用已为统治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所认识，并且已经开始利用这一重要的技艺了。另据记载，前蜀乾德五年(923年)和尚昙域为他的师父贯休将其诗稿一千首"雕刻版印"，题号《禅月集》。 承唐代遗风，五代的民间和佛教徒的刻书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敦煌发现的书籍中有五代民间刻印的韵书残本以及许多上图下文的佛像图画，就是明证。其中，后晋开运四年刻印的观世音菩萨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雷延美是现知最早的刻工(图7-9)。 五代刻本，像唐代刻本一样流传到现在的非常之少。所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而且都为残本。监本九经虽然受到当时读书人的重视，但是一本都没有留存下来。唐和五代的刻本都是中国最早印刷的书，在书史和印刷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业，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础上，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除国子监承刻之外，其它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刻书、印书，全面开展了政府刻书事业，私家和坊间刻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官、私、坊刻书系统的庞大网络。刻书内容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刻印儒家经典著作，又遍刻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政府还编印了四部大型类书以及佛、道藏经典。私人刻书以文集最多，坊间刻书则以售卖营利为主，除了刻印经文以外，又另刻有字书、小学等民间所需用及士子应举所需要的读物，品类丰富繁多。 宋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发达昌盛的刻书事业，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印刷事业得到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宋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1.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出现的五代十国战乱割据局面，除北方尚有契丹政权外，国家再度统一。宋代初期废除了唐五代时门阀士族按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曲部制，代之以地主只能购置田产和对佃户进行租佃剥削的租佃制。农民比原来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加上宋初鼓励垦荒，改进农具，改革耕作技术等措施，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圩田水利的开辟，冶金矿业的兴起，军器织造的分工，陶瓷业的进步，造纸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 2.统治者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注意笼络和利用知识分子 宋朝统治者十分清楚"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道理。于是制定一系列笼络民心、巩固统治的文化政策，如：统一法规、编定律例，大兴书院，崇尚儒术、提倡理学，佛道并举，以及三教一义等。宋太祖为加强和巩固中央政权，对武将夺权收兵，百般防范，而对文臣则高官厚禄，笼络利用，甚至在军队中也多用文人而知兵者。这种用人路线使得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之风在社会上时兴起来。与此同时，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实行改革，一方面把用人之门向所有文人开放，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录取名额，每年考中者多达二、三千人，比唐代增长二、三十倍，且中举者不必经"身、言、书、判"的考试即可为官，朝廷对多次科考而久不中试者表示恩典，特赐本科出身，称"特奏名"。通过这些手段，宋朝建立起庞大的官僚机构，使大量中下层文人进身仕途，为巩固中央集权政府服务，国家给以优厚待遇，这种以"一日之长取终身富贵"的诱惑，吸引人们热衷于科举功名，读书人的队伍迅速膨胀起来，为应试必读的教科书──儒家经典及各类参考读物的需求更趋迫切、强烈。社会对书籍要求的不断增长，必然促进刻书、印书事业的发展壮大。 3.政府注重收藏、编撰、整理图书，文化事业空前发展 宋初的几个皇帝也都十分注重对图书的收集、典藏、编撰、整理和利用。据《玉海》记载：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在削平诸国的军事征战中，宋代统治者很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籍，用以充实官府藏书。太宗开宝年间朝廷藏书已增至八万多卷。同时，国家采取措施，广泛收集图书，凡有献书者，即视其书籍价值及献书人之能力委以官职，政府提出缺书目录，派人到全国各地徵求图书。并规定了地方向中央政府缴纳新出图书的任务。奇缺的书，由专门机构负责补写，经过几朝的努力，图书数量大为增加。 经过唐五代之后，三馆仍是国家藏书的主要机构。宋初，又增加秘阁来管理图书，神宗时在秘阁之上建立崇文院。三馆秘阁图书又分藏在宫廷内的龙图阁、玉宸馆、太清楼等处。s 北宋时，各地政府也都建有藏书机构，至南宋时已极为普遍。如江南十一府，每府都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私人藏书之风，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官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北宋初期的江正、李方、宋缓、王诛等，后期又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这些藏书家的收藏都达到万卷以上。 政府注意收集图书的同时，很重视校印和整理。太宗、真宗朝时，多次组织人校书、整书。宋代三馆秘阁的馆阁学士，都是从科第中有学问的青年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由这些人提任政府藏书的校勘、整理和撰修，他们以较高的学力和优裕的时间从事整理图书，编撰书目，使政府的藏书质量不断提高。仁宗景佑六年(1034年)通过整理、校订，历经七年，编成北宋时期的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着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 南宋时政府对藏书仍进行校订、整理，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编成国家藏书目录《中兴馆图书目》七十卷，共着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比《崇文总目》增加一万四千多卷，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时，图书数量再度增加，政府又编制《中兴馆阁续目》，着录图书五万九千多卷。同时，宋代还编撰了史志目录《国史艺文志》。国家图书财富的增长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为日后刻印书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4.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由于国家注重大量地收集、整理图书，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影响了私人编撰书目风气的增长。一些私人藏书家多在馆阁任职，参加过校书编目工作，有着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经验，是编撰个人藏书目录的有利条件。到南宋后期，私人藏书目录竟超过官修目录。不但在参考使用价值上超过政府藏书目录的水平，甚至在编纂理论方法上，对分类、着录、修订等方面都提出新的意见，以漏补和修正官修目录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如吴竞、李淑、晁公武、尤袤、郑寅、陈振孙等人都是宋代着名私人藏书家和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尤袤编撰的《遂初堂书目》，第一次记录图书的不同版本，开创了着录版本事项之先例。也是第一部反映图书有了印刷版本之后的藏书记录，从中可以了解到初期图书刻印的主要类型、印书地区等。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因其题要而最为著名。 宋代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各有一千卷内容的三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还编辑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在经学方面，由于注重义理，发展出理学。北宋的程颐、程灏，南宋的朱熹都是影响很大的理学家。还有与他们主张不同的王安石、陆九渊等大学问家。史学方面，司马光写了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郑樵写了纪传体《通志》。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是第一部目录学的理论专着。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介绍了宋代科技成果。宋代的词、评话兴盛一时，诗文更s是内容丰富，许多文集都是数百卷的巨帙。 社会上学术思想的活跃，新学科书籍大量的产生问世，无疑将对印刷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官刻书是指国家政府各机关部门所刻印的书籍。又有中央和地方官刻书的区别。 1.中央官刻书 (1)国子监刻书。继五代之后，宋朝政府刻书仍由国子监负责承担，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政府刻书的主要单位。其所刻书，世称"监本"。 宋代统治者主张兴文教，析武事，抑制豪门，强化集权。笼络重用知识分子、培养人才，注重以文为贵，继续宣传孔子为人伦之表，孔学为帝道之纲，儒学地位进一步获得提高。《宋史·太祖本纪》载：宋太祖大重儒者，提出"作相须读书人"的主张。开宝七年"诏《易》、《诗》、《书》三经学官，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并对五代时主持雕版印刷九经的田敏，给予嘉奖，赏赐袭衣、缯彩和银器。太宗时多次视临国子监，命博士李览讲《易》、孙爽讲《书》。为了培养更多的精通儒术的优秀人才，国家采取扩大招收国子监学生，扩建学舍等措施。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赐国子监学田五十顷。神宗一朝先后数次赐赠国子监银缗，国子监不仅继续刻印儒家经典，并进一步发展到刻印史书、算书、医书、子书、文集和字书、类书等四部群籍。最初以五代遗留的版片直接刷印，继之补刻或重刻。经文以外，还遍刻九经之唐人旧疏与宋人新疏。国子监刻书逐渐进入高潮。 首先，儒家经典，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即令孔维、李览等校正(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版印行。之后，淳化五年(994年)，兼判国子监李至又上言："五经书疏已经印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未备，岂付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崔倔??皆励精于学，博通精义，望令垂加雠校，以备刊刻"。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完成了这七部经书注疏的刻印。国子监将十二部儒家经典著作的经、传正文已全部出齐。 第二，史部书的刻印：自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校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校刻《三国志》、《晋书》之后，继续校印《南史》、《北史》、《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从宋初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国子监镂版印刷了。 第三，医学方面：国子监先后校刻了《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千金翼方》、《黄帝针经》、《金匮要略》、《补注本草》等古代以来的重要医学成果。 第四，其它各类著作：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中书门下敕令国子监雕印了《说文解字》，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又雕版《群经音辨》。此外，诸子百家书有《荀子》、《文中子》、《孙子》、《卫僚子》、《六韬》等也刻版印刷。 宋代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成绩也是非常显着的。刻书最多的是北宋皇帝中在任最长的仁宗朝，许多大部头书籍，都是在仁宗朝时期完成的。当然，成绩最为突出、刻印数量最多最快的还是儒家的经典着作。《宋史·刑??传》有一段记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皇帝到国子监检阅书库，问及经书刻版的情况，祭酒邢??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从960年建国到1005年间，由于大量刻印儒家经典著作，阐发经学思想及经书之音注、疏、正义等着述，经过四十年，经书版片已经增加了二十多倍。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对儒学思想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只有采用印刷，才能收到如此惊人的效果!这不仅利于封建社会教育的普及，同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邢??感叹地说："臣少从师业儒，经贤有疏者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之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金兵入侵，宋朝政府南迁，刻书事业受到挫折，国子监所刻书籍版片，被掠劫一空，损失巨大。然而统治阶级崇尚儒术的宗旨，毫不动摇。稍事安定，国家立即恢复原有的教育措施，皇帝多次下令"取好监本书籍，镂版颁赐"，"对监中其它阙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国家努力恢复原国子监的刻印群经，不仅表明尊儒崇经的诚心，也充分反映出愈是国家危难之时，儒家思想愈是被用来做为挽救和巩固封建专制王朝的精神支柱。但是，毕竟因国力衰微，国子监刻书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其时，国子监刻书的任务，刻书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到宋末，国子监中有书名可考的书版仅有一百多种。由此可见，宋代官方刻书，在北宋时期以中央为多，到南宋时，则以地方为多了。 遗憾的是，宋代国子监刻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没有留存下来。只有极少的部分书籍流传至今，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等重要的国家藏书单位，十分珍贵了。 国子监刻书，对中国采用雕版印刷、刻印书籍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为以后刻书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在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宋代在国子监大量刻书的影响之下，推动了中央其它部门的刻书、印书活动。崇文院、司天监、太史局、秘书监、校正医书局等政府部门，也都开始刻书，并刻印了一批与其专职相关的书籍。由于国子监刻书下地方镂版，因此又带动了地方刻书事业的发展繁荣。地方上各级政府部门，州郡县学，各级公使库、转运司、茶盐司、安抚司，以及各地书院，相继刻书印书。官方刻书系统日臻完善。私家刻书和坊间刻书在原有基础上和官方刻书的巨大影响下，继续向前发展，彼此互相影响、促进、制约，将五代开始形成的三大刻书系统，推向深入发展的道路。 第二，国子监刻书发展到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体系。除担任最高学府的出版、管理机构以外，还兼任国家图书出版的发行任务。最初国子监有专管刻书印书机构的印书钱物所。后经判国子监李至的建议予以改名。《宋史·职官志》判国子监李至于太宗淳化五年进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设置专职管理人员，始置书库。国子监雕印的经史图书，都是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读本，这些书印好之后，先送"诸王辅臣"一本，然后公开售卖，而且允许读者纳款赎印。 第三，继承五代国子监刻书的传统，宋代国子监刻印书籍，注重选择优秀底本，校勘审慎，保证内容和文字的准确，对于经书读本的统一标准定本，要求更为严格。刻印之书，多由名人手书上版，具有较为浓厚的书法气息。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宋初五经正义赵安仁所书最多，赵氏字体在欧、柳之间。在刊本中，李(李鹗，五代监本九经书写人之一)、赵最为精劲"。如现今所见影宋蜀刻大字本《尔雅》，每叶八行，行十六字，卷末题有"将仕宋四门国子博士臣李鹗书"一行。又据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鹗书《五经》，仿其制作，刊行于国子监"。可知宋代国子监刻印经书，其行款格式，为沿袭五代之遗风。正因如此，宋监本儒家经典，版式宽阔，字大疏朗，再加上所用纸、墨优良，印刷技术精湛，实为后人翻刻、翻印古代典籍的标准范本。 (2)中央政府其它部门刻印书籍。国子监刻书之外，宋代中央政府各机关部门也都刻书。如崇文院、秘书监、太史局、德寿殿、左司廊局等殿、院、监、司、局。有些部门则刻些与本职权相关的专业书籍。但是总的情况是，各部门刻书，仍以经、史著作为主，今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引各家知见书目所记： 崇文院于咸平三年(1000年)刻印《吴志》三十卷，天圣二年(1024年)刻印《隋书》八十五卷，天圣七年(1029年)刻印孙??《律文》十二卷、《音义》一卷，宝元二年(1039年)刻印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此外，986年到1034年崇文院与国子监校刻了《说文解字》、《广韵》、《玉篇》以及《集韵》、《孔部韵略》等字书、韵书。 德寿殿刻印刘球《隶韵》十卷。据《宋史·职官》：尚书省，"掌施行制令，举省内纲纪程式，受付六曹文书，听内外辞诉，奏御史失职，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诏废置、赏罚。"在尚书省隶属的机关内，也都有藏书保存，而且刻书。如左司廊局即曾于淳熙三年(1126年)刻印过《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此书卷末有题记："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祯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不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十部，四月九日进览。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 秘书监于元丰七年(1084年)，赵彦若校刻张邱建《算经》三卷，唐王孝通《辑古算经》一卷。 又如隶秘书省的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详青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预造进呈"。"其别局存天文院……钟鼓院……，印历所，掌雕印历书"。说明宋代的历书不仅采用印刷，而且设有专门的印刷历书的机构。 2.地方官刻 书金兵南下，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国子监书版全遭毁弃，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南宋建国初期，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国子监无力重雕，即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刻版，然后送归国子监，即使如此，也只刻印了九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十二经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书和《资治通鉴》。其它书版多存在原地印卖，或由读者赎买。因此，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迅速发展起来。如：各地方公使库，中央在地方各路设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县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等都普遍刻书、印书。 今据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依已见前人书目着录，和各图书馆等藏书单位现有实书以及《中国善本书总目录》所着录的现存书籍，略加摘选叙述： (1)公使库刻书。公使库是宋代地方上接待中央来往官吏安寓的地方。相当现代的招待所。这种部门，由于较殷实的经济力量，加之往来客寓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多附庸风雅，从事刻书印书。凡用公使库钱刻印的版本都称公使库本。如：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欧阳文忠六一居士集》五卷，续刻五十卷。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刻《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刻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曾??《大易粹言》十二卷。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刻《礼记郑注》二十卷，附《释文》四卷。淳熙六年(1179年)春陵郡库刻《河南程氏文集》十卷。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刻《颜氏家训》七卷。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刻《荀子》(图7-10)二十卷。淳熙九年(1182年)信州公使库刻李复《??水集》十六卷。淳熙十年(1183年)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淳熙十四年(1187年)鄂州公使库刻《花间集》十卷。 此外，据《中国善本书总目录》载：北图收藏有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元遽修本《周易》九卷，及淳熙四年(1173年)刻《礼记》二十卷、《释文》四卷残卷。 (2)各路使司刻书。据《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析为二十三：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风，河东，淮南东，两浙，两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广南东、西。高宗南渡后，所存者，两浙、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等十五路。"政府在各路设置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主管茶盐专卖、民政、水路转运、财政税收、提点刑狱诉讼等事务。这些机构，掌握着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有较雄厚的力量和条件，也竞相从事刻书、印书。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 熙宁二年(1069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过《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绍兴三年(1133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杨雄《太玄经》十卷。绍兴六年(1136年)刻《事类赋》三十卷，以及无年号《唐书》二百卷。
两浙西路茶盐司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刻《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两浙东路绍熙三年(1192年)茶盐司刻宋元遽修本《周礼正义》七十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两浙东路安抚使乾道四年(1168年)洪适刻《元氏长庆集》六十卷。 浙西提刑司淳熙六年(1179年)刻《作邑自笺》十卷。此书影宋抄本卷末有"淳熙已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题记。 江西提刑司嘉定五年(1212年)刻洪迈《容斋随笔》一至五笔，共七十四卷。 福建转运司绍兴十七年(1147年)刻《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漳州转运使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刻印大字本《三国志》。 淮南东路转运司淳佑十年(1250年)刻《徐积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 荆湖北路安抚司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建康实录》二十卷。湖北茶盐司(亦称湖北庚司)淳熙二年(1175年)补刻绍熙茶盐提举司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除上述之外，还有以漕司、漕台、计台、庚司、仓台、漕院等官署名称刻书。如：建安漕司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黄汤刻黄伯思《东观余论》不分卷。嘉定三年(1210年)刻《东观余论》二卷。开庆元年(1259年)汤汉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 福建漕司吴坚刻《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卷末有"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司"二行题记。 广西漕司绍兴三年(1133年)刻王叔和《脉经》十卷。 江东仓台淳熙七年(1180年)刻洪适《隶续》二卷。 江西计台淳熙八年(1181年)钱佃刻《荀子》杨??注二十卷。 江西漕台淳熙九年(1182年)尤袤刻《荀悦申监》一卷。邱宗卿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淮南漕廨嘉定八年(1415年)王大昌刻《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 广东漕司宝庆元年(1225年)刻《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此书每卷末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梓及校勘各官衔名"。 江东漕院绍定四年(1231年)赵善湘刻卫??《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3)各州(府、县)刻书。《宋史·职官志》："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州中书、枢密院宣征使职事，称制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款、守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 这些府、州衙署，有条件也都刻书印书。如：江宁府嘉佑三年至四年(1058-1059年)刻《建康实录》二十卷。杭州嘉佑五年(1060年)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镂《新唐书》二百五十卷。元佑元年(1086年)杭州路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绍兴九年(1139年)刻《文粹》一百卷。 明州绍兴十九年(1149年)刻《徐铉骑省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刻《文选》六十卷。 温陵州淳熙九年(1182年)刻胡志堂《读史管见》八十卷。此书有胡大正刻书序："淳熙以前无刻本，至大正官温陵，始刊于州治之中和堂"。 吉州嘉定二年(1209年)刻《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二十卷。 绍兴府绍兴九年(1139年)刻《毛诗正义》四十卷。此书前列校勘各官名外，有"绍兴九年九月十五日绍兴府雕造"题记。嘉泰元年(1201年)刻施宿《会稽志》二十卷。 临安府绍兴九年(1139年)刻《群经音辨》七卷，《汉官仪》三卷，书卷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字"。《文粹》一百卷，卷末有"临安府今重行开雕唐文粹壹部，计二十策。已委官校正讫。绍兴九年正月□日……"。绍兴十年(1140年)刻《西汉文类》五卷。 平江府绍兴十五年刻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余姚县绍兴二年(1132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两浙临安府蜀盐官县刻《通典》二百卷。 眉山绍兴十四年(1144年)刻《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四十卷，《梁书》五十六卷，《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即世称之眉山七史。 (4)州(府、军)郡、县学刻书。宋代教育事业发达，全国各州、府、军、县都设立学校，称州学、军学、县学。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基地。《宋史·职官志》"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者，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 这些学校由较高学艺水平之人主持，又具备一定的学田财力，所以能以大量刻印书籍。其大致情况如下： １州军学： 天圣七年(1029年)江阴军学刻《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宋庠《国语音》三卷。 绍兴十年(1140年)宣州军州学刻梅圣俞《宛陵集》六十卷。 绍兴十七年(1147年)黄州州学刻王禹??《小畜集》三十卷。 婺州州学教授沈??刻苏询《嘉佑集》十六卷。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惠州军州学刻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抚州州学刻谢迈《竹友集》十卷。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南剑州州学刻孙甫《唐史论断》三卷。 卢州州学刻《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乾道元年(1165年)建昌军学刻黄裳《溪山集》六十卷。 乾道二年(1166年)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刻廖刚《高峰集》十二卷。 乾道四年(1168年)兴化军学教授蒋邕刻《蔡忠惠集》三十六卷。 乾道七年(1171年)衢州军州学刻王溥《五代会要》三十卷。 邵武军学刻廖刚《高峰集》十二卷。 绍熙三年(1192年)高邮军学刻秦观《淮海集》四十九卷。 庆元六年(1200年)建昌军学南丰县主簿林宇冲刻《宋书》二百卷。 嘉定元年(1208年)台州州军刻林师箴《天台前集》三卷。 端平元年(1234年)临江军学刻张洽《春秋集注》十一卷。 ２郡斋本： 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姑苏郡斋王琪刻《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补遗。 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春陵郡斋刻《寇莱公诗集》三卷。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会稽郡斋刻《鲍彪战国策》十卷。 绍兴四年(1134年)高邮斋刻孙觉《春秋经解》十五卷。临川郡斋詹大和刻王安石《临川集》一百卷。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宣州郡斋楼照刻《谢宣城集》五卷。绍兴三十一年(1167年)赣郡斋刻陈襄《古灵先生集》二十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盱江郡斋刻郑侠《西塘集》二十卷。 乾道二年(1166年)泉南郡斋刻《宋孔传六帖》二十卷。吴郡斋刻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 乾道三年(1167年)江郡斋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山郡斋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九江郡斋刻郑侠《西塘集》二十卷。 乾道六年(1170年)刻《集验方》五卷。婺州郡斋李衡自刻《周易义海提要》十二卷。 乾道七年(1171年)姑熟郡斋刻《伤寒要旨》一卷、《药方》一卷。 乾道八年(1172年)姑熟郡刻杨侃《两汉博闻》十二卷。 淳熙二年(1175年)建安郡斋韩元吉刻《大戴礼记》十三卷。 淳熙三年(1176年)广德郡斋以中字本重刻蜀小字本《史记》。 淳熙五年(1178年)赵山甫莅郡取褚少孙所续别为一帙，八年(1181年)澄江耿秉始次其卷第合而印之。括苍郡刻刘安世《元城先生尽言集》十三卷。 淳熙六年(1179年)吴兴郡斋刻《魏郑公谏录》五卷。筠阳郡斋苏诩刻苏辙《栾城集》八十四卷。 淳熙八年(1181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文选李善注》六十卷，《考异》一卷，《文选》双字三卷，《昭明太子集》五卷。 淳熙十一年(1184年)南康郡斋朱端章自刻《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襄阳郡斋吴琚刻《襄阳耆旧集》一卷。 绍熙二年(1191年)会稽郡斋刻鲍彪《战国策校注》十卷。 绍熙三年(1192年)邵阳郡斋胡澄刻贺铸《庆湖遗老师集》九集，拾遗一卷，补遗一卷。 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郡阳郡斋黄沃刻其父公度《知稼翁集》十二卷。 嘉泰元年(1201年)筠阳郡斋刻米芾《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 嘉泰四年(1204年)新安郡斋沈有开刻吕祖谦《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 开禧元年(1205年)天台郡斋业笺刻《石林奏议》十五卷。 嘉定元年(1208年)永嘉郡斋施??刻陈傅良《止斋集》五十二卷。 嘉定三年(1210年)高邮郡斋汪纲刻陈敷《农书》三卷。秦观《蚕书》一卷。 嘉定四年(1211年)宜春郡斋刻《唐摭言》十五卷。 嘉定六年(1213年)泉州郡斋刻《梁溪先生集》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舒州郡斋张嗣古修补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曾??《大易粹言》十卷。 嘉定七年(1214年)真州郡斋刻陈敷《农书》三卷。秦观《蚕书》一卷。 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建安郡斋叶岩刻《曾??类说》六十卷。 宝庆三年(1227年)南剑州郡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文一卷。 ?nbsp; 芏ㄔ?1228年)台州郡斋陆??刻其父陆游《老学庵笔记》十卷。严州郡斋刻潘阆《逍遥词》一卷。 绍定二年(1229年)婺州郡斋刻吕本中《童蒙训》三卷。 端平元年(1234年)新安郡斋重修嘉定十五年、补修嘉泰四年沈有开刻《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 淳佑三年(1243年)宜春郡斋程公许刻其兄公说《春秋分纪》九十卷。 淳佑九年衢州郡斋游钧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莆田郡斋刻《刘克庄后村居士集》五十卷。 淳佑十二年(1252年)当涂郡斋马光祖刻《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六卷。 宝佑元年(1253年)卢陵郡斋刻杨仲良《皇朝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宝佑四年(1256年)临川郡斋刻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一卷。 宝佑五年(1257年)严陵郡斋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崇阳郡斋刻《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咸淳六年(1270年)盱江郡斋黎靖德刻《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３郡庠本： 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泉南郡庠韩仲通刻《孔氏六帖》三十卷。 绍兴八年(1138年)吴兴郡庠刻《新唐书纠缪》二十卷。绍兴三十年(1160年)宜春郡庠刻唐庐肇《文木西工集》三卷。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永州郡庠叶程刻《唐柳宗元柳州集》三十卷，外集一卷。 乾道二年(1166年)扬州郡庠刻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 乾道三年(1167年)临汀郡庠刻晁说之《嵩山文集》二十卷。福唐郡庠刻《汉书》一百二十卷。 乾道四年(1168年)温陵郡庠刻《蔡襄忠惠集》三十六卷，临汀郡庠刻《钱塘韦先生集》十八卷。 乾道五年(1169年)临汝郡庠刻徐积《节孝语录》一卷。 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郡庠刻秦观《淮海集》四十九卷。 淳熙三年(1176年)蕲春郡庠刻《王先生集》八卷。 淳熙九年(1182年)泉州郡庠刻《潜虚》一卷。 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东宁郡庠刻龚颐正《芥隐笔记》一卷。 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桐江郡庠刻《老学庵笔记》。 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衢州郡庠赵湛刻《四书朱子集注》二十六卷。 ４郡府学、县斋、县学、学宫、??宫、学舍刻书： 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临安府学刻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 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平江府学刻《韦苏州集》十卷。 淳熙二年(1175年)严州府学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二百九十卷。 淳熙三年(1176年)安陆郡学刻郑獬《郧溪集》二十八卷。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池州郡学张釜刻其祖《纲华阳集》四十卷。 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池阳郡学刻胡铨忠简先生《文选》九卷。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泉州府学刻《真德秀心注》一卷。 度宗咸淳元年(1273年)镇江府学教授李士忱刻《说苑》二十卷。 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刻《建康实录》二十卷。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当涂县斋刻周渭《弹冠必用集》一卷，本书卷末有"绍熙甲寅当涂县令沈??刊于正已堂"题记二行。 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六峰县斋刘昌诗自刻《芦浦笔记》十卷。 嘉定十四年(1221年)高安县斋刻范祖禹《帝学》八卷。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大庾县斋赵时棣刻《真德秀政经》一卷。 淳佑十二年(1252年)建阳县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 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湘阴县斋向文龙刻《朱子楚辞集注》八卷。 咸淳五年(1269年)崇阳县斋伊赓刻《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叶德辉注此书为郡斋本)。 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汀州宁化县学刻《群经音辨》七卷。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黄严县学刻张九成《横浦心传录》三卷，《横浦日新》一卷。 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刻《林钺汉雋》十卷。 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县学刻晋二俊《陆士衡集》十卷，《陆士龙集》十卷。 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昆山县学刻《玉峰志》三卷、续一卷。 宝佑五年(1257年)永福县学刻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 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泉州学宫彭椿年刻《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 宁宗嘉定三年(1203年)溧阳学宫刻《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 理宗绍定元年(1230年)桐江学宫刻《开元天宝遗事》二卷。 端平二年(1235年)富川学宫刻《朱鉴诗传遗说》六卷。 淳佑四年(1244年)衢州学宫刻杨伯岩《六帖补》二十卷。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湖州??宫刻蔡节《论语集说》十卷。 淳熙七年(1180年)舒州??宫刻蔡邕《独断》二卷。 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鄞县??宫刻《朱子读书法》四卷。 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吴郡学舍刻《吕祖谦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 此外如：太医局于宁宗嘉定年间刻《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 ５书院本： 中国古代书院是社会文化教育基地之一，它具有讲学、藏书、着书、刻书、学术研究等多种职能，刻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书院刻书始于宋代。南宋时书院数量的增加，使书院对书籍的需要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刻书的发展。以后日渐成熟。元明两朝书院继续刻书，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为研究中国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凭证。 据记载，宋代书院刻书有： 婺州丽泽书院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吕祖谦《新唐书略》三十五卷。 象山书院绍定四年(1231年)刻袁燮《挈斋家塾书钞》十二卷。 泳泽书院淳佑六年(1246年)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十九卷。 龙溪书院淳佑八年(1248年)刻陈淳《北溪集》五十卷，外集一卷。 竹溪书院宝佑五年(1257年)刻方岳《秋崖先生小藁》八十三卷。 环溪书院景定五年(1264年)刻《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小儿方论》五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医学真经》一卷。 建宁府建安书院咸淳元年(1265年)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 吉州白鹭州书院于嘉定十七年(1222年)刻汉班固撰《唐颜师古集注》、《汉书集注》一百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注》九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汉志注补》五十卷，序例后附景佑刊误本及参校补本及入注各本。并有"甲申岁刊于白鹭州书院"牌记。 梅隐书院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刻宋蔡沈撰《书集传》六卷。内有"梅隐书院鼎新锈梓"牌记。 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卷六十八末页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梓于鹄山书院"牌记。 紫阳书院刻宋魏了翁《周易要义》十卷，《周易集义》六十四卷。 亦称私刻、家刻、家塾刻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图书。由于校刻人比较注重书籍底本的选择和进行精细的校订，所以这种书的质量一般是很被推崇的。家塾刻本往往在刻书上印有某某家塾之印记。 今就《书林清话》据知见目录诸家记录及叶氏考证之要者，列举宋私家刻书如下： 1.私刻本 有刻印时间记载的北宋本有：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临安孟琪刻《姚铉文粹》一百卷。 庆历六年(1046年)京台岳氏新雕《诗品》三卷。 嘉佑二年(1057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记索隐》三十卷。 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寇约刻其叔宗??《本草衍义》二十卷。 南宋之后，私家刻书风气更加兴盛，所见着录也较北宋为多。 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瞿源蔡道潜宅墨宝堂刻《管子》二十四卷。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清渭何通直宅万卷堂刻《汉雋》七册。 绍兴三十年(1160年)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乾道间刻《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乾道五年(1169年)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吴兴施元之三衢坐啸斋于乾道八年(1172年)刻印苏颂《新仪象法要》三卷，王抚乾宅乾道八年(1172年)刻王灼《颐堂先生文集》五卷。 锦溪张监税宅淳熙元年(1174年)刻《桓宽盐铁论》十卷。 武溪游孝恭德??登俊斋淳熙三年(1176年)刻蜀本《三苏文粹》六十二卷。 廉台田家淳熙七年(1180年)刻台州公使库本《颜氏家训》七卷。 建安刘日新宅开禧元年(1205年)刻王宗传《童溪易传》三十卷。 吉州周少傅府嘉泰元年(1201年)刻《文苑英华》一千卷。 祝太傅宅嘉熙三年(1239年)刻祝穆《方舆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后集二十卷、拾遗一卷。 其它如：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刻《括异志》十卷。秀岩山堂刻《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建安刘叔刚宅刻《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建安王懋甫桂堂刻《宋人选青赋笺》十卷。眉山程舍人宅刻《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姑苏郑定刻《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钱塘王叔边家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周礼郑注》十二卷。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刻巾葙本《礼记》五卷。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刻《三苏文粹》七十卷。刘氏学礼堂刻《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隐士王氏取瑟堂刻《中说》十卷。毕万斋宅富学堂刻《李焘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十卷。 2.家塾刻本 现存于世的，如：绍定二年(1229年)池州张洽刻《昌黎先生集考异》(图7-11)十卷。
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刻《邵子系壤集》十五卷。 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于乾道七年(1171年)刻《史记》一百三十卷。 建安陈彦甫家塾于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刻叶??《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 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庆元三年(1197年)刻《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一百二十卷。刻《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尺牍》十六卷。该书目录后有"蔡氏家塾校正"隶书木记。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庆元嗣元(1196年)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该书有"庆元嗣岁端阳建安刘之向谨识记"，列传第一卷末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 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题"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举家塾于庆元六年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卷首《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后附许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又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附录二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前载《看柳文纲目》一卷、《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一卷，《评点诂训诸儒名氏》一卷。后附《柳先生序传碑记》一卷。文集后序五篇。 建安曾氏家塾刻《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二十卷。 建安虞氏家塾刻《老子道德经》四卷，家塾本中较称着于世的还有廖莹中世彩堂于咸淳年间(1265-1274年)刻韩、柳文集：《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河东先生集》四十四卷。各卷后镌有篆书"世彩廖氏刻梓家塾"。 坊肆刻书又称坊刻。指书商刻印的书。其刻书以售卖流通营利为目的。一般书场自己有写工、刻工、印工，刻书往往也称书林、书肆、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坊肆刻书起源最早，从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坊间刻书十分兴盛，入宋后，坊刻更为普遍。宋代的坊肆刻书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主要地区，坊肆刻书十分活跃。有些坊肆从事刻书卖书甚至几代人相继传承。据《书林清话》依各知见目录载： 1.浙江 杭州大隐坊政和八年(1118年)刻《重校正朱肱南阳活人书》十八卷。 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钓矶立谈》一卷、《渑水燕谈录》十卷、《北户录》三卷、《茅亭客话》十卷、《却扫编》三卷、《续幽怪录》四卷、《箧中集》一卷、《曲洧旧闻》十卷。该书序后有"临安府太庙前经籍铺尹家刊行"一行。 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铺刻《寒山拾得诗》一卷。据叶德辉考证宅下□是"纸"字。 临安府金氏刻《甲乙集》十卷。此书据叶德辉考证，为南宋书棚本，即临安府棚北大街眭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的书籍。 金华双桂堂景定二年(1261年)刻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二卷。 此外，现今藏书单位仍有流传的宋代浙江刻书有： 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文选五臣注》三十卷(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均有残卷，卷末刻有"钱塘鲍询书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 临安荣六郎书籍铺刻葛洪撰《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图7-12)。现藏辽宁省图书馆。该书卷二十后刻有"旧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旦日"牌记。该店原设开封，高宗南迁，荣氏书铺也跟随南下，于杭州继续开店印卖书籍。说明其店经营历史悠久，且注重内容校勘精确、书籍质量上乘。是一份极有宣传力的售书广告。 南宋时，浙江地区坊间刻书最著名的主要是陈氏。临安府陈氏书籍铺不止一家。其所刻书可视为宋代书棚刻书的代表。据知见目录和现存实物考证，陈氏刻书多在书后印有牌记。 陈氏刻书者，又以陈起父子颇受重视。陈起字宗之，室名芸居楼，于临安府睦亲坊卖书开肆。能诗，有较深的文学造诣，又有武林陈学士之称，尤其与江湖诗人交往密切。好刻唐人诗集，有"字画堪追晋，刊诗欲遍唐"之誉。陈氏刻印的唐宋文集和笔记小说有近百种之多。他对于贫困的文士以及怀才不遇者，抱有同情之心，低价售书或慷慨解囊相助。与他交往的诗人寄赠诗词中，即有"哦诗苦似悲就客，收价清于卖卜钱"，"独愧陈徵士，赊书不问金"的诗句。 陈起之子续芳也刻书卖书。据叶德辉据诸家书目记载所统计，陈氏刻书每卷后均刻字一行，其文详略不同。如卷后记： １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刊行的书有：《宋郑清之安晚堂集》七卷、《宋林同孝诗》一卷、《宋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李龙廾梅花衲》一卷。 ２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书籍铺刊印的书，有：《宋张至龙雪林删余》一卷。 ３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印行的书有《宋周弼汶阳端平诗雋》四卷、《李龙廾翦绡集》一卷。 ４临安府棚北眭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行的书有：《唐王建集》十卷。 ５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的书有：《汉刘熙释名》八卷、《唐康骈剧谈录》二卷、《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三卷、续一卷。《宋邓椿画继》五卷、《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六卷。 ６临安府陈道人书铺刊行的书：《宋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 ７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的书，宋无撰人《灯下闲谈》二卷。
８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有：《唐韦苏州集》十卷，《唐求诗》一卷，《宋李龙廾梅花衲》一卷。刘过《龙洲集》一卷。 ９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唐《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 10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一卷，宋王琮《雅林小稿》一卷，戴复《古石屏诗续集》四卷。 11临安府陈氏书籍铺刊行的书：宋俞桂《渔溪诗稿》二卷。 12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书：唐《张??诗集》一卷。 13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书：唐《周贺诗集》一卷，《李中碧云集》三卷，《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 14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棚前北陈宅书籍铺印的书：《宋陈允平西麓诗稿》一卷。 15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的书：《梁江文通集》十卷。《唐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孟东野诗集》十卷，《韦庄浣花集》十卷。 16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的书：《唐罗昭谏甲乙集》十卷。 17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的书：唐《朱庆余诗集》(图7-13)一卷，宋《赵与山百宾退录》十卷。
18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的书：唐李咸用《李推宫披沙集》六卷，戴复《古石屏诗续集》四卷。 19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的书：《唐常建诗集》二卷。 临安书肆刻书不止一家，除陈姓之外，还有陈思刻书亦称陈道人。南宋藏书家陈振孙《室刻丛编》序："都人陈思卖书于市，一士之好古博雅，其搜遗猎忘，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堕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既开书肆卖书也自刻所着书"。着述有《室刻丛编》、《海棠谱》、《书苑菁华》、《书小史》、《小字录》等。 同时，有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刻《容斋三笔》十六卷，以及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刻唐《李勋丞相集》二卷等。 2.福建 闽中是宋代坊间刻书最繁荣的地区。据记载如：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于乾道元年(1165年)刻《韩非子》二十卷。乾道已丑(1169年)刻《钜宋重修广韵》五卷。 建阳麻沙书坊绍兴十年(1140年)刻《曾??类说》五十卷，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刻新雕《皇宋事实类苑》七十八卷。又刻有魏天应《论学绳尺》十卷，《十先生奥论》四十卷。以上两书收入四库全书总目题要，虽无刻书年号，但据版式可定为南宋建阳麻沙坊本。 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淳佑间刻《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崇川余氏刻《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十卷。该书序后刻有"谨将监本写作大字刊行。校证无误，专用上等好纸印造，与他本不同，收书贤士幸详监焉。崇川余氏家藏。"题记。说明其所刻印之书以监本为底本，详加校证，用纸印刷均属上乘，欢迎仕士仁人购买。又是一份有力的宣传性广告。 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刻《贾谊新书》十卷，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刻宋麻沙坊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十五卷，后集八卷。 福建坊刻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传世的宋刻本中，有余氏绍熙二年(1191年)刻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序后有绍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刻书广告，卷一、二、四、七、十一后有"余氏刊于万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讫"等题记。 余氏经营刻书年代悠久，世代相传，直至元、明仍刻书为业。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曾御敕军机大臣对于余氏刻书历史进行调查，敕文说： "近日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及阅内府所藏旧版千家注杜诗，向称为宋??者，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数字，皇庆为元仁宗年号，则其版是元非宋。继阅宋版古列女传，书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塾设书版之精者，称建安余仁仲虽未刊有堂名，可见闽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时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书所载，明季余氏建版优盛行，是其世业流传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刊书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询之闽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详，若在本处查考，尚非难事，着传谕钟音，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见在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并建安余氏自宋以来刊印书版源流。及勤有堂盼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遗迹已无可考，仅存其名，并其家在宋曾否造纸。有无印记之处，或考之志乘，或徵之传闻，逐一查明，遇便复奏，此系考订文墨旧闻，无关政治，钟音宜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询访，不得稍涉张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扰。将此随该督奏摺之便，谕令知之，寻据复奏。" 钟音经过调查，复查如下："余氏后人余廷襄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极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到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趾。其年已不可考"。 余氏书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录，宋版刻本有：《周礼郑注陆音义》十二卷，每卷后或载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于万卷堂，或余仁仲刊于家塾，卷末记经注音义字数。宋版《礼记》，每卷有余氏刊于万卷堂，或题余仁仲刊于家塾；或仁仲比校讫。宋《黄伦尚书精义》五十卷。前有建安余氏万卷堂刊行小序，又有淳熙七年(1180年)腊月朔旦，建安余氏万卷堂谨书题记。宋高承《重修事物纪原》二十六卷。书末题"庆元丁巳之岁，建安余氏刊"。 元、明时期余氏继续刻书。其牌记已多有改变。余氏元代刻本，留至下一节叙述。 宋时建安余姓刻书，尚有几家，如：建安余恭礼宅嘉定九年(1216年)刻《活人事证方》二十卷。建安余唐卿宅宝佑元年(1253年)刻《许学士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又后集十卷(称夏渊余氏明宅堂)。 叶氏评论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仅从余氏万卷堂之刻书业绩，足以证实，确是如此。 3.江西 临江府新喻吾氏，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 4.四川 西蜀崔氏书肆，刻王??《南华真经注》二十卷，附拾遗一卷。该书序有："得宋本于西蜀陈襄之家，以授崔氏书肆命工刊行"题记。 南剑州雕匠叶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刻程俱《班佐诲蒙》三卷。 5.陕西 咸阳书隐斋，庆元三年(1197年)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一百九十七卷。 6.山西 汾阳博济堂庆元元年(1195年)刻《十便良方》四十卷。 此外，尚有不详具体地区的宋坊刻本，或宋时书坊至元代仍继续从事刻书事业的如： ??斐轩刻《新增词林要韵》一卷。 葛氏传??书堂绍兴三年(1133年)刻《温公书仪》十卷，该书序后有"传??书堂"、"稚川世家"二个木记。 闽山阮仲猷种德堂，淳熙三年(1176年)刻《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不注年号刻《杨氏家传方》二十卷。《说文解字韵谱》五卷，卷后有"丙辰葛节种德堂刊"(该书为元延佑三年刻本)，是宋代书坊至元犹存之例。 宋代，不仅广泛印刷书籍，宗教经典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印刷。 1.释藏 宋太宗效法唐太宗对玄奘译经事业的大力支持。注意建立宋王朝的译经事业，设译经院诏令梵僧进住译经。为使译经事业不致中断，诏令从京城中选拔童幼惟净者50多人送译经院学习梵文，成为宋代最早的一批华籍佛经译师。
译经活动，从太宗始到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五十四年间共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出经论五百六十四卷。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废译经院(传法)。元丰五年(1082年)罢经译使、润文官，废译经使司印，宋代译经，到此时，基本上结束了。 关于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太宗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图7-14)。由高品、张从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监制完成。历经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装帧，四百八十函，总计雕刻板片，十三万块。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虽已没有全本传世，但仍有零卷流传。
《开宝藏》刻版后运于汴京(开封)印经院收藏。它的印本，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一切官、私刻印藏经的标准依据，宋代政府还将印经送给高丽、契丹等地，这些国家或地方又据此予以翻刻、仿刻。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四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它们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东禅寺等觉院主持冲真等人发起募捐雕刻的《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补刻一些入藏着述。有零卷流传于世。如传本华严经卷八十，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主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仅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寿大藏》之称。该经为折装。由此开始了藏经刻印的经折装帧形式。图7-15是晋康石处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罗尼经"。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开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依东禅寺崇宁藏版的规模再次刻印。世称毗卢藏，也称开元寺版。 政和末年(1117年)，由湖州思溪园觉禅院刻板，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出资，依福州崇宁藏略去一般的入藏着述雕印而成，世称《思溪藏》。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五百四十八函。 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年)，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碛砂延安禅院刻印，世称碛砂藏(图7-16)。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祸渐起而中止，入元后，继续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碛砂藏也有零卷流传于世。 2.道藏 宋初，道教盛行，太宗为拢络人心，广求道家经典，将包括先秦诸子着述在内的约七千余卷，抄写后送到太清宫。真宗于大中祥符初年(1008-1016年)，又把秘阁所藏道经和太清宫所藏全部送至余杭，命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全佐、道士朱益谦、冯德等人进行修校，命王钦若总管其事。分目为三洞四辅(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晋书》东蕃四星名上相、次相、次将、上将)十二类。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目录献上之后，皇帝赐名《宝文统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又诏访道家经书，着书艺局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此时，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六年(1116年)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福州知州黄裳招工雕板，刻成后将板进于京师。因于万寿观雕刻，所以定名为《万寿道藏》。惜经板在靖康变乱中，被金人掳走，遂成为金、元道藏雕印的蓝本。 1.宋代刻书的地区分布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印书活动。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条件的不同，其繁荣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几个中心地区，所刻书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书最为兴盛，这是自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因而形成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 (1)四川地区。自唐代就是印刷事业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从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刻版、印刷技术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为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如前所述，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为世间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著作。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上千卷的巨着，坊间已能够承担刻版印刷，更证明了宋代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发达、繁荣。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传下来。 (2)浙江地区。北宋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杭州已经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广大地区刻书事业也很兴盛发达。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加促进了官、私、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太庙前私人书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纯熟，纸墨工料多选上等，许多虽系"书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艺术品，出现了陈氏、尹家、郭家、荣家等著名的刻书铺。近人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临安(杭州)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书三百余种，大部分为宋版书中之佳品。 (3)福建地区。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着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书肆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世称建本。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由刻书而得名，至今仍称书坊乡、书坊镇。坊肆刻书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数家，在其东北二十里的麻沙镇还有刘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从事刻书事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刻书世家。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书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东禅寺院开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以及开元寺版的《毗卢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刻印的道家经典《万寿道藏》，总数近两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证明福州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与昌盛。 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书，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汀州宁化县学刻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贾昌朝《群经音辨》十卷等。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区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方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抚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苏、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也是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之一。仅从前述随政府南迁的荣六郎书籍铺在其所刻《抱朴子内篇》一书牌记介绍的历史情况看，足以证明，北宋京都汴梁刻书业繁盛之一斑。 又如：建康郡斋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花间集》，平江府刻《营造法式》，昆山县斋开禧三年(1807年)刻《昆山杂咏》，安徽歙县魏觉愚淳佑十二年(1252年)刻印《仪礼要义》，贵池刻《山海经传》、广州刻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以及零陵郡庠刻《柳柳州外集》等等，都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宋代地方刻本书籍。 2.宋代刻书风格 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外在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由卷轴制过渡到册页制度。印刷书籍成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页印刷而成。每一块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纸张上，成为一页。每个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如：一块版所占有的面积，称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边栏、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成为一个对折页的前后两面，称上、下面，或上、下页。版心分作三栏，各栏之间是用有鱼尾形的标志划分出来的。中栏一般印简略书名、卷数、页数，上栏最初是刻印页数的地方，后来把书名移到此处，也有的刊刻印书家名称，下栏记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总名。 (1)宋代刻书的版式。宋代的刻书，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风格，北宋刻本，版面多为双边，版心黑线较细或不印黑线，称白口，字的行间比较宽阔，字体较大。南宋之后，书口黑线由细变粗，黑口比较流行。版框多为单边，或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书内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书人的牌记。宋版书中，在版面左栏(右栏也有时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内略记书的篇名，称书耳或耳子。有的书，把整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 (2)宋代刻书的字体。北宋时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体字形略长，瘦劲秀丽，笔画转折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直重。从不同地区看，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颜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渊。元代承袭南宋遗风，字体圆活，后来多用赵孟俯字体，更加柔软秀媚，被称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风气，刻书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难以区别。明嘉靖年间(1506-1522年)展开复古运动，刻书模仿宋代所用字体，着重采取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轮廓，笔画呆滞，渐成机械或图案。明末清初，渐渐形成横轻直重、横细直粗、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被称之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着，到十九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代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标准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渐发展出一种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印刷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印书的。被称为精刻本书籍。在现代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软体字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字体，一直影响到现代书籍的印刷。
(3)宋代刻书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乾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须经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 宋代刻书，往往在书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简)。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写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务。写工负责书写原稿后贴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称刻字匠；印工是负责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装帧书籍的，又叫做装潢匠。有的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职，通力合作。书内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可能在当时仅为统计工作量而领取报酬的依据，并无其它意义，但是由于一个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因此，却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提供了线索。如： 南宋时期，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铳辑《文粹》。刻书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陈然、牛实、沈绍、朱礼、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绍兴间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书中不提刻印地点，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贾琚、张通、牛实、李彦、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实参加过《文粹》一书的雕刻，因此可推断本书的刻印地点是浙江杭州地区。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实、乙成、贾琚、李恂都参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国志注》也应当是刻于杭州地区。因之，这些人多是南宋地区的一批刻书良工。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他们对保存、传播古代图书文化做了重要贡献。 又据每个刻工工作的年限，为我们考查一部书的刻印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 ?nbsp; 秩纾核慰瘫尽毒涫臀摹罚叭艘蚱渚砗笥懈傻氯?965年)、开宝二年(969年)校勘官衔名，曾定为北宋监本。但书内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孙勉等人，他们也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杭州刻本《广韵》的刻工。同时，还分别参加过绍兴期间所刻的《乐府诗集》、《经典释文》等书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经典释文》为南宋绍兴间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监本。 宋代其它地区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眉山张福孙、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广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区刻工蔡庆、邓生、吴清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吴文、邓生、阮生刻《张子语录》。吉安地区刻工蔡才、熊海、余彦、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池州地区刻工潘晖、李卞、蒋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抚州刻工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刻《谢幼盘文集》，高志广、蔡侃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等。 (4)宋代刻书的牌记。宋代刻书的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固定的部位。书内记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详、可略，地方常常在一书的序言、目录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书留用牌记的风气，在后世的刻书中也被承传下来。 牌记的形式，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长方形边框，在框内简单地题录有关文字。宋代以后，牌记形式有所发展、变化，有的进行艺术加工。如刻成钟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莲花龛式。 宋代刻本的牌记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反映刻书人、刻书地点、时间的。如：临安书坊陈起所刻《周贺诗集》，卷末牌记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为："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图7-17A)双行文字。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两行篆书牌记，用亚字形框边。又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引》，三皇本纪末刻："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双行牌记。 ２说明版本来源，镌刻底本依据，刻书质量。如：临安府荣六郎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记最为典型。 又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再如：浙江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为："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莫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图7-17B)。 ３反映版权所有：随着印书事业的深入发展，南宋后，各地营业性书坊普遍建立，书籍印刷商业化竞争现象日渐突出，出版者保护权利的问题已经萌芽。 如：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图7-17C)。
４反映刻书所用成本、工价。如：嘉泰二年(1202年)绍兴刻本《会稽志》，牌记题："绍兴府今刊会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书纸八百幅，古经纸一十幅，副页纸一十幅，背古经纸平表十一幅，工墨钱八百文，每册装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记："一部二十四，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幅共耗一千三百张，装背绕青纸二十张，背青白纸三十张。俊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一贯三百文足，赁版钱一贯二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八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 (5)宋代刻书的纸张。由于书籍印刷大量增多，促进了造纸事业飞速发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带的临安、湖州、衢州仍然是产藤纸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用竹造纸有了新的发展。福建建阳地方是刻书中心，闽北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这种纸张。 浙江和四川地区，刻印书籍多用麻纸和树皮纸。如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纸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华》用楮皮纸。 王世贞在其所藏《汉书》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 宋代刻书还采用椒纸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奏闻奉敕以枣木椒纸雕印该局已有藏书。椒纸是用花椒水浸染过的一种加工纸，用其印书，可以防虫蛀，以利书籍长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很快，对纸张的需求也随之逐渐增长，供不应求。为了节约用纸，刻书往往用已印过书的纸之背面，再来印刷。用纸背印书，多见于公文纸背面，这种书称公文纸本或牍背纸本。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对一部宋刻本《芦川词》所写跋文："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又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记："余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称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纸印书的。如清乾隆时，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后裔，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由此可知宋刻书有的用自制纸印刷。 (6)宋代刻书的避讳。避讳也称笔讳。是一种历史现象，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写说出或写出，以示尊敬。称避讳或笔讳。它起源很早，秦汉之后，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发展，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也越来越完备和严格，避讳一般有一些规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谓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讳，如讳有二字，其中单涉一字，不算犯讳，可不避。 已祧不讳。古代祭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过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设庙堂，称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讳的方法，各朝代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来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讳"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时遇到帝王名字，不直书，常用"今上御名"、"圣上御名"来代替。 缺笔：将与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写一笔。最常见的是缺末笔，也有缺中间笔画的。 空字：对于应避讳的字，空缺不书，或圈以墨围。 此外，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讳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讳规定最严，不仅要避当代皇帝讳，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与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采用龙、天、君、帝、圣、皇等字为名。南宋高宗赵构，官方颁定的避讳之字，竟多达五十余个。 宋代的刻书、印书，无论官、私，都要遵照避讳的规定。 如：两浙西路转运司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书中桓字讳作"渊圣御名"，构字避作"今上御名"。抚州公使库刻汉郑玄《礼记注》二十卷，讳字缺笔至孝宗"慎"字。 建安黄善夫刻《史记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刘元起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书内避讳缺笔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汉书集注》缺笔至"慎"字(孝宗名)。 坊间刻书，如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刻《续幽怪录》四卷，书名原为《续玄怪录》，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为幽，书内文字缺笔到"廓"字(宋宁宗名赵扩，同音字"廓"也需避讳缺笔。 宋代刻书中也有避家讳的，如：陆子??刻其父陆游《谓南文集》五十卷。游字则缺末笔以示尊敬。 3.宋代书籍装帧 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不仅促进了图书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书籍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最初出现的印刷书籍，仍然是沿袭着卷轴的形式。唐末出现的经折装和旋风装，也被印刷者采用了。后世许多印刷的佛经，大都是用经折装装帧。但是经折装的折缝很容易断裂。断裂后就成为散页了，其面积恰好相当于一个版面。因此，五代至北宋之间出现了一版一页，以散页装帧成册的书籍，并逐渐形成制度，即册页制度。宋代的印刷图书，已经采用册页装帧。其最初的形式是蝴蝶装。即以书页反折(印有文字的纸面相对折叠)。折叠之后的各张单页，逐张按顺序将中缝粘到一张裹背纸上。每翻开一页，呈现在人眼前的是一张完整的印刷页。板框内印字部在书页的正中，板框四周是没有印字的空白纸。其形状很像是张开翅膀的蝴蝶，所以称为蝴蝶装或蝶装。北宋时的书籍多采用这种装帧。正如《明史·艺文志》记：宋版书的蝶装形式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蝴蝶装的外封面一般采用硬质纸张。因此，在书架上可以直立。北宋印刷书，在排架时，都是以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直立排列的。与现代图书的排架形式相仿。不同的是，现代图书书根向下，书背向外。 蝴蝶装的形式虽然美观，但翻阅时很不方便。当看完第一页后，需要连翻两次，才出现第二页的文字。阅读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于是有人将书页正折，(有字的纸面，反折向外)。然后，每页仍逐次粘到一张裹背纸上。仍以硬质纸张作为外封面。这种形式被称为包背装。这样一改革，阅读起来就方便多了。南宋时的书籍，多采用包背装帧了。但是若将包背装的书籍，仍按照蝴蝶装的排架方法，即将折页后的书口还是向下，就很容易被磨损坏致使书页断裂，于是，再进行改革，将书不直立排架，而改为平放。既然书籍平摆于书架之上，也就不必再选用硬质纸张作封面了。因此，出现了软封面的书。 4.政府对民间刻书的管制 随着印刷术的日益发达，书肆兴起，宋代刻书事业越来越兴旺，书籍的流通传播也越来越广泛、深入。此时，政府开始对民间刻书实行管理和限制。最初，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发布"禁止擅刻"条令。之后，政府设立禁书机构。颁布审查书籍程序，刻印管理办法，以及对违犯者惩处等系统的管理原则规定，并形成严格制度。 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由礼部拟定对刻书的管理原则，制定具体管理条例："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它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后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仗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政府禁印书籍的内容中，不难看出，严加管制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内政有密切的关系。 据《宋会要辑稿》中辑录的宋代各个时期政府对禁书的命令，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凡涉及边防、军事、国家机密、时政的图书、文字，严加禁印、流传。 １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书门下言，北戎和好已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摧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着撰文集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诏令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２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印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奏闻。" ３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监察史里行张戬言，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 ４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访闻虏中多收藏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例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凡赎卖、藏匿、出界者，并照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这类禁令从北宋到南宋从未终止过，南宋光宗、宁宗等朝仍不断颁布。宋代自建国至灭亡，始终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紧张、对立、时战、时和的状态。时刻防犯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对于所谓有碍国家边机、军事，议论朝政的文字、书籍禁印，禁卖，施加惩处等手段。实际上这正是宋代统治者既想统一中原，又昏庸腐败，无力抗雄，矛盾、恐慌心态的一种表露。 (2)违背儒学经义，宣传"异端"的书籍，严加禁印、流通。 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诏谈非之书及属辞浮糜者，皆严谴之。已镂版文集，令转运择官看详，可者录奏"。 ２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臣僚上言："驸马都尉柴宗庆印行登庸集中词语僭越，乞毁印版，免致流传，诏付两制看详，闻奏翰林学士章得象等看详，《登庸集》词语体制不合规宜，不得摹版传布，诏宗庆悉收众本，不得流传"。 ３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苏??上言：诸子百家之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版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云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传为学者，或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 ４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批准国子监上言："已降指挥，凡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侍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版。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各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镂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下诸州提举司，将上件内书版当官毁劈"。 ５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批准臣僚上言："乞将建宁府及诸州应有书肆去处，辄将曲学小儒撰到时文，改换名色，真伪相杂，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版，仍具数申尚书省及礼部，其已印卖者，悉不得私卖，如有违犯，科罪惟均"。 宋代统治者崇尚儒学，皇帝亲作《崇儒术论》刊石国学。从太祖时期即诏诸州府置司寇参年，以进士、明经者担任，并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以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儒家经典著作一直是士子读书做官之利禄之路，也是政府治理内政所遵循的道德思想准则。凡违背经义宣传"异端"之文字、图籍，绝对严禁刻印、流传，到宋代后期，外忧内患加重，国力衰微，这类禁令越加频繁颁布，一方面说明统治阶级笃信儒家学说的诚心，力图以此挽救时局，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的混乱，国家已越来越难于禁锢和控制了。 (3)凡不附合正统释、道教义，利用"邪说"，制造舆论鼓动人民推翻宋王朝政权的书籍，严加禁止刻印、流传。 １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中书省尚书省勘会：近据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虽已降指挥，今湖南北路提点刑狱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其民间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县镇寨缴纳焚讫，所在具数申尚书省，窃虑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诸路州军，使良民乱行传诵，深为未便。诏令刑部实封下开封府界及诸路州军，仔细告谕民间，如有上件文字，并仰依前项朝旨焚毁，迄具申尚书省"。 ２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开封府奏太学生张伯奋状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纯正典丽集》，其间甚有作伪，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版缴纳，诏已卖在诸处者许限一月缴纳所在官司缴尚书省，如违仗一百，赏钱五十贯许人告"。 ３同年八月诏"河北州县传习妖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有印版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 这类禁令的颁布，主要集中在北宋后期，社会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斗争，从根本上动摇着宋王朝的统治。所以，对于那些利用宗教，制造舆论，鼓动民心，推翻宋代政权的"非入佛藏的宗教书"，要严加禁印、流通。 除对上述三方面的书籍禁印管制之外，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排斥异已，出于党同伐异的需要，宋代政府还曾禁印、毁版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著作。 总之，宋代禁书的命令既多，又严。然而，禁网虽密，收效甚微。只靠禁刻、禁印，是不能挽救宋王朝灭亡的命运的。那些指名禁印的书籍，不但当时并未绝迹，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如《东都事略》、《国朝诸臣奏议》、《方舆胜览》、《宣和遗事》、《东坡先生集》、《临川先生文集》等，都是在禁令之中刊刻流传下来的。这是因为图书是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人民真正需要和欢迎的东西是靠行政手段禁绝不了的。另外，宋代时局多变，对图书的管制也时紧时松，在印刷术发达的条件下，发行广泛的书籍是很难禁绝的。 1.中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自宋代形成并日臻完善 印刷术最初由民间产生，经过五代时政府开始采纳，进入官府。随之私家刻书逐渐增多，从刻书目录看，三方面的刻书并不完全相同。坊间刻书，主要为了营利售卖；官方刻书为给全国提供统一标准的经典著作读本；私家刻书多为自己读书、藏书之需要。从印书内容和品种来看，也各自有所侧重。坊间刻印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生活常用、举子应试读物等书籍为多。官方以正经、正史为主，是全国刻印书籍的指导中心。私人刻书则以自家著作、先人撰述及名贤文集为多。三个体系刻书，互相补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了全国的图书出版网络。宋代之后，元、明、清历代王朝都沿袭着这三大刻书系统继续发展前进，直至封建制度的结束。 2.宋代刻书，被世人认为珍本，是后代刻书的楷模 宋版书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许多著作，在今天来说，只有宋刻最接近原本。这对保存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由于许多著作自宋代才有了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宋代标志着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历经近千年的变迁，保存到今天的宋版书，已经很少，更是十分值得珍贵的。 其二是宋代刻书，在字体书写，内容文字校勘，上版雕刻，印刷装帧各方面都非常认真，错误较少。所以宋版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从艺术角度来看，宋版书体现了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和珍视，成为后世人刻书、印书所效仿和尊崇的模范。 3.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促进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由于宋代社会普遍地刻书、印书，印刷术得到充分的利用，技术不断地发展，无论对选材、制版、书写、镌刻等各项工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写书、刻版、印刷的能工巧匠。 雕版印刷比起依靠手写不知节省多少人力和时间，对于书籍的生产和知识的传布，确实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但是在雕版印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它的局限和不足，如雕版印书一页一版，发生错漏不易更改，刻印大部头的著作，耗费材料，并且大批版片的储存需占用较多的空间。版片时间过长，容易生虫、断裂，拿来再去印刷，影响书籍的质量和阅读效果，于是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升创造了用胶泥制成活字，采用泥活字印书的活字印刷术。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了这项伟大的发明。 4.宋代刻书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政府不仅在本国大量刻书，发展了中国的图书文化事业，还多次把刻印的书籍赠送给邻邦友好国家。宋代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就曾赠送给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北方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政权。在《开宝藏》刚刚刻印完成时，雍熙元年(984年)日僧大周然及其徒生入朝，求印本大藏经，受到太宗的召见，并予赐送。端拱元年(988年)高丽国王遣僧来觐，请求《大藏经》，政府也予赐赠。淳化二年(991年)又遣使求印佛经，朝廷又以藏经及御制《秘藏论》、《逍遥咏》、《莲华心论》一同赠送。为此，高丽国王于淳化四年(993年)特派使臣前来进贡，并表示对赐赠藏经和御制表示感谢，同时，又向宋朝政府请要"版本九经书"、"以敦儒教"。朝廷赐赠九经印本，同时还赠送了历日、医书、阴阳地理等大量的中国图籍。越南于真宗时也请求《九经》、《大藏经》。 宋代刻书，被世界许多国家所珍视。认为"校订严密、误谬极少，笔划不苟，纸质精良，用墨纯秀，印刷鲜明。"这些国家带走了中国的雕版印刷书籍，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在本国继续翻刻、翻印中国书籍，学习掌握了印刷术，从而发展起本国的印刷事业。 在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近四百年之后，德国谷腾堡创制出用铅、锑、锡三种金属合理配制的铅活字，并采用机械印刷。从此印刷术进入初步的机械化时期，不可否认，它是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和启迪而产生的结果。
1.辽代雕版印刷品的空缺与重现 (1)雕版印刷史上的缺环。 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故乡，这一重大发明曾推动了全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一本叙述印 刷历史的书籍都要从中国古代写起，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品至今犹珍藏于国内外。 奇怪的是曾与雕版印刷业极盛的北宋并存、对峙的辽朝竟无片纸只字流传于世! 有关辽代刻 书情况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各家书目亦不见着录，近千年来这竟成了印刷史上的一个缺环。 这一现象曾令不少学者探索、推测，但终因无实物为证而一直是个空白。 辽朝是北方契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最盛时其疆域除相当于今天东北、内蒙古一带外，还 有燕云十六州即河北及山西的北部。除建都上京临潢府外，还设置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 府、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五个陪都。辽朝与北宋对峙二百多年，汉文化程度 很高，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颇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由于辽代书禁甚严，辽朝文书典籍 传入中原绝少。加以金灭辽时破坏极为惨重，几乎毁灭殆尽，元代修辽史时已感资料匮乏， 故《辽史》极为简略。所以近千年来人们对那个曾经辉煌的朝代知之甚少，甚至有人怀疑他 是否真的辉煌过? 抑或就是一片荒漠而已。但是 ，近几十年来考古事业的发展、科学研究的深入，一批批重要的辽代文物先后被发现，为学 术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震惊的喜悦一扫疑云，激动与赞叹鼓舞着学者们深入探讨辽文 化的深邃。 史称辽以佛亡。辽朝从建国之初就儒、释、道兼收并蓄，既建孔子庙，又建开教寺。占领燕 云十六州后，随着大量汉民北迁，建城修寺，佛教大盛。耶律德光在木叶山建菩萨堂，尊观 音菩萨为家神，象徵耶律氏入主中原是天意，是君权神授。辽圣宗＂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 旨 ＂，汉文化修养极深，支持雕印大藏经，续刻房山石经。兴宗信佛，亲听讲经，听《报父母 恩重经》而感悟，迎归法天母后。道宗御制《华严经赞》颁行全国，安车亲诏名僧在内殿设 坛，给名僧授高官三公三师之职……皇帝倡导，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纷纷效法，争相皈依， 施宅舍地，建寺造塔，资助寺院金银财宝，划出二税户供寺院驱使。百姓们也纷纷组织＂千 人邑会＂集资修寺建塔，刻经造像，供奉佛牙舍利，设坛讲经、礼佛饭僧……佛事活动空前 昌盛。考古发现的大批文物完全证实了这一盛况，特别是辽代雕版印刷品几乎都与佛教有关 。其实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倡导佛教的初衷恐怕还是为了祈求佛祖福佑，维护统治。辽朝 是否因佞佛而亡，还有待学者们深入探讨。 (2)辽代雕版印刷品重现于三座辽塔内。到目前为止，大批辽代雕版印刷品的发现，集中在 三 座辽塔之内，即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河北丰润天宫寺塔、内蒙古自治区 巴林右旗辽代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从发现顺序来说，率先是1974年文物部门 准备加固维修应县木塔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四层主佛像胸部有破洞，是十年浩劫中被破坏 的，有人无意中用木棍探之，发现里面有东西，随即汇同有关方面进行清理，发现大批辽代 文物，都是当年塑佛像时装藏之物。所出文物几乎都是世所仅存、首次面世的。其中有辽藏 12卷、单刻经35卷，刻书杂刻8件，版印佛像6幅，共61件。这批辽代雕版印刷品的面世，率 先 填补了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况且这批文物都是汉文资料，又大多是在燕京(即今北京)、当 时辽代的五京之一辽南京雕印的。辽南京是辽朝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成就具有代表性， 所以木塔秘藏的面世，对辽代经济、文化、佛教、艺术等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继之又传喜讯：1987年文物部门在维修天宫寺塔时，于四至八层间第二塔心室中发现辽藏一 帙八册及其他刻印佛教经卷、册19件，也全部是汉文资料，有的有明确纪年和雕印地点，大 大丰富了辽代雕版印刷品的研究内涵。人们在惊喜中尚未平定，第三次喜讯频频传来，1988 -1992年文物部门在对庆州白塔进行加固修缮过程中，在覆钵中相轮樘五室发现大批雕版印 刷的陀罗尼咒及少量刻经，在覆钵内壁周围也发现一些散藏刻印的佛经，也全部是汉文雕印 的。其中尤具特色的是大批枨竿陀罗尼纸本雕印的《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及《根本陀罗 尼咒》的大量出现，前所未有，引人注目。庆州白塔内发现的雕版印刷品种类不多，但数量 却很惊人，计有221件。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将目前已知面世的辽代雕版印刷品总计309件的情 况搜集整理，分类归纳，尽量详细着录，制成表格7-1置于文后，以便下文中进一步论述， 也为有兴趣研究辽代雕版印刷的同行们提供方便。 2.重现的三百余件雕版印刷品反映了有辽一代雕版印刷业的辉煌 (1)建塔先后与所出佛经印刷品的关系。从三座辽塔的建造先后看：庆州白塔最早，建于辽 兴宗重熙十六年至十八年(1047-1049年)。是辽兴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所建。章圣皇太后是 辽圣宗的钦哀皇后。圣宗死后，她想总揽朝政，加害兴宗养母仁德皇后，废兴宗而立少子 重 元，事败后被兴宗贬出京城，迁往庆州七括宫，让她躬守庆陵(庆陵是辽圣宗之陵墓，在庆 州城北面的兴安岭山脉中)。庆州是辽圣宗庆陵的奉陵邑，又是辽代皇帝夏秋捺钵、朝拜圣 山黑山的行宫所在地，是一座政治地位特殊的州城。后来兴宗在听讲《报父母恩重经》时感 悟，才把章圣皇太后(即法天母后)迎回皇宫。章圣皇太后在庆州行宫之侧特建释迦佛舍利塔 ，隆重供奉佛祖，肯定和她的这段曲折经历有关。显然是为感谢佛祖神力感悟兴宗，使母子 团聚，并祈求保佑皇室平安，国运长久而建的。塔中所出银版经咒及发愿文中，明确刻有＂ 奉为皇太后皇帝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秋文武官班恒居禄师僧父母施主擅那承此福聚同沾利 乐，重熙十八年孟秋月上京善友等记＂证明了这一点。 应县木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是中国现存最高(67.13米)、最古、全木结构的佛 塔。其造型之奇巧，规模之宏伟，气魄之不凡，以及所出文物之精美、重要，说明这绝不是 一座普通的木塔，其所在寺院当初也绝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建造这样一座寺院和这样一座 木塔所需的财力、物力绝不是普通百姓和一般官吏所能承担的，肯定与当时的道宗崇佛、皇 亲国戚热衷佛事有关，木塔所出文物的重要性更证明这一点。但到底为谁人所建? 为什么而 建? 与辽王朝有何关系? 学者们一直在探索，众说不一，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近来有人提出 是辽道宗母亲仁懿皇后倡建，为的是彰显其家一门出三后、封三王的赫赫功勋并为亲人祈福 ，同时具有军事守望作用等，可谓最新一说。显然，在辽西京附近建造的这座巨大宏伟的木 塔是与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密切相关的。此塔建于辽清宁二年，但其所出装藏 之物下限到辽末金初。 丰润天宫寺塔建于清宁八年(1062年)，据县志记载此处在＂辽清宁之元，盐监张公曰成者＂ 出资兴建寺院，并请＂马鞍山师弟法定者，＂＂为之宗主，功始告成。＂塔为张公之子所建 ，＂奉安舍利＂。＂寿昌三年赐极乐院额，乾统五年改为天宫寺＂(见《大金蓟州玉田县永 济务大天宫寺记》)，寺早已荡然无存，建于寺西北角的十三级天宫寺砖塔，至今巍然屹立 。此寺虽为盐监张成一家筹措所建，但寺院主持演教大师法定却是通天人物，＂以名德闻于 辽主，尝被召对讲经，称旨赐为演教大师＂，所以寺院得以两次赐额。天宫寺塔所出文物中 有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刻经题记等，可见在蓟州(今河北)一带是著名大寺。 庆州白塔、应县木塔、天宫寺塔，三座著名辽塔，从北到南分布在辽朝境内，三座辽塔所在 寺院都曾是辽代著名大寺，都与辽代皇家国戚、高官显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三座塔 中 重现的三百余件辽代珍贵雕版印刷品完全可以反映有辽一代雕版印刷业的辉煌。庆州塔在上 京附近，应县木塔在西京附近，天宫寺塔离燕京和中京大定府都不远，三塔所出文物涉及地 域，几乎涵盖辽朝全境。从时间跨度看，有明确纪年的文物，最早的是《上生经疏科文》， 卷尾题记为＂时统和八年(990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什故记。……＂(图7-18)； 最 晚的是天庆年间所印的《菩萨戒坛所牒》及牒封。其间有圣宗统和二十一年、二十五年；开 泰六年、十年；太平五年；兴宗重熙十一年、二十二年；道宗咸雍五年、六年、七年、大康 年间；天祚帝乾统、天庆年间等有明确纪年的。其他虽无明确纪年，但与同出文物参照、比 较，也可判断其刻印的大致时间。所以说，这些雕版印刷品完全可以反映有辽一代雕版印刷 业发展的概貌和水平。庆州白塔入藏品都在重熙十八年(1049年)前，所出雕版印刷品数量虽 多，但精品不多。只有少数如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在燕京由辽代著名书法家庞可升、著名 雕工樊遵雕刻的《佛形象中安置法舍利记》非常精致；开泰六年上京印的《妙法莲花 经》、《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印制比较精良外，其他在上京或庆州＂依燕京本雕印＂的经 卷就比较粗糙。应县木塔虽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但塔中塑像为辽末金初所塑，故其佛 像内装藏之物下限可至金初。所出雕版印刷品61件，种类多，精品多，官版、私印均有。天 宫寺塔入藏品在清宁八年(1062年)前，数量虽不多，但精品不少，特别是册装辽藏《大方广 佛花严经》可谓绝品。纵观现在面世的三百余件辽代雕版印刷品。全部都是汉文雕印的，证 明辽代汉化程度已经很高，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并不像过去人们想象的那么＂荒漠＂、落后 。辽朝各地都有会雕刻汉文印刷品的能工巧匠，少数民族百姓也有能够读懂汉文的人，所以 辽代雕版印刷业才相当繁荣。虽然不少地方都可雕版印刷，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以辽南京 (即燕京)技术力量最为雄厚，官方、私家技术水平都相当高，印刷品质量考究、数量多、流 布全国；西京大同府、中京大定府、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较差，其他边远地区就更差了 。从装帧上看早期多卷轴装，中期卷轴装、册装并存，最有意思的是在应县木塔中发现一册 《妙法莲花经》原为卷轴装，后被改为经折装，可见明显的补加书口和用墨线补画的边框， 并用一线绳在书册右上方穿一提耳(图7-19)。可见书籍装帧由卷轴到册装的演变是人们实践 生活的需要。晚期蝴蝶装、册装渐多。 (2)辽南京是雕版印刷业的中心。 当时的辽南京(即燕京)是雕版印刷业的中心。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各种先进的工艺技术。 造纸制墨都十分精良，所印经卷无论皮纸、麻纸都光洁柔韧，特制的入潢藏经纸近千年后未 见虫蛀，墨色凝重黑亮，修复时在热水中冲洗刷去污垢而墨色毫不晖染。书手如林，所书字 体恭正秀丽，一丝不苟，还有当时著名书法家庞可升的亲笔。刻工人数众多，技艺优秀，有 名有姓的就有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孙寿益、权司??、赵从业、赵从善等；还有 ＂赵善等人雕＂、＂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图7-20)等雕工集 体。印刷能力也相当雄厚，除官方印刷机构外，还有寺院印刷，如燕京弘法寺就＂奉宣雕印 流通＂、燕京大悯忠寺、燕京玉泉寺等。私人作坊见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燕 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等等。可见雕版印 刷的四大要素纸、墨、刻、印在燕京全都具备，且相当发达。再加上燕京是燕云十六州故地 ，人文荟萃，文人、学问僧、写经生代不乏人，具有足够的校、写人才。自然会印出优秀的 精品。其中当首推官版雕印的《辽藏》(即《契丹藏》)。
(3)《辽藏》是最重要的精品。圣宗朝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昌盛之际，虽然与北宋对峙， 时有战争；但澶渊之盟后，双方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安定。辽朝进一步巩固了对燕云十六州广 大地区的统治。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和因俗而治的国策需要，出于与北宋分庭抗礼的政治需要 ，几乎是与《开宝藏》同时，辽朝也在编定、雕印自己的大藏经。我们在整理研究应县木塔 所出实物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碑刻、题记及前人成果，进一步研究考证，对《辽藏》的 雕印地点、经目组成、编撰大德、与房山云居寺辽金所刻石经的关系等提出了新的看法，曾 撰论文《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详细论述(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我们认为 《辽藏》编纂、雕印于辽圣宗时期，雕印地点就在燕京，当时主持制定经录、编校雕印《辽 藏》的就是燕京首刹悯忠寺(今法源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明(旧名铨晓)。他是圣宗时燕京佛教 界的著名大德，其着述颇丰，面世的《上生经疏科文》就是他亲自＂改定＂的着作(图7-21) 。经与房山云居寺辽金所刻石经校核，证明辽代中晚期及金代所刻石经的底本就是《辽藏》 。应县木塔所出十二卷官版《辽藏》中的私刻本《称赞大乘功德经·女》(彩图7-22)，因其 保留 了同卷《辽藏》原貌，故将其视为《辽藏》覆刻本，全部辽藏为卷轴装，圆木轴，有的尚存 卷首画、竹制签杆、编织缥带。
硬黄藏经纸，纸质光洁坚韧，入潢防蠹。大字楷书，字 体端正，墨色黑亮。版式疏朗，框高22-24厘米，版广50-55厘米，每纸纵30厘米左右，四 周 单线边框，每纸27-28行，行17-20字，经文未避辽讳。每纸均印有经名、版码及千字文编号 ，其千字文编号与《开宝藏》不同，却与房山云居寺辽后期及金刻石经相符合，是依照石晋 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帙号编进的。《辽藏》与现存世上的《开宝藏》零卷比较， 无论在书法、刻技、版式、纸质、墨色、刷印、装潢等方面均无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研究中我们看到《辽藏》确实筛选删削得当，校刊精审。高丽文宗朝开泰寺僧统守其在 《高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中多次称赞《丹本》(即《辽藏》，因辽圣宗时曾复国号＂ 契 丹＂故又称《契丹藏》，或简称《丹藏》、《丹本》。)优良，删削得当，故高丽新雕大藏 选定版本时多用《辽藏》。日人池内宏先生在《高丽朝大藏经》一文中也认为《辽藏》最优 秀，对高丽新藏有很大影响。
高丽僧宓庵在《丹本大藏庆赞疏》中曾云：＂念兹大宝，来自异邦，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 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工而就。＂这里所述显然与应县木塔 所出《辽藏》情况迥异。却与天宫寺塔中所出《大方广佛花严经》八十卷本(一帙八册，每册十卷，同一千字文编号，八册顺序为平、章、爱、育、黎、首、臣、伏，薄麻纸密行小 字雕印，作蝴蝶装，外形包背册装)一致。编号上与应县木塔所出《辽藏》《大方广佛花严 经》残卷千字文编号一致，是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帙号编进的。至此我们已知辽 朝曾雕印汉文佛经《大藏》两部，一部是大字卷轴本(彩图7-23)，一部是小字册装本。实物 均重现于世，一切疑云顿释。
据史书和文献记载，《辽藏》刻成后，曾先后送给高丽王室大义天和尚五部，后来高丽慧照 国师到辽朝，一次就买回《辽藏》三部，对高丽朝第二次雕印藏经有很大影响。据文献和碑 刻记载，有辽一代刻印庋藏《辽藏》的地方还有：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重熙年间曾庋 藏一藏；志智和尚曾在燕京募化造经一藏；咸雍年间信士邓从贵舍全部家资在阳台山清水 院 (即今北京西山的大觉寺)龛措藏经一部；大安年间析津府安次县刘维极等建所庋藏《辽藏》 为＂留万载之名＂；涞水县信士董某舍其家产为金山演教院＂构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余帙 ，在中龛置＂；今辽宁义县厅峪道院佛宫也曾置《辽藏》一部等等。可见《辽藏》在辽朝境 内和高丽朝当时都是普及较广影响很大的。可惜惨遭金灭辽时的战乱，境内所藏都早已亡佚 ，没有一件实物存世。 (4)多姿多彩的官印、私刻精品。应县木塔所出刻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 诃 衍通赞疏科卷下》都是燕台永泰寺崇禄大夫守司徒通慧大师赐紫沙门守臻的着述，守臻是兴 宗、道宗时期位列三公的高僧。两卷均为皮纸入潢、卷轴装，每纸28行，行18字。四周单线 边框、楷书、字体工整秀丽。＂亿、光、明、贤、真＂均缺笔避讳，每纸都有经名和版码。 前者钤有＂应州文书＂，后者钤有＂宣赐燕京＂朱印。用纸考究，书写雋秀，雕印精良，代 表了辽朝鼎盛时期在造纸、书法、刻本印刷等方面的工艺发展水平。两经卷尾题记均为：＂ 咸雍七年十月 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都 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校勘。印经院 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由此可知燕京弘法寺在辽代是＂奉 宣校勘、雕印、流通＂佛经之所，并有＂印经院判官＂提点，所印佛经自然是辽代官刻印刷 品的精品。卷尾题记中负责校勘的志延，就是《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的作者。 《妙法莲华经》在面世的辽代雕版印刷品中所占比例最大，总计十八卷，虽然重复卷很多， 但版本迥异 ，十八卷十八种版本。官版、私版都有。版式大多是硬黄纸、楷书、行格疏朗，有 素雅单线边框的；有装饰着金刚杵和祥云纹双线边框的；有双线边框中饰以金刚杵和宝珠纹 的；有在佛像或经名下刻着结跏趺坐小佛像的(图7-24)；有的卷首存在经变相，有的卷尾有 音义、题记、刻工姓名；还有经卷上盖有藏经寺院的戳记等等，内涵十分丰富。一部《妙法 莲华经》就有十八种刻工精良的版本，并存有六幅卷首画，其中一幅仅残留一角，其他五幅 基本完整。而且，由于《妙法莲华经卷第 八》的出现，经研究断定应县木塔所出辽刻八卷本《妙法莲华经》应传承于唐代，写经中早 已有之，然而刻本实物，这是首次面世。从装帧形式看，辽代印刷品也是多姿多彩，反映 了书 籍装帧形式的流变。大多数经卷是卷轴装，但有一本手工将卷轴装折叠成经折装的，并补加 了书口、提耳，实在是罕见的演变实物。少量是蝴蝶装印本。它是宋辽时期才出现的一种书 籍装帧形式。《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和《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封》(图7-25)及另一套残牒 及牒封，均为应县木塔所出。 这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木版雕印戒牒实物，是宝贵的佛教文物，对研究中国度僧制度有 重 要价值。戒牒为一张纵36厘米，横37.8厘米的完整白麻纸，上为版刻墨印戒牒。四周单线边 框，框高25.8厘米，广30.4厘米。字体工整，首题＂菩萨戒坛所牒＂；二行为＂受菩萨戒弟 子＂；三至十一行为骈体牒文。牒文后落款为＂乾统 年 月 日＂，最后为扁书宋体条记 ＂永安山玉泉寺传菩萨戒阿??梨弘教大德赐紫释省牒＂。省牒封为一纵35.2厘米 ，横5.4厘米的麻纸封套，上下开口，俗称筒子封。正面无文字，背面封合处，盖有扁书宋 体＂永安山玉泉寺传菩萨戒阿??梨弘教大德赐紫释牒封＂条印。另一套虽年代、传戒寺院 、牒文内容完全不同，但总的形制是相同的，都是菩萨戒坛所牒和牒封，版刻墨印、字体、 边框，所盖条印都极像。均为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年间所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代末期的 印刷水平。
(5)世所仅存的辽版书籍──《蒙求》。应县木塔中重现的辽版书籍《蒙求》，框 高20.4厘米、版广25.8厘米。白麻纸、蝴蝶装。第一页及第九页后半页缺，第二页版心有污 残。此《蒙求》为三卷无注文的白文本。全册现存七页半。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六字。边框 左右双线，上下单线。版心刻有版码。楷书，字体整齐，略显呆板。＂明＂字、＂真＂字缺 笔避讳。现存文字自＂燕昭筑台＂起到卷终。卷后＂音义＂存八行。虽印刷刻版不够讲究， 排版节省，如 把＂蒙求卷上 蒙求卷中＂、＂蒙求卷中 蒙求卷下＂的分卷榜题排在一行，纸质、墨色也 欠佳，很可能是辽西京一带印制、民间流行的坊刻本。根据讳字情况考证，可能刻印于辽兴 宗重熙以后，当初可能是应县木塔所在寺庙小沙弥的启蒙读本。由此可见，当时全辽境内 此 类启蒙教育用书种类肯定不少，数量也相当可观。但《蒙求》一书是目前世界上所仅见的辽 版书籍。也是唐李翰所撰《蒙求》一书存世 最早的刻本。也是唯一有＂音义＂的《蒙求》版本。音义前印有＂韵东字起每韵四字 音义 唐家＂一行。经查核所注六十三字的＂音义＂大都与《唐韵》、《广韵》系统的反切注音 一致。只注字音，并未注义。这些对考订《蒙求》一书原貌，研究辽版书籍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史书和文献记载，可知辽代刻书业是很繁荣、很普遍的，辽圣宗时不但刻印汉文佛教典籍 ，还 刻印汉文《五经》传、疏，《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史书颁发学校作为课本。把他 们喜欢的大文人苏东坡、白居易的诗文刊刻出版。辽圣宗还曾把《贞观政要》、《通历》、 方脉书等译成契丹文刻印，把白居易的《讽谏集》译成契丹文，雕大字本印出来，让那些不 懂汉文的大臣诵读。除官刻书籍外，民间私刻也定然不少，不然辽道宗时就不会下令＂禁民 私刊印文字＂。但是由于辽代书禁严，文献亡佚殆尽，仅从金史资料文献中得知曾经印过字 书《 龙龛手镜》，医书《肘后方》、《百一方》等。只有《龙龛手镜》流传下来，但已改名为《 龙龛手鉴》，已经是宋代翻刻本了。所以说在这些辽代印刷品重现于世之前，印刷史上辽代 这一段确实是空白一片。向达先生曾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客观 上佛教的发展与传播也直接推动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三百余件辽代佛教雕版印刷品的面世 ，重现了辽代雕版印刷业的辉煌，证明与北宋对峙的辽朝具有雄厚的雕版印刷能力，在校、 写、刻、印、纸、墨、装帧等方面都可与北宋并肩媲美! 三百余件辽代雕版印刷品的重现，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很多。可喜的是再不是推测、空谈 ，而是有大量实物可资研究。 已知面世的辽代雕版印书一览表 表7-1一九九六年初辑 《HT5＂SS》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藏[ZB(]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垂109卷轴装每纸27行，行 17-18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 22厘米，版广50-54.1厘米，现存总长824.4厘米。 楷书硬黄纸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1974年发现 1卷首画为 护法天王像。每张均有＂华严四 十七＂、版码及＂垂＂字。本卷为六十卷 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四爱113卷轴装每纸28行， 行15字，上下双线边框，框高23. 5厘米，版广53.6厘米， 现存总长125厘米加68厘米两段。 楷书硬黄纸 同上1每纸均有＂大花严经二十四 ＂、版码及＂爱＂字。本卷为八十卷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爱113卷轴装每纸28行， 行15字。上下双线边框，框高23 厘米，版广55厘米，现存总长 83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 每纸均有＂ 大花严经二十六＂、版码及＂爱 ＂字。本卷为八十卷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一 首116卷轴装每纸皆残 ，行15字。上下双线边框，框高23.6厘米，现存总长70厘米加7 2厘米两段。 楷书硬黄纸同上1每纸均有＂ 大花严经五十一＂、版码及＂首 ＂字。本卷为八十卷本。 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在131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7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2厘米，版广54.6厘米，现存总长53 6.6厘米楷书硬黄纸同上1每纸均有＂第 二＂及版码。 称赞大乘功德经一 女161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5-17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1.8厘米， 版广52.7-53.5厘米 ，总长275.3厘米。楷书硬黄纸统和二十 一年(1003年 ) 燕京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 同上1卷尾 有 题记。系燕京圣寿寺沙门道撰资 刻。 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 靡181卷轴装每纸27行 ，行16-18字。四周单线边框，框 高22厘米，版广53-54厘 米，现存总长865.7厘米。楷书硬黄纸 同上1 卷首画为说法图。每纸均有＂大法炬陀 罗尼十三＂、版码及＂靡＂字。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藏[ZB(] 大方便报恩经卷第一欲190卷轴装每纸27行，行 16-18字。四周单线边框，框 高22.3厘米，版广53.8-55厘米，现存总长 493.3厘米。楷书硬黄纸同上1每纸均有＂报恩经＂、版码及＂欲字号＂。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清264卷轴装每纸27行，行 16-18字。四周 单线边框，框高22.3厘米，版广53.4-53.8厘米，现存总长1129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卷首画为说 法图。每纸均有＂中阿含经三十六＂、版码及＂清＂字。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 第356卷轴装每纸27行，行 16-18字 。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2.4厘米，版广53.5-55.8厘米，现存总长1129.2厘米 。 楷书硬黄纸同上1卷 首画缺 ，第一纸残。每纸均有＂发智论 十三＂、版码及＂弟子号＂。 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刻527卷轴装 每纸27行，行16-18字。四周单线边框 ，框高22.8厘米，版广53.3厘米 ， 现存总长292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卷首画仅存 残边，前段残。每纸均有＂大乘 圣无 量寿陀罗尼经＂、版码及＂刻＂ 字。 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 勿564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2-21字 不等。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4厘 米，版广55-55.2厘米，现存总长235.4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残缺。每 纸均有＂佛菩萨名集六＂、版码 及＂勿＂字。 大方广佛花严经 平、章、爱、育、黎、首、臣、伏册装 (蝴蝶装)半叶12行，行30字。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23.1厘米，宽14 .2厘米，一秩八册，每册十卷，每册一千字 文编号。密行小字，雕印考究。黄绫 函套 楷书薄麻纸重熙十一年雕造(1042) 河北 丰润天宫寺塔第二塔心室1987年8卷10、20、50、60、70后，均有大契丹 国燕国大长公主刻经题记。原编 号为B77WW26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2,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妙法莲华经卷第 一(甲) 卷轴装每纸26行，行 15-16字。上下双线边框，内 有金刚杵及宝珠纹饰，框高25厘米，版广 53.3-53.5厘米，现存总长753.4 厘米。 楷书硬黄纸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1974年发现 1前缺，每纸均有＂一＂、及版码。 妙法莲华经卷第 一(乙)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7字。上下 单线边框，框高21.5厘米，版广5 3厘米，现存总长150.6厘米。 楷 书硬黄纸同上1残缺严重。每纸有小字＂一＂、及版码。 妙法莲华经卷第 一(丙) 卷轴改册装每纸28行，行 17字。 上下单线边框，边框高22厘米，纸纵27.6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本卷发现时已为册装，并 补加书口， 墨绘边框直线。在书册右上方用 细绳穿一提耳。 妙法莲华经卷第 三(甲) 卷轴装每纸30行，行 16-17字。四 周双线边框，框内有金刚杵及祥云纹，边框 高24.9厘米，版广55.6厘米，现 存总 长767.8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 卷首画缺，多处残。经名及品名下均有坐佛像。每纸有小字＂三＂、及版码 。 妙法莲华经卷第 三(乙) 卷轴装每纸30行，行 16-17字，四 周双线边框，内有金刚杵及云纹。框高25.1 厘米，版广55.6-59.2厘米，现存 总长 803.3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卷首画为 经变相。有残缺。每一品名下均 有佛坐 像。每纸有小字＂三＂及版码。 妙法莲华经卷第 四(甲) 卷轴装每纸30-32行，行17-20字不 等。四周双线边框，内有金刚杵及祥云纹。 框高25厘米，版广55.6-56.1厘米， 现存总长1112.2厘米 楷书 硬黄纸燕京赵守俊并长男 次弟同雕同上1卷首画为经变相。有残 缺。 品名下有坐佛像。每纸有小字＂四＂及版码。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4,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妙法莲华经卷第 四(乙) 卷轴装每纸30行，行 17-20字。四 周双线边框，内有金刚杵及祥云纹。框高25 .5厘米，版广56厘米，现存总长1 57厘米。楷书硬黄纸同上 1残缺严重。经名下有坐佛像。每纸有 小字＂四＂及版码。 妙法莲华经卷第 四(丙) 卷轴装每纸26行，行 16字。四周双 线边框，内有金刚杵及宝珠纹饰，框高24 .5厘米，版广53.6-54.1厘米，现 存 总长1321.3厘米。楷书硬黄纸太平五年 (1025年) 燕京 檀州街显忠坊冯家印造孙寿益权司??赵从业赵从善同上1 卷首画缺。前部残缺。每纸有小字＂四 ＂、及版码。卷 尾有题记。此经为辽代名书法家 庞可升书。 妙法莲华经卷第 四(丁)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7字。 四周双线边框内有金刚杵及宝珠纹饰，框高21.2厘米，版广52.1-52.2厘米， 现存总长1041.2厘米。楷书硬黄纸同上 1卷首画残缺。每纸有小字＂四＂、及版码。此为八卷本之第四卷。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卷轴装每纸28行，行17-20字。四周单线边 框，框高21.8厘米，版广51.1-52 厘米，现存总长1179厘米。 楷书硬 黄纸同上1前缺并残。每纸有小 字＂五＂及版码。此为八卷本之 第五卷。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卷轴装每纸28行，行15-18字，上下单线边 框，框高20.5厘米，版广50.4厘 米现存总长67.8厘米。 楷书硬黄 纸同上1残缺严重。每纸有小字 ＂七＂、及版码。此为八卷本之第七卷。 妙法莲华经卷第 八(甲)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6-20字。上 下双线边框，内有金刚杵及祥云纹饰。框高24厘米，版广52-52.3厘米，现存总 长360.9厘米。 楷书硬黄纸 同上 1残缺严重。每纸有小字＂八＂、 及版码。此为八卷本之第八卷。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妙法莲华经卷第 八(乙)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7-18字。 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2厘米，版 广51.5厘米，现存总长333.3厘米。 楷书硬黄纸同上1卷首画为经 变相。后部 残缺。每纸有＂八＂字及版码。 此为八卷本之第八卷。 妙法莲华经卷第 八(丙)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7-18字。 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1.8厘米， 版广54-55.2厘米，现存总长1110.8厘米。 楷 书硬黄纸同上1卷首画为经 变相，与卷(乙)酷 似而非同版。有残缺。每纸有＂ 八＂及版码。此为八卷本之第八卷。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蝴蝶装每叶16行，行16-17字。四周双线边 框，框高22.5厘米，版广33.6厘 米，现存卷首画半叶及经文17叶半。 楷书硬黄纸同上1卷首画为扶剑天王坐像； 旁为侍立童子。各版版心均有＂ 第一＂及页码。 大方便报恩经优波离品第八残纵22.4厘米 ，17.8厘米，仅 存文字九行，下部残缺楷书皮纸 同上1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卷上卷轴装每纸30行，行 16字。上下单 线边框，框高21厘米，版广57.5厘米，现 存总长165.1厘米。楷书硬 黄纸同上1残缺严重。每纸有小 字＂一＂及版码。 佛说八师经一卷 蝴残横蝶装每叶14行，行18字。四周单线边框， 边框高23厘米，版广26厘米。 楷 书麻纸入潢大吴天寺 福慧楼下同上1残缺。各版均有版码。经 尾有题记。 佛说世音经卷轴装 每纸28行，行 18-21字。四 周单线边框，框 高23.3厘米， 版广54.4厘 米，现存总长 196.8厘米。 楷 书硬黄纸同上1残缺。每纸有小字及版码。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5,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高王观世音经一卷 卷轴装每纸26行，行16字。四周单线边框， 框高22厘米，版广52.5厘米，现存总长149.5厘米。 楷书麻纸永济院 同上1卷首画为经变相。残缺。 卷尾有题记。 佛名集蝴蝶装每叶10行，行7-11字不等。左右双线边框，上下单线边 框，框高12厘米，版广15.3厘米 ，仅存四叶半。 楷书麻纸同上1首尾俱缺。每叶版心 有版码。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四下卷轴装每纸34行，行 24-25字。四 周单线边框，边框高24.5厘米，版广54.4- 57.2厘米，现存总长2231.1厘米。 楷书皮纸同上136纸前缺，有残。 每纸有＂华严疏四下＂及版码。 并刻有原经卷数。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上 卷轴装每纸 30行，行 20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4.3厘米，版 广56.1-56.7厘米，现存总长1879 . 4厘米。楷书皮纸入潢同上1 包 首缺，前缺。各纸有＂花严抄一 下＂及版码。避辽讳。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下 卷轴装每纸 30行，行 20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3.4，版广55-55.8厘米，现存总长1504.7厘米 。 楷书皮纸入潢同上1前有残缺。各纸有小字＂花严抄一下＂及版码。避辽 讳。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五上半 卷轴装每纸 32行，行 21-22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4厘米， 版广54-55厘米，现存总长1918.5 厘米 楷书皮纸同上1前缺。每纸有小字 ＂花严抄五上半＂及版码。卷尾经名下刻有＂书＂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五上 卷轴装每纸 30行，行 24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3.2-24.2厘 米，版广54-54.6厘米。现存总长 911. 1厘米 楷书皮纸入潢同上1前残缺。每纸有小字＂花严抄五上＂及版码。避辽讳。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大华严经钞卷第一上卷轴装磁青纸包首残片，前部有竹篾天杆， 上部残缺较重。纵30.8厘米，横16.4厘米。近天杆处贴墨书经签， 四周双线边框。楷书磁青纸同 上1 上生经疏科文一卷 卷轴装此卷为科判文，每纸行数，字数不 等。 楷书皮纸入潢统和八年(990年) 燕 京仰 山寺前杨家印造同上1每纸有版码。卷 首题 刻＂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 ，卷尾有题记。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8字。四周单 线边框，框高23.7厘米，版广54.5厘米， 现存总长893厘米。 楷书 皮纸入潢咸雍七年(1071)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 同上1前部残缺。每纸有＂通赞疏十＂及版码 ，有经末题记及卷尾题记。避辽 讳。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 卷轴装每纸28行，行 12-23字。四周单 线边框，框高23.4厘米，版广55.3厘米，现存总长573.2厘米。楷书皮 纸入潢咸雍七年(1071)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 同上1前部残缺。每纸有＂通赞科 下＂及版码，经尾有题记。避讳。 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卷第三 卷轴装此卷为科文。 四周单 线边框，框高22.8厘米，版广52.5厘米，现存总长1892厘米。 楷书皮 纸入潢赵善等人雕 同上1多处残缺。各纸均 有＂科三＂及版码。多处有施资 人和雕工姓名。 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 卷轴装每纸32行，行 20-22 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2.4厘米，版广56厘米，现存总长2568.3厘米。 楷 书皮纸入潢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同上1 开头有残缺。各纸均有＂法抄＂及版码。卷尾有题记。 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 卷轴装每纸32行，行 18-2 3字。四周单线边框，框高23厘米，版广53.4-55厘米。现存总长2104.5厘米。 楷书皮纸入潢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 同上1 前部残缺严重。每纸有＂法抄六＂及版码。卷尾有题记。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6,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涅盘义记卷第八卷轴装每纸26行，行20- 23字。四周单线边框， 框高23.8厘米，版广46-47.7厘米 ，现存总长3532.2厘米。楷书 麻纸同上1开头残缺。每纸有＂第 八＂及版码。 八师经报应记蝴蝶装每叶12行，行18-19字 。四 周单线边框，前四行有乌丝栏线 。框高23.8厘米，版广26.4厘米，仅存首叶 及 前后书皮。楷书麻纸入潢同上1从版式、字 体看本册与共出的《佛说八师经 》系同时同地所刻。避辽讳。 佛说阿弥陀经卷轴装长243厘米，宽30厘米 。每行16字。 辽代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第二塔心室1987年1卷首有护法神。较残破。原编号为：B73WW20。 卷轴装辽代同上2因残破胶 结，尚未打开。原编号为B73WW21 、WW22。 佛说圣光消灾经 册装(蝴蝶装)长15厘米，宽7.5厘米，厚3 厘米。小字，每行10字。汉文和梵文相间 排列 。 辽代同上1原编号为B74WW23。 大唐中兴三藏圣教 册装长21厘米，宽13厘 米，厚1.1厘米。封皮 深蓝色。 同上1原编号为：B75WW24。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册装长26.5厘米，宽15. 5厘米，厚4厘米。红 绫函套。 咸雍六年奉宣雕印(107 0)同上3原编号为：B76WW25。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册装长25厘米，宽15.7 厘米，厚0.5厘米。黄 色封套。 同上1有破损。原编号 为：B78WW27。 大乘妙法莲花经 册装长31.5厘米，宽19 厘米，厚8.5厘米。咸雍五年雕造(1069)燕京弘法寺 同上8完好。有刻经题记。原编号为： B79WW28。 一切佛菩萨名集 册装(蝴蝶装)长26.8厘米，宽15.7厘米， 厚5厘米。 重熙二十二年?(1053)同 上1年代有疑。原编号为：B80WW29 。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66,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残经(不知名)长52厘米，宽25厘米，每行13字 。 同上1发现于释迦牟尼佛腹内。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卷轴装每行16字，字 径1.2厘米。框 高20.5厘米，纸纵25.5厘米，现存总长435厘米。 楷书麻纸入 潢内蒙古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1988-1992年)1卷前 有佛画，属前经后记体例。完整。佛画为八幅线刻画。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卷轴装每行16字，字 径1.2厘米。框 高20.5厘米，纸纵25.5厘米，现存总长381厘米。 楷书麻纸入 潢同上1缺卷首画，残缺。与上卷 为同一版式。 金光明经卷第四 卷轴装每行16-17字 。字径1.2厘米。框高22 厘米，纸纵28厘米。 楷书麻纸入潢 同上1残缺严重。有简体字，印刷 有脱墨漏印处。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单页残长31.5厘米，残高23厘 米。每行27-30字不等，字径0.6厘米。 楷书麻纸入潢 同上1周边残缺严重。右为佛 画，左为经 咒，落款＂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 紫沙门蕴圭施。＂ 佚名残经 残片字径1.2厘米。 同上1残缺成片，卷轴不存。 佚名残经 残片字径1.2厘米。 同上1残缺成片，卷轴不存。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集撰) 卷轴装行字不等，共2 纸。四 周双线边框，框内有金刚杵、法轮纹饰。 框高7.5厘米，纸纵9厘米，总长 99.5厘米。楷书麻纸同上103小字 雕印。 根本陀罗尼咒(集撰)卷轴装共3纸。四周单线边框，框高8.4厘米 ，纸纵8.9厘米，总长98厘米。 楷 书麻纸同上106大字雕印。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集撰) 卷轴装每行8-10字，共6张， 框高6.6厘米，纸纵9.5厘米，总长327厘米。 楷书麻纸统和二十 五年(1007)燕京樊遵雕 同上1卷首有＂燕京 悯忠寺抄主 无碍大师门人??丘智光集＂，卷尾有统和二十五年岁次丁未 五月十五日记樊遵雕始平庞可升 书＂。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50,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辽 刻 经[ZB(]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集撰) 卷轴装每行6-10字，共8纸， 框高6.6厘米，纸纵8.7厘米，总长334厘米。 楷书麻纸开泰十 年(1021)上京同上2卷首有＂燕京悯忠 寺抄主无碍大师门人 ??丘智光集＂，卷尾有＂开泰十年春二月福先 寺讲经论比丘志渊、依燕京本雕印散施。＂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集撰) 卷轴装行字不等，共2 张。框高7.5厘米，纸纵9厘米，总长99.5 厘米。 楷书麻纸1与以上同名 版内容不同。 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集撰 卷轴装行14-16字，共4纸。框 高7厘米，纸纵8.8厘米，总长191 厘米。 楷书麻纸重熙 庆州麴舜卿雕同上1卷尾有＂庆州僧录宣演 大师散施，麴舜卿雕＂题记。 妙法莲华经 卷轴装共31纸。框高13.5厘 米，纸纵19厘米，总长 2054厘米，四周双线边框，内有金刚杵与 二破图案相间，转角为一法轮。楷书 印经纸开泰六年(1017)同上1此经共七卷 二十八 品＂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 译＂，小字雕印。卷封贴以外粗内细双线框标签 ，题名《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并以彩色缥带相系，外包二层帙 袱。卷尾有后记、续记两则，属 前经后记体例。 书籍蒙求蝴蝶装每叶20行，行16字。边框左右双线 ，上下单线，版心有版码。框高20.4厘米，版广25.8厘米。现存七叶半。 楷书麻纸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1974 年 1缺第一叶及第九叶后半叶，有 污残， 避辽讳。此书为世所仅存的辽版 书籍。 分类[]名称[]千字文编号[]装帧[]版式或规格[]字体[]质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 []刻工[]发现地点时间[]数量[]备注 [BHDG59,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杂 刻[ZB(] 新雕诸杂赞一策 蝴蝶装每叶20行，每行字数不等。四周双线 边框，框高22.3厘米，版广30.5厘米。题目均在乌丝栏内，上有黑色鱼尾。 楷书麻纸、封皮系麻纸入潢咸雍六年后 (1070年 后) 燕京大悯忠寺同上1封皮右上角 贴有木刻墨印＂新雕诸杂一策＂双线墨框纸签。 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单页板刻墨印，单线 边框，框高25.8厘米， 广30.4厘米，纸纵36厘米，横37.8厘米。 楷书麻纸乾统燕京玉泉寺 同上完整。 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封 封套上下开口，俗称 筒子封。纵35.2 厘米，横5.4厘米。 扁书宋体条印麻纸同上同上同上1有污残。 菩萨戒坛所牒封 封套上下开口，俗称 筒子封。纵35厘米，横 7.3厘米。 扁书宋体条印麻纸天庆同上1表面有污损，下部正中有一破孔。 菩萨戒坛所牒单页版刻墨印，单线边框，框 高26.2厘米，广30.7厘 米。纸纵33.4厘米，横36.6厘米。 楷 书麻纸天庆同上1中部缺，下部残。 讲经启单页残片纸纵31.3厘米，横14.5厘 米。 楷 书麻纸大康五台山松子峪下水院 同上1残缺严重。此五台山为小五台山在今河北蔚县。 卜筮残叶 半叶残片蝴蝶装现存半叶，共16行，有行格及 单线边框。残纵17.2厘米。横14. 5厘米。 楷 书麻纸同上1上部和右侧残缺。 1.金代政府对图书文化的重视和收集 女真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灭辽，建立了与南宋对峙的金王 朝，金朝以今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 女真族是骁勇善战、俗尚弓马的民族，在北方的统治时期，国家对于思想文化建设，却是比 较重视的。早在金太祖天辅三年(1120年)即颁布了女真文字，并注重学习，接受儒家学说思 想，加强社会精神道德方面的宣传教育。政府机构中设置有弘文院，专门负责翻译、校勘儒 家经典。金世祖曾对群臣一再讲述，令人翻译五经，正是为了叫女真人懂得仁义道德之所在 的道理。出于其巩固政权、培养服务于政府的有用人才，统治者接受辽代的经验，兴办学校 ，提倡发展教育事业。天德三年(1151年)置国子监。进士课目兼采唐、宋而增减。所授经 史 课程，都由国子监印版之后，颁交各个学采用。讲授教材，《易》经用王弼、韩康伯注 ， 《书》经用孔安国注，《诗》经用毛苌注，《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 注，邢??疏，《孟子》用赵峙注、孙??疏……。全面吸收汉 族传统文化思想教育。据金史记载，金代的皇帝大多读经习史，注意提高本身的文化素养和 统治国家的能力。熙宗曾感叹自己读书甚少。＂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 ＂。他认识到＂孔子虽无位，其道可遵，使万世景仰＂。因此亲祭孔庙，日夜攻读《尚书》 、《论语》、《五代史》、《辽史》。哀宗时曾于内庭设置益政院，选派学问渊博之硕儒名 师，每日上直，准备随时给皇帝讲解、辅导《书经》、《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史著作 。 金政府不但大力宣传尊孔读经、发展教育，还采取许多具体的方针、措施，以鼓励人民读 书 学习，提高文化水平，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程度，制定工资待遇。如《金史·选举志》记： ＂大定六年(1166年)朝廷更定收补内侍格，能诵一大经，以《论语》、《孟子》内能诵一书 ，并善书札者，月给奉八贯石，稍识字能书者，七贯石，不识字者六贯石＂。 金代政府对于图书典籍的收集与保藏十分重视。早在太祖天辅五年(1121年)就曾说：＂若 克 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1125年金灭辽后，收得辽代皇室的 全部藏书，首先以此充实了金政府的藏书。 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完颜晟等攻克宋朝都城开封。第二年，将掳获的徽、钦二帝及宋皇室 四百余人及宋代大批图书文物押送到北方。金与宋议和时，还把索取三馆、秘阁藏书作为条 件。宋朝派鸿胪寺官员押送佛经、道藏书版以及国子监、秘书监官员押运监版书版和馆中 书籍送往金朝。宋代政府藏书遂被金全部索取而去。 金朝政府不仅极力收取宋代现有藏书，而且对于《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也下令予以购求 、补充。并广泛收购民间藏书。如果藏书家珍惜自己的书籍，不愿意售卖，政府还规定， 借 抄之后，原本归还本人。一方面收书、购书，一方面不断翻译、刻印书籍。于是金代政府藏 书得以迅速增加，社会上的图书财富也日渐丰富。 2.金代的刻书事业 宋高宗南渡临安时，原开封的书肆和雕版印刷工人，一部份随政府南迁，一部份则移往北方 金代的刻书中心平阳(平阳亦名平水，今山西省临汾县境一带)。从此黄河以北的雕版印刷 中心，由河南汴梁转移到山西平阳。 金代刻书除官刻监版之外，私人和坊肆刻书也很发达和广泛。 金代的官刻书，据《金史》记载，由国子监刻印后颁诸学校。曾印经史二十余种以及《老子 》、《荀子》、《扬子》等子部书籍。其它政府部门及书籍出版管理机构，自然也刻印书籍 。可惜这些刻本，今都不传，详情已不可考。相比之下，金代的民间刻书倒有少量流传。 今据藏书家知见传本书目记载及现存书籍实物，举例如下： １《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书轩陈氏刻本。 刻书第三卷有序题＂时大定丙什岁上元日，平水闭邪聩叟述＂。书后有＂书轩陈氏印行＂六 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 ２《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十五卷，平阳王朋寿撰，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平阳李 子文刻本。王朋寿于书中自序说，前人编纂传记百家之学，曰《类林》，但感到＂次第失 序 ，门类不备＂，为此予以增广，第其次序，增至一百门，每篇系之以赞，分为十五卷，较旧 书增加三倍多。由同乡李子文刊刻传布。可知此书内容比较广泛，且较实用。 ３《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十五卷。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张谦刻本。张谦号古戴 鄙夫，于卷首有自序，叙其校刻原委。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考证本书＂金大定甲辰，平阳 毕履道校正为之图解。章宗明昌壬子，古戴鄙夫张谦更为精校以行，此本即其时刻也。盖是 书自张谦增辑刊行，明昌一本而外，别无传本，四库亦未着录＂。莫友芝《宋元秘本经眼录 》：＂此本即张谦所刻，每半叶十七行，行三十字＂。杨绍和《楹书隅录》：＂刻书双行细 注，皆刻画分明＂。 ４《道德宝章》一卷。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平水中和轩王氏刻本。杨绍和《楹书隅 录》卷三：＂金本德道宝章一卷，昔得诸京师书肆，书高二尺一寸有奇，字径一寸五、六 分 ，作欧虞体，古秀遒劲，镌刻极精。卷首尾有本记金大正戊子平水中和轩王宅重刊＂，＂此 书古香馥郁可珍也，每叶六行，行十六字＂。 ５《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宋曾巩撰，金代平水刻本。《中国版刻图录》：＂此本源于 北宋旧??，其诗文多出《元丰类稿》外，《圣宋文选》、《南丰文粹》诸文，皆备见于此本 。＂刻书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字画刚劲、世无二帙，堪称平水本之上乘。＂现藏北 京图书馆。 ６《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卷数与编纂人无考。《中国版刻图录》称＂金平水坊 刻。该书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可供词汇学研究、参考之用。此书现存北京图书馆。
７《壬辰重考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集》。宋吕惠卿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平水 翻刻本。《中国版刻图录》称：金代平水重翻北宋刻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七字 不等。北宋本早已佚亡，此书为传世最古的版本，十分珍贵。现藏北京图书馆。 ８《新修累音引证群籍玉篇》三十卷。《中国版刻图录》定为金代平水刻本。该书为金 邢准据《增广类玉篇海》，又取《切韵》、《广韵》、《集韵》等书增删改定。是金、元、 明时期较为最完备的一部字典。该书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一字。现藏北京图书馆。 ９《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图7-26)三卷。蔡松年撰，魏道明注。《中国版刻图录》：＂金平 水刻 本＂，＂萧闲道人即蔡松年，字伯坚，金真定人，官尚书右丞相。寓汴都，其第萧闲堂，因 自号萧闲老人＂。该书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字体瘦劲，刻印精工。现藏北京图书馆。
10《刘知远诸宫调》。金平水坊刻本。以往各藏书目录均未见着录。清光绪三十三年 帝俄柯兹洛夫在甘肃张掖黑水城发掘西夏遗址时，于此出土宋、金、西夏时期书籍数十卷及 字画、纸币等珍贵文物，掠往俄国。本书即其所发掘古籍中之一种。为中国古代民间说唱文 学著作。五十年代初，苏联政府送还中国。全书应为十二则，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图 书馆藏五则四十二叶。 11《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韩道昭撰，金崇庆元年(1212年)河北宁晋荆珍刻本。 现藏北京图书馆。该书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行四十一字。白口、双鱼尾，左 右双边。金代河北宁晋地区刻本，今已罕见，实为珍贵。 12《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第六(图7-27)、第四十一。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山 西太原府 榆次县刻本。该经各公私目录均未见着录，为山西省近年所发现。全书总卷数已不可考。此 次发现为第六卷、第四十一卷。经尾刻＂太原府榆次县仁义乡小郭村都维那郭旺、副都维那 郭仲＂并题刻＂(榆次县)当乡小冀村施板人李展，金皇统九 禾异 岁次已巳孟秋七月四日记＂。每版六行，行十六字。藏经纸印刷。 13《金藏》。山西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金熙宗皇统九年(1212年)至世宗大 定十三年(1173年)刻印。该经未见着录。本世纪三十年代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因其保 藏于赵城广胜寺，故称《赵城广胜寺藏》，也称《赵城藏》(图7-28)。其为据宋《开宝藏》 和部分官 刻佛经为篮本，经三十余年雕镌而成。相传为民间信徒崔法珍断臂募刻。据考证，金藏总数 应为七千余卷，现存四千卷。藏经包括佛教传入后到金代以前在中国流传的佛教经典。对于 研究中国宗教、历史及雕版印刷等各方面，均有较重要参考价值。 抗日战争期间，广胜寺爱国僧侣严加保护，为免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掠劫，我抗日军民 奋力予以抢救出来，转移至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代，华 北人民政府将藏经移交北京图书馆保藏。 金藏分两种版式：所译经、传、论、赞，板框高二十二厘米，每版二十三行，行十四字；收 入着述，版框高二十五厘米，每版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麻纸印刷，扉画绘刻精 致，字体朴劲。卷首钤有＂赵城广胜寺造＂木记。经尾钤有＂赵城县祖代经旨庞待诏自造＂ 木记。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均有少数零卷收藏，近年 来山西地区藏于民间的零卷，有人向国家捐献，《赵城藏》的现存数目还在不断增加。 14《西岳华山志》。道士王处一编纂。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陕西华阴刻本。据《 文人杂志》1985年第4期载鲁深《陕西雕版源流考》一文所介绍。为现今发现陕西地区金代 唯一刻书。金代陕西与山西平阳一水之隔，应该有所影响，可惜以往未见着录。又据记载19 56年西安市郊区曾出土金贞佑三年(1215年)拾贯文的交钞铜版。也是金代政府在陕西曾刻 版印刷钞票的实物佐证。 15《四美人图》、《关羽图像》，为金代平水刻印的两幅版画。是 帝俄柯兹洛夫在甘肃张掖黑水城发掘西夏遗址时所获得的宋、金、西夏珍贵文物中之两件。 已被窃往俄国，现存于列宁格勒博物馆。中国学者仅从影印件中看到原刻面貌。对此刻本， 专家们给予极高评价。认为版画镌刻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动人，雕绘技术精良。而且两幅版 画各具不同刻风。反映了金代雕版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唐、宋时期的版画多为宗教佛 像绘刻，金代已出现人物版画的刻印，标志着中国版画艺术已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
16《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图7-29)三十卷。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本。张存 惠字魏卿 ，平阳府人，刻书很多。这本书的卷首有＂泰和甲子下已酉冬日晦明轩刻书＂龟形牌记。目 录后有琴形牌记题：＂平阳府张宅＂。又有＂晦明轩记＂钟形牌记。目录后序有题字＂泰和 甲子已酉岁小寒初日辛邱刊毕＂文字一行。据其牌记提泰和甲子为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 ，下推已酉已经到了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因此对该书刻印时间为金抑为元? 各藏家着录 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丛刊书录》等列为金刻。《四部丛刊书录》认为：＂ 此为金泰和中晦明轩据宋政和六年曹孝忠校正重刊，故以政和为名，按卷首晦明轩碑式牌子 ，称添注药物异名，改正汉字，已酉年又增入冠氏衍义，与旧本颇异，故加重修二字以 为别 。……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金人??本难得，此极完善＂。该书字画瘦劲，结构抗肩 ，呈现出金代平水风格。今藏北京图书馆。
17《丹渊集》。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晦明轩张氏刻本。杨绍和《楹书隅录》题： ＂《丹渊集》明刊者已不易得，此本为金泰和间从宋庆元四年戊什家藏之历州本重梓，卷末 题金泰和丙寅晦明轩张宅记。惟有卷中板号注大德、至正、正统者，递经元明补修之本。每 半叶九行，行十八字＂。 18《尚书注疏》二十卷。平水刘敏仲编刻。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着录为金刻 本。半叶十三行，行大字二十六至二十九不等，小字皆三十五字。 19《增注礼部韵略》。金正大六年(1229年)平水王文郁刻本。亦名《平水新刊韵略》 、《新刊韵略》。《??亭知见传本书目》记：＂王文郁并归韵二百六部为一百六部，所并之韵，韵首一字以鱼尾隔之，金正大已丑初刻，元大德丙什平水中和轩王宅重刊新本。 20《金道藏》。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命道士孙道明据宋道藏残版补刻。称《大金 玄都宝藏》即《金道藏》。共约七千余卷。原宋徽宗政和间于福州雕版，名《万寿道藏》， 后经版运至东京。高宗南渡，金人取去遗留于汴京之经版，于章宗明昌元年据以补刻。金藏 刻成后，版片藏存永乐镇纯阳万寿宫内。元太宗期间，道士披云真人宋德芳命其弟子秦志安 于平阳玄都观据《金藏》再次刊雕。元世祖忽必烈崇信佛教。于至元十八年下令将一切道教 经典及版片全部焚毁。元代以前所刻道藏几乎灭迹。传世幸存的据知仅有《太清风露经》( 图7-30)及现存北京图书馆的《云笈七签》等零种。
3.金代刻书事业的特点 (1)刻书地区。金代的刻书地区是比较广泛的。如中都路(北京)，南京路(汴京)，今 山西 的平阳、解州、榆次，河北宁晋，陕西的华阴，都有图书的雕版印刷。北方一带逐渐形成金 代的刻书中心，尤其以平阳最为繁荣发达。平阳又称平水。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据 ＂汉 书地理志尧都平水之阳金时或以平阳近水之处谓之平水＂。《金史·地理志》：＂平阳府属 河东南路，宋平阳郡建雄军节度，本晋州，初为次府，置建雄军节度使，天会六年升总督府 ，置转运司。＂平阳地理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未遭兵患。从金代初期就升为 上府。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素有衣冠文物甲于河东之称。此外，宋高宗南渡，迁移至北方的 书肆来到平阳，书坊荟萃于此，为印刷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力量。正像《金史》记载，平 阳＂有书籍＂，以致政府也在这里设置了出版印书管理机构。从上述列举的金代刻书来看， 平阳刻本竟占了一半以上。有些著名的坊家在这里经营时间十分长久，往往子继父业，世代 相沿。如晦明轩张氏、中和轩的王宅。在金代灭亡后，他们继续刻书、卖书，影响深远。为 平阳的印刷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直到元朝，平阳仍是全国刻书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 (2)刻书内容。金代刻书多据宋版。金灭宋时，将宋代政府藏书和版片全部取走。许 多书籍和书版可以继续使用、刻印。金代国子监的刻书，有不少是据宋监版所印的。民间刻 书也多据宋代善本。如收入《中国版刻图录》的《壬辰重考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南 丰曾子固先生集》等金代刻本，都源出自北宋旧??。宋代的许多优秀图书版本，几经兵乱， 大都散佚流失。今经金人继续予以翻刻，使得宋代书籍得以保存流传，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大事，是对保存古代文献典籍的不小的贡献。 金代刻书的内容，除经史、诸子之外，医书、类书、字书、诗文集的刻印比前代要多。更有 佛教、道教经典的大规模的刊刻。可以说，各类学科书籍的印刷品种是很丰富的。在编纂形 式和版本类型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比较多的＂重修＂、＂新刊＂、＂音注＂、 ＂ 节要＂、＂图解＂一类的书籍，大都是对某些原有刻本的新的版本，或对经、史著作的注解 、 摘要。这类出版物多来自坊间。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比较开放，不固守陈规，勇于创新 。金代的坊肆继承了这个特点，从内容到形式，注意多出版印刷大众喜闻乐见的书籍，以满 足群众的需要，也便于营利。用于图书内容品种丰富多彩，极大地活跃了书籍市场。同时对 于传播知识、发展学术和提高社会文化水平，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3)雕印技术。金代刻书在内容版本上多据宋代，不仅品种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在刻 书技术上，也继承了宋代的传统，态度认真、严肃，写绘工整，雕印技术精湛。有些书籍， 字 画清晰分明，版式古朴遒雅，甚至超过宋代的刻书。如上述列举的《尚书注疏》，＂蝇头小 楷，镌镂极工＂，南宋精??不能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字画刚劲、世无二帙＂， 被 誉为＂平水本之上乘＂。又如高二尺一寸、字径一寸五、六分的大开本《道德宝章》，＂古 秀遒劲，镌印极精＂。深受藏书家珍爱。在版画方面的雕印、绘刻，也十分精致、细腻，艺 术水平和技术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公元1038年，党项贵族李元昊称帝建国，自称大夏，又称白高大夏国，史称西夏。其疆域， 以宁夏平原为中心，"东拒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茅万里。"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 建都兴庆府(后称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其境内，有汉、回鹘、吐蕃、塔塔(鞑靼)、契丹 等民族，拥兵六七十万，与宋、辽、金成鼎立之势。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传10代，长达19 0年。西夏立国西陲，农牧并盛，手工业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 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项族原居青藏高原东北部，在唐朝以前，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住，不相统摄，过着 不知农耕、以畜牧为主，无法令、无徭赋、也无文字的原始社会生活。在从唐初内迁到宋初 建国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族与汉族相濡杂处，受其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 变化。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贵族李氏，早在唐末，就以夏州(陕西靖边白城子)为中心，成为 藩镇势力。他们代代封爵，世世为官，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尽用汉字，中原文化对他们影响 更深。《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别，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 与曲，则唐也"。 《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 唐宋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当然不能不对西夏有所影响。 西夏在吸取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营养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西夏在继续 使用汉字的同时，于建国前的二年(1036年)，就成功地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字， 当时称为"蕃文"、"蕃字"、"蕃书"、"蕃语"，被尊为"国字"，并在其境内大 力推行。元昊令设立蕃汉二字院，"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 《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 并将"国中艺文诰谍，尽易蕃书。"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 西夏文字的使用范围很广，渗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西夏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西夏刻书印刷业的发展情况，不见史传记载。但本世纪以来，丰富的出土文献，却为我们提 供了不少信息。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分别委派数名"头监"，统管西夏 的造纸、印刷事业。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西夏天盛律令》卷 十，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 繁荣的宋朝印刷业，影响并促进了西夏印刷业的发展。西夏重儒兴佛，他们刊印儒家典 籍， 更印佛教经典；用汉文印，更用西夏文印，也有用藏文印的；用雕版印刷，还用了最先进的 活字印刷。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地处中原，印刷也较发达，但迄今未见有契丹文、女真文刻 本，更未见活字印本，这是西夏与辽、金重要的不同之处。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 1.西夏印刷品实物的发现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微，蕃蓠不固，列强入侵，西方探险家纷纷来到中国西部地区探险、 考古 ，使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文书流失海外，并被逐步披露、研究。五十年代 ，随 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又有很多重要发现，进 一步丰富了研究的实物资料。 西夏文物、文献的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当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 发现。黑城蒙语称哈拉浩特。现在已知城内东北隅是西夏重镇黑水城，元代扩建为今城，为 亦集乃路治所，明代以后，逐渐荒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 物》1987年7期。 1908～1909年，俄国旅行家柯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队，先后两次在这块宝地 上进行了发掘，在城西北被称为"图书馆"的一座墓塔中获得文物、文书计2.4万卷，在城 边获得部分文书和文物，用40头骆驼运回俄国，其中实物存圣彼得堡冬宫(艾尔米什)博物馆 ，文书存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经过俄国几代学者半个世纪(1909～1959年)的整理，文书 中仅 西夏文就有8090件(号)，已考定者近3，000件，其中"世俗性的著作约60种，佛经约370种 。"内容包括汉文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西夏文译本、西夏法律文献、文学著作、图表历书、 医书 咒文等，而以佛经最多，其中有十分重要的《天盛律令》、《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 宝韵》、《音同》等。 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现已考定者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编译《民族史译文集》(1978年)。 汉文文书有佛教典籍，儒家、道家作品，历史、文学著作，医书、历书、占卜书 、版画、纸币等，总计488件。其中有西夏刻本22种，还有宋、金、元刻本。 (俄)孟列夫着、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版。 此外，还有少量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文字文献，以及6块西夏文雕版。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国的书籍业》，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俄文版。转 引自王克孝《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及印刷技术的突出贡献》，《民族研究》1996年4期。 黑城发现，有写本，但以刊本为多，还有珍贵的泥活字、木活字印本。这项空前的内涵极其 丰富的重大考古发现，为西夏研究开辟了新纪元，也为西夏印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后文提到的有关书籍，如无注明发现地址者，当皆为黑城出土。 柯兹洛夫的发现，轰动世界学坛。受其影响，1914年、1923年、1927年，英人斯坦因、美 人 华尔纳、瑞典人赫文斯定等先后到这里考察、发掘。其中斯坦因所获较多，计有"汉文古文 书230件，西夏文古文书57件。此57件中印本约居一半，还有近50件版画残页，其中有西 夏的，也有元代的。 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 号"(1932年11月出版)。 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文物考古部门、学术团体、影视部门等，先后到这座著名的古城进行 考察 发掘，拍摄影像资料，又有新的发现。1976年6～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黑城东约20公里的老 高苏木西夏遗址，发现西夏文辞书《音同》残页20多张； 岳邦胡、陈炳应《我国发现西夏文字典<音同>残篇的整理复原与考释》，《中国民 族古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1983年9～10月，1984年8～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出各种文书近3000件，"文字 多为汉文，也有一部分为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还有少量藏文、八思巴字以及其他文字写 印的文书。"也有西夏印本，但多为元代遗物。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 物》1987年7期。 1991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摄制组，在沿长城拍摄时，深入沙漠，在黑城东约 20公里的绿城西夏遗址，发现西夏文《金刚经》等刻本5种及零散写经刻经残页。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10期。 除黑城外，西夏文书在西夏故地的其他地方也有发现。1917年，宁夏灵武知事余鼎铭，在修 城时发现西夏文佛经两大箱。其中部分流散到社会上，还有的流失海外(如日本京都大学、 天理图书馆等)。 牛达生《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北平图书馆购入百余册，经考皆属"宋元旧??，蔚然成为大观"，被称为文坛"盛事"。 《北平图书馆文刊》"西夏文专号"，见《西夏文专号启事》、王静如《引论》等 文。经进一步整理考证，计有17种，多为元代刊本。 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年4期；史金 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佛经10多种的残页，为甘肃省 博物馆收藏。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8期。 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一小型塔墓中发现了十分重要的西夏文佛经图解本《观音经 》等二种，首尾完好。 刘玉泉《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3期。 1972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张易乡发现一批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其中有西夏文《 杂字》和佛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本残页，还有竹笔两支。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年8期。 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在该市新华乡亥母洞西夏遗址，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图7-31)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书。 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版。
九十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87～1988年，宁夏文物 管理委员会在维修青铜峡108塔时，发现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 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8期。 1990年7月，在维修贺兰县宏佛塔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残块，十分重要；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 物》1991年8期。 1991年8～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 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是三十年代以来发现西夏文书数量最多 的一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 文物》1994年9期。 其中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图7-32)9册，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 1996年11月14日，新华社首先报导了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的消息。接着11月15日，1 1月17日，12月1日，《宁夏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等皆在头版以不同的标 题报导了这一消息。 在西安市文管会、定西县文化馆、兰州张思温先生处、宁夏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 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瑞典、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等有关学术团体，也藏有数量 不少的西夏文佛经，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有写本，也有刻本。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 文物》1982年4期；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十五简介》，《文物》1979年1 0期；陈炳应《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年5期；史金波《西夏文<六祖 坛经>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3期；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 88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重版。 这些有关部门的收藏，有的或许就是上述出土物流失后被收藏的。
宋、辽、金占有中原地区，文化寝盛，形成的文献难以计数。但存世的宋朝古籍不过千部， 辽、金存世古籍也为数不多，而上述西夏古籍，多达数百种，数以千卷计，弥足珍贵，大 大丰富了中国古籍宝 库。 2.西夏的刻书活动 史载，元昊之父德明"晓佛书，通法律"， 《辽史》卷一一五"外记·西夏"。 元昊"晓浮图法，通汉文字，几案间常致(按置字之误)法律书" 《隆平集》卷二癜"夷狄传"。西夏最高统治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西 夏文化教育和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景宗元昊立国之初，就建立"蕃学" 、"汉学"，选送蕃汉贵族子弟入学，并组织翻译儒家经典"孝经"、"尔雅"、"四 言杂 字"等；毅宗谅祚向宋朝上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百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 《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太宗"诏赐《九经》，还所献马"；崇宗乾顺 提倡儒学，建立"国学"，选送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仁宗仁孝"建学 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重大汉太学，设科取士"，" 尊孔子为文宣帝"、"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 《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国传"。 蕃汉教授斡道冲译《论语注》，着《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并"以国字书之， 行于 国中"。《虞文靖公道园全集》卷十七"西夏相斡公画像赞"。转引自韩荫晟编《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仁孝的一系列措施，将西夏的封建文化推向高峰。西夏兴儒重典，发展教育，进行译着的活 动，以及后面要谈到的西夏尊崇佛教，进行赎经、译经的活动，为发展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 打下了基础。 本世纪以来，西夏古籍虽多有发现，但有明确纪年及刻印情况的却不多。根据现有资料分析 ，西夏刻本有官刻、私刻、寺院刻三类。 (1)官方刻书。官方刻书，是指西夏政府"刻字司"刻印的书。"刻字司"属政府机构，设 两名头监负责，头监由"番大学士"之类的学者担任。"刻字司"组建于何时，史无明文， 但崇宗贞观六年(1132年)出版的字书《音同》"跋"中说，为推扩西夏文字，"遂设刻字司 ，以番学士等为首，(将《音同》)雕版流传。" 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 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据此，至迟在十二世纪初甚或更早，西夏已经设立了''刻字司''。 ''刻字司''以刻印西夏文书籍为主，多为世俗文献，主要有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 和译汉儒家典籍等。上述贞观六年刻印的《音同》，是现知"刻字司"刻印最早的书籍，有 初编本、改编本、整理本、增订本、重校本等5种版本之多。仁宗时期重儒兴教，"刻字司 "刻印了很多重要典籍。乾佑十二年(1181年)刻印了译自唐于立政的《类林》，乾佑十三年 (1182年)刻印了仿唐《艺文类聚》体例编纂的《圣立义海》("圣立"含有"钦定"之意)； 乾佑十六年(1185年)刻印了反映西夏民风的《西夏诗集》。根据版口刻工姓名，可以认定为 "刻字司"印本的，还有：译自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译自托名姜望的《六韬》等儒家 着述。虽无何家所印题款文字，但属国家重典的如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刻本4卷本 《贞观玉镜统》(又译作《贞观玉镜将》)，天盛年间(1149～1170年)刻本20卷《天盛改旧新 定律令》(又译作《西夏法典》)等，当为"刻字司"所印。还有译自汉籍的刻本如《孙子兵 法三家注》、《黄石公三略》、《十二国》、《经史杂抄》等，这些适应于学校教学和科举 实用的书籍，也可能是"刻字司"刻印的。另外，有朱笔校改未及付梓的仁宗年间译稿《孝 经传》、《孟子传》等，也当属"刻字司"所为。 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5期。 (2)私人刻书。西夏文字典《音同"跋"》称："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 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 " 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 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西夏官方刻书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有为射利而翻刻官刻书者，说明西夏有私人刻书。 私人刻书为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多为民间着述而不能在"刻字司"刻印者。西夏文《新集锦 成对谚语》(又译作《新集锦合辞》)，是两句一条、工整对仗的民间谚语、格言集。它由 地 位较高的御史承旨、番大学士粱德养初编，切韵博士王仁持增补而成，在乾佑十八年(1187 年)由"褐布商蒲梁尼寻印"。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由骨勒茂才编纂的汉人学习西夏文、西夏人学习汉文的通俗读物《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在 乾佑二十一年(1190年)由张氏书坊刻印的。这本对每个夏字和相应的汉字互为标音、标义的 辞书，在近百年来，对研究死文字西夏文起了极大的作用，被称为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 大门的钥匙"(图7-33)。 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版。 佛经中也有私人刻本，多为汉文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刻印于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 年(1073年)八月，是现知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时期最早的刻本。这是由信徒陆文政，为"报父 母同拯之德"，"特舍净贿，恳尔良工，雕刻板成，印施含识。" 私刻汉文佛经，也以仁宗时期为多。仁宗人庆三年(1146年)五月，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 本印施的《妙法莲花经》，是由宗室提供"日费饮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慧、王喜 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天盛四年(1152年)八月，由"幸居帝里"的??州开元寺僧 人刘德真印施的《注华严法界观门》，是由他"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的。这说 明西夏有私人刻工，可随时应募，进行刻印。"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 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为了"速愈沉疴"，在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镂板印施"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七月，仇彦忠等为父母亡灵"同往净方"，印 施《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六百余卷。 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铭文、佛经序跋发愿文、石窟题记"相 关部分。
(3)寺院刻书。西夏建国前后，就进行了广泛的赎买和翻译大藏经的活动。从1031年到1073 年的43年间，西夏太宗德明及其后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四朝，先后6次向宋帝献 马赎购大藏经，宋帝皆给以满足，令印经院印造赐给。并在京都营建"高台寺"、"承 天寺 "、"贮中国所赐大藏经"。从1038年到1190年的53年间，景宗、毅宗、惠宗及崇宗乾顺四 朝，根据《开宝藏》先后命国师白法信、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等32人为头，持续进行译 经活动，先后译成大小三乘"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这就是《蕃大藏经》，即西夏文大藏经。这是中国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译成的大藏经。 西夏的赎经、译经活动，为西夏刻印佛经打下了基础。 西夏寺院刻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室重大法事活动刻印佛经，一种是寺院为弘扬佛 法刻印佛经。由于两者地位和财力的不同，刻经的数量和规模难以相比；而皇室动辄刻印数 万、数十万的数量，反映了西夏佛教盛行的状况和刻印能力的不凡。 帝后们为某种目的所作法事活动，不仅要延请高僧烧施结坛，诵读经文，要散施佛经、法物 ，要度僧、济贫、放生，有时还要释囚、大赦。这种法事活动，是国家的重要庆典，也是一 种政治活动。这种活动，往往需要大量佛经，据仁宗乾佑十五年(1184年)九月所撰《佛说圣 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为他"本命之年"法事所散施的番汉佛经51，000卷，彩画功德5 1，000余幅，是"仍敕有司印造"的。这里的"有司"，当指"刻字司"，"仍敕"当然是 说过去也是这样作的。但"刻字司"不一定承担具体的刻印事宜，具体刻印工作，或许是与 皇室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承印的。乾佑二十年(1189年)三月，罗太后"谨施"的《金刚般若波 罗密多经》，就是由"温家寺印经院"刻印的。 帝后们作法事，或为他们的"本命之年"，或为皇帝"登基"纪念，或为帝后"周忌之辰" ，往往规模很大，所需散施的佛经很多。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仁宗"开板印造"《佛 说圣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番、汉共二万卷"。乾佑年间(1140～1193年)，仁宗为先皇帝 早 日"趋生三界"，"命工镂板"刻印《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胜相顶尊总持》番汉15,0 00卷。乾佑二十年(1189年)九月，在大度民寺作的"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上，散施 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 》等 各5万卷，总计高达25万卷。仁宗死后，罗太后为仁宗周年忌日，于天庆二年(1195年)九月 ，散施了《佛说转女身经》，又于天庆三年(1196年)九月，举行盛大法会，仅"开读经义藏 经 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经二百四十七藏，诸般经八十一藏，大部帙经并零经五百五十四万八千 一百七十八部"，还散施"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 。 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铭文、佛经序跋发愿文、石窟题记"相 关部分。
佛教为弘扬佛法所印施的佛经的特点，是在相关的刻经发愿文中，没有直接的目的，也没有 提供 资金的善男信女。诸如由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在崇宗大安十年(1083年)八月印施的 《 大方广佛华严经》；由尚座袁宗鉴等17人，在乾佑十五年(1184年)八月"重开板印施 "的《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由兰山崇法禅师金刚幢译定，中书相 贺宗寿作序，在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雕印流通的《密咒圆因往生集》；以及由圣普化寺连 批 张盖利，副使沙门李智宝襄宗皇建元年(1210年)"普施传持"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决定光明 王如来陀罗尼经》和《 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都是相关高僧主持印施的。这些经虽然没有为何寺院所印的题 款，但应是寺院所印，是寺院弘扬佛法的正常业务。 与辽金刻印汉文大藏经《契丹藏》、《赵城藏》一样，西夏也刻印了汉文《西夏藏》。是由 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刻印的。贺兰山佛祖院是西夏都城西北贺兰山某处的一座规模很大的寺院 ，是西夏汉文佛经的刻印中心。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尾页的西夏文 捺印押记，提供了这一重大事实的依据。押记汉译：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圆和尚李慧月， 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佛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经》"等。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番"音"弭"，是党项族自称，"番国当然就是西夏。这说明和尚李慧月，起码印制了 十二部汉文大藏经。同样形式、同样内容的西夏文捺印押记，还出现在陕西图书馆藏《佛说 摩尼罗 ??经》、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高僧传》卷五尾页上。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说法，也说明 这两部经书，就是李慧月所印《西夏藏》的传世本。 需要说明，如前述现存西夏刻本有数百种之多，但绝大多数是首尾不全的残本；有些流失海 外 的西夏刻本，也难以得到有关材料；这都不能不影响我们对西夏刻印情况的进一步了解。19 9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三 方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特精装八开本21册，其中汉文6册，西夏文世俗文献5册 ，其他为西夏文佛经。随着这部巨着的影印出版，必将为西夏刻书印刷情况的研究提供更为 丰富而详实的资料。 3.西夏雕版实物的出土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最繁荣的时期，宋版书之精美也享誉中外。但作为印刷工具的宋代雕版 ，却如凤毛麟角，十分少见。据有关资料，仅存3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二件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皆为1919年河北钜鹿淹城遗址出土，是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 胡道静《钜鹿北宋雕版是淹城遗址的出土物》，《中国印刷》第21期。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土两次发现了西夏文雕版。 (1)黑城雕版。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计6件。 其中佛像雕版2件：X-2021号，为站佛，似为汉文《金光明最圣王经》插图；X-2022号，雕 板 为横长形，是横排的数个小佛。文字板4件：X-2023号13×8.7厘米，X-2025号17×11厘米， X- 2026号16.7×11.7厘米，为双面雕板，此3件皆为蝴蝶装雕板；X-2024号只存半板，据判断 ，全板约为22×15.6厘米。以上雕板，字文清晰，每面5～6行，每行9～10字。 王克孝《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民族研究》1996年4期。 (2)贺兰雕板：1990年7月，在贺兰县西夏古塔宏佛塔天宫中发现，计西夏文字雕板残块2,00 0 余块，有的仅存半个字，全都火烧炭化变黑。有单面板，多为双面板。按文字大小分为三类 ：大号字版仅7件，最大的一件作蝴蝶装，上下单栏，左右子母栏，高13、宽23.5、厚2.2厘 米；版心为白口，上半有书名简称；每半面6行，每行12字，字见方1.2厘米左右。这是仅存 的下部残损、但整体版面尚全的一块雕版。中号字的最多，约占50%以上，最大的两件皆为 经折装，一件残高10、残宽38.5、厚1.2厘米，下半为子母栏；残存23行，每行残留最多1 1字；第5行空二字，似为挖后未补。另一件残高11、残宽23.7厘米，残存14行，行最多存12 字，字见方1厘米左右。小号字者约占40%以上，版厚1.5厘米，多为双面版，残损特甚，见 方5厘米以上者仅10余件，其中一件残呈梯形，残高5.8、上残宽2.5、下残宽7.5厘米，上边 子母栏，残存5行，行最多存8字。 宁夏文管会办公室《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这些雕版残件十分珍贵，是研究西夏和中世纪印刷的宝贵资料，同时说明宏佛塔寺是西夏雕 版刻印场所。 4.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特点 (1)繁荣于西夏后期。西夏建国后，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营养，赎购和翻译儒佛经典，为西夏 的刻书印刷事业创造了条件。但西夏前期，正是北宋刻书印刷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宋 版 书如同宋代货币一样(西夏主要流通北宋钱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西夏，似乎暂时满足了西 夏社会对书籍的需要，西夏刻印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现存实物中，至今未发现景宗 、毅 宗两朝的出版物；而黑城发现的20多种宋版书籍，多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似 乎也说明了这点。当然不是说西夏前期没有印刷，但没有得到发展是应肯定的。现存最早的 西 夏刻本是惠宗时期的，而90%的出版物是仁宗时期的，说明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最 繁荣的时期。 (2)刻印中心在京都。京都兴庆府(中兴府)，是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西夏佛 教寺院最多的地区之一。西夏书籍的刻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政府手中，如前述重要典籍 都由"刻字司"刻印。而皇家重大法事活动所需大量佛经，也由"刻字司"组织有关寺院刻 印。这就决定了刻印地点只能在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刻印汉文《西夏藏》的贺兰山佛祖院 ， 发现大量西夏文雕版实物的贺兰县宏佛塔，都在京城附近地区。西夏私人刻工及私刻图书活 动，也应在有购买市场的京都。宋版书题款中多有刻书地点，如丹州、承德、汴梁、杭州等 ，而西夏刻本强调的是"刻字司印"、"刻字司重印"，很少有刻印地点题款(目前尚未发 现一处)，似乎也说明了这点。河西走廊的甘、凉、肃、沙等州，也是西夏文化较为发达、 佛教 寺院较多的地区，但至今未发现能证明是这里刻印的书籍，让人难以理解；黑城属边远重镇 ，这里发现的西夏文献和佛经雕版，是说明这里有刻经的寺院呢，还是说明有人从京城带去 的呢? 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3)书写使用竹笔。黑城在汉代属居延。居延地区曾发现过汉代毛笔。自古以来人们用毛笔 书写，西夏也不例外。仁宗时，翰林学士刘志直以"工书法"而闻名，"西北有黄羊，志直 取其尾毫为笔，国中效之，遂以为法。" 戴锡章《西夏记》卷二十五。 除传统的毛笔外，西夏还有竹笔。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过两支竹笔，"其形制是将竹子的一 头削成笔尖形，在笔尖中间划开一道缝隙，与现在的蘸水笔类似。其中一支已使用过，有墨迹，略残，长9.5厘米，直径0.8厘米。另一支未用过，长13.6厘米，直径0.7厘米。它们是 中国首次发现的西夏时期的竹笔。"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用竹笔书写的刻本，其特点是"起落顿笔，转折笔画不圆"，它 与宋体字不同，有人称之为"写刻体"。 (俄)孟列夫着、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版。 (4)印纸多用麻纸。西夏后期写本汉文《杂字》"器用物部"记载的西夏纸有"表纸、大纸 、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银碗、纸马、折四、折五、匙箸、金纸、银纸、蜡纸、 京纸"等十多种，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国民族学院出版 社1989年6月版。 说明西夏纸张及纸制品品种之丰富，可满足现实生活各种需要所用。但现存西夏文印本则多 为麻纸。西夏辞书《文海》在解释纸时说："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1966年全苏制浆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对俄藏西夏文献10个纸样进行化学测定，得出结论认 为：西夏纸浆是含亚麻、大麻和棉花纤维的碎布纸浆，其廉纹多为每厘米7根。 王克孝《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民族研究》1996年4期。 1996年8月，著名古纸专家潘吉星先生，对宁夏拜寺沟方塔西夏文献的18个纸样进行鉴定， 认为这些纸无一例外，全是麻纸，"与同时代的宋代纸有明显的不同"，"是西夏地区当地 造的麻纸"， 据潘吉星先生给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写的鉴定报告。 帘纹为每厘米7～8根，与俄藏西夏纸大体一致。 (5)讳制不严格。受北宋影响，西夏刻本也有避讳的情况，如西夏文《论语全解》中的"孝 "字缺笔，以避仁宗仁孝名讳。 但西夏讳制远不如北宋严格，在官刻本中有的避，有的不避；在私刻本及佛经中，尚未发现 避讳实例。 (6)笔授、刻工多为汉人。在少数西夏刻本中，也有笔授和刻工姓名，但其姓名在何处记述 ，处理方法不一，而所见姓名，无论是汉文本还是西夏文本，多为汉人。 笔授即书手、誊写工。官刻本西夏文《西夏诗集·大诗》卷末题款有"笔授和尚刘法雨"； 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5期。 皇建元年(1210年)汉文《无量寿王经》发愿文载其经为"索智深书"。刘法雨、索智深皆为 汉人。 刻工姓名在佛经中，多记述于序、跋和发愿文中。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序尾有汉文" 何森秀刊"四字；人庆三年(1146年)汉文《妙法莲花经》发愿文载，雕字人是王善慧、王 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人；天盛四年(1152年)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是??州僧人" 刘 德真雕板印文"散施的；乾佑十五年(1184年)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 尼经》，是"雕经善友众：尚座袁宗鉴、杜俊义、朱信忠、杜俊德、安平、陈用、李俊才 、杜信忠、袁德忠、杜产忠、杜用、牛智慧、张用、讹德胜、杜宗庆、薛忠义、张师道等" 17人"重开板印施的"；上述"索智深书"的《无量寿王经》，是"西天智圆刁(雕)"的。 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铭文、佛经序跋发愿文、石窟题记"相 关部分。 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佛经《略疏》残页版口上有"柳信忠一片"，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 文物》1994年9期。 则与上述佛经处理方法不同。这些刻工大率都是汉人。 刻字司刻印的西夏文世俗文献，则受宋朝影响，将刻工姓名刻在版口上。其中《类 林 》有14人，其译音为：玉信、西田、鄞周、单宝、惠灯、玉松、休德定、宝司、践狗、铛曹 、 单罗、德儿、桂向、熙山；《圣立义海》有二人，译音为吕吕、伯广；《论语全解》的刻工 ，是《类林》中的惠灯、桂向；总计16人。这些字没有党项人姓名中常见的有具体含义的字 ，而是专门用来译写汉语的纯表音字，上述译音当然不一定是这些人的原名汉字，但可肯定 他们是汉人。 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5期。 (7)装帧形式多有变化。和宋版书一样，西夏书籍也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 梵夹装等。蝴蝶装和包背装也有变化：有的蝴蝶装是将一张大纸两折折成4面，再将数折相 向叠在一起，中缝用线连接，折成一叠，然后数叠码在一起，再用封皮粘接成册；书写时仍 是相对的两面写，两面不写，翻开时呈蝴蝶装；但却有如现代书籍印张，如果拆散，连接的 两面，多不在一张纸上，有人称为"双蝴蝶装"。这种装式虽仍为蝴蝶装，但不写字的两面 ， 其下部是可以不裁开的，因此翻阅更为方便；虽然只用在写本上，甚或是装订好后才写，但 却是蝴蝶装形式的改进和进步。 (俄)孟列夫着、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版。 包背装除用纸捻或线穿订册页，再加包装封皮的形式外，有的还是单张的上下封皮，然后用 线或纸捻装订起来，这种装式介于包背装和线装之间，也是一种进步。上述装帧形式，世俗 著作主要是蝴蝶装，佛经则以经折装为主，也有卷子装和蝴蝶装。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 ，还有数十件藏文书籍，其中有数种刻本，均为夹板所夹的梵夹装。 (8)版面设计别具特色。西夏书受北宋影响，版面设计多字大、行宽、墨色浓厚，疏朗明快 。经折装佛经，多为上下子母栏；蝴蝶装刻本，有四界单栏，四界子母栏；多为上下单栏， 左右子母栏。版口多为白口，上段有书名简称，下段为页码。书名简称用字十分简略，只有 二三字，有的仅为一字，如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简为《续×》，有的乾 脆" 续"字也省去，只有一卷数数字，而这个数字，有的还用笔画简单的汉字。页码数字有汉字 ，有夏字，有汉夏合字，全无定规。书口中少有鱼尾、象鼻，但书名简称及页码数字，除阳 字外，有的刻成阴字，有的为阴阳合字，多有变化，或在其上下各加一横线，将其框住。 西夏人十分注意对书籍的装饰。在字行空白处插入形形色色的小花饰，是西夏刻本的一大特 色(图7-34)。这些花饰，简单的有圆点、圆圈、三角、方块、十字等，最多的为菱形、火炬 、 三角形花纹，还有方孔钱、梅花、菊花、无名小花饰，此外还有人物，多在标题下空间较大 的地方，高达三四厘米，有头带荷叶，足登莲花的小人，有头带笠帽、背披蓑衣的人物。 这 些花饰，不仅出现在诸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通俗读物中，还出现在辞典、佛 经中，而国家重典《天盛律令》最为丰富，各种花饰多达十几种。上述花饰多出现在西夏文 文献 中，汉文刻本则相对较少。俄藏黑水城西夏写本，还有彩色栏线，单栏多为红色和橙黄色， 双栏则有红黑双线、褐绿双线等，还有的在双栏线中间绘有各种纹锦的花栏，花栏多为立柱 装，柱头多为莲花。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国的书籍业》，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俄文版。
蒙古，原系一民族名称，初居中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后逐渐向西扩展到鄂嫩、克鲁伦、 士拉三河上游肯特山一带，并逐渐发展、壮大。十三世纪初，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大 漠南北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蒙古国益发强大并发动了一系列征服亚洲和 欧洲 广大地区的战争。其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将燕京定为中都，政治中心南移，1271 年改国号为"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历史上将改国号为 "元"之前称其为蒙古时期。 受宋、金、西夏等地刻书事业的影响，蒙古时期的刻书事业也逐渐兴起。较着者有宋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唐李贺着《歌诗编》、宋聂崇义《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集注》，以及《玄都宝藏》和宪宗七年(1257年)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其中：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三十卷，由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印于1249年。卷首有"泰和甲 子下已酉冬日晦明轩刻书"螭首龟座牌记。目录后有"平阳府张宅印"琴形牌记。金泰和甲 子乃宋嘉泰四年，已酉为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平阳张氏晦明轩为当时著名刻书坊肆，刻 有《凡渊集》、《釜水集》、《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等多种图书。山西平阳(平水 ，今山西临汾一带)原系金朝刻书中心，蒙古侵占后，一些书坊继续营业，其刻书风格与前 朝无异，仍属金朝平水风韵。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二十卷，系邓州析城郑氏家塾刻本，刻印于定宗二年(124 7年)。该书首题"析城郑氏家塾重校"，并于卷末刻后题记中述明刻书原委："久藏是 图， 欲刊之梓，家贫未能，丙什讲《易》于葛庐，王文举谋之大将军郑侯，郑侯不忘乎旧，能成 故交之心。"可见，郑氏家塾刻印此书因家境并不宽裕而颇费心力。此为一般家刻本所 常有。 《歌诗篇》四卷，系当时燕京(今北京)地区赵衍刻印于蒙古宪宗六年(1256年)。书中有赵衍 序文一篇，书于"丙辰秋日"，即1255年秋天。 《玄都宝藏》七千八百余卷，由宋德方弟子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开局校刊，故名《玄都宝藏 》，或称《宋德方藏》。《玄都宝藏》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原始于宋刻《政和万寿道藏》 。宋高宗南渡临安，经版落入金人之手。金又命孙道明补刻，成书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此 为《大金玄都宝藏》。蒙古占领平阳后，又在《大金玄都宝藏》基础上，刻成《玄都宝藏》 。此为蒙古平阳刻本，刻成于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计七千八百多卷。经版藏于平阳 永乐镇纯阳万寿宫。这部宏伟的道藏经典，以及此前刻印的宋《政和万寿道藏》和《大金玄 都宝藏》等有关道家经典刻本，皆因元世祖忽必烈崇佛贬道而被焚毁。传世仅存的《太清风 露经》(参见图7-30)和《云笈七签》残叶(北京图书馆藏)，究属金刻或蒙古所刻，有待进一 步考证。 蒙古时期刻书，传世较少。除上述外，现知还有《尚书证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刻本 。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图7-35)系京兆府龙兴院刻本，刻印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
持握呤潜狈降纳偈褡濠ぉっ晒抛濉Ｃ晒抛逅匾陨形渥懦疲庞文辽睿τ谂?制社会。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已经有数百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原汉族聚集地区。蒙古 族统一全国后，为加速本民族封建制度发展的进程，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在发展生产、促进 提高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1.尊孔崇儒，重用儒士 在思想文化上以辽、金等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学习吸取汉族传统文化为借鉴。逐渐懂得了以武 功定天下，以文德治海内，以及善治器者必用良工，善守成者必用儒臣的道理。《元史》记 载：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术，讲求应用之道"。中国自汉朝以来，历代封建统 治 者都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为正统思想。以此作为基本文教方针。元代统治阶级积极吸取、 接受汉族文化传统，自然首先要推行尊孔崇儒方针。于是在各地修建孔庙，皇帝亲自祭祀孔 子 。加封孔子为大成圣文宣王，并封孔子的五十一世孙为衍圣公。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带头 学习 经史，命令翻译儒家著作，还请名儒大师讲授汉文经典，要求皇室成员、郡臣百官都必须习 读儒经。一方面为了提高民族素质，另一方面积极掌握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以求巩固其用 强弓硬弩打下的天下。在政府中，任用儒士，如耶律楚材、赵复、许衡、姚枢等一批汉族或 少数民族中的儒林名士，都先后委以要职。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之下，使儒家学说在元代 得到广泛的传播。 2.兴办学校，招举贤才 元代统治阶级重视兴学立教，这是实施尊孔崇儒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当然更是 为了统治的需要。太祖初立中原，即立建学，设科取士。元世祖至元初年，设立国子监，以 儒学大师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授经学，培养国子生徒与蒙古大姓四怯薛(近 卫队)人员。在地方上大力兴办学校。全国各路、府、州设立儒学，世祖中统二年，始命诸 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国家选用。《元史·世祖本纪》载： "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统计诸路儒学已达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仅二年以后，"至元二十 五年，即为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与此同时，政府还鼓励兴办书院，作为正规学校的补充。 书院历来是儒士文人聚集的场所，元代统治者初入中原，对原有的一切文化教育采取了 保 护政策，包括宋代已有的书院在内，不予破坏，以达到安定民心，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服从 元人的统治并为其效力的目的。太宗时，即建立了元代第一个书院──太极书院，由名 儒赵复 讲授经学。之后，仁宗时又命许衡主办鲁斋书院。于是书院成了传播儒家学说的重要基地。 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当然是为了输送到政权机构，维护元朝的统治。所以元世祖一再强调： 四方儒士成才者，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并且皇帝多次宣论，对 有才德者，不限资级，虽布衣亦选用。表示了国家重视人才、任用人才的迫切愿望。 3.劝课农桑，保护百工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元代统治阶级提倡文化思 想教育的同时，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元代统治者也认识到国 以民 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道理，倡导植桑种树发展农业，设立司农司、大司 农司等专门机构，负责掌管农桑、水利、学校之事，政府规定奖励耕种，力田者有赏，游惰 者罚，因放牧损害庄稼、桑枣树木的要赔偿甚至定罪。与此同时，对于俘获的工艺匠人，政 府采取保护措施，不予杀害。被保留下来的手工业劳动者，大都具有一定的技术专长， 因此，他们又为元代手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政府采取了发展生产、兴教立学、重用人才的正确方针。元代社会、经济、文化、 文学 、艺术、科学技术都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天文历法、 农业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就。各学科领域内的新着述，纷纷问世。元曲、小说有了 相当的发展，郭守敬的历法著作，王祯的《农书》，都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论着。在 中国 文化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条件下，自然也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 所以元代在全国统治的时间虽然仅有八十余年，印刷出版事业方面，不但没有停滞不进，而 且有了较大的发展，印刷技术本身也出现了新的突破。 元世祖忽必烈攻克临安之后，将宋朝中央政府和江南各郡的图籍和书版全部运往北方。经过 接收前朝遗书，加上收集民间典籍，元代皇室的藏书数量大增，当时的秘书监、奎章阁等处 的 藏书十分丰富。但是因为连年征战，皇室的藏书没有组织力量进行校勘、整理。藏书管理比 较混乱，政府对于藏书的利用也很不够，只编了宋、辽、金三史，没有再编纂过其它丛书、 类书等大部头的著作。 元代统治者，对于刻书、印书却很注重。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兴办官方刻书。太宗八年(1 236年)成立编修所，在平阳立经籍所，编辑、印刷经史书籍。据《元史》记载：元代的皇帝 时常亲自下令，刻书印书，尤其是在以下两种情况时：一是皇帝特别感兴趣的经史著作"一 路行省，散放民间"。如大德三年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译为蒙文的《孝经》进上。武宗诏 谕"此乃孔子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 群 臣"。仁宗喜读《大学衍义》，认为治天下，仅此一书足矣。遂命将《图象孝经》、《烈女 传》同时刊印。至大德元年印蒙文《贞观政要》。延佑五年大司农进苗好谦撰《栽桑图说》 ， 皇帝非常赞赏，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即命刊印一千部，广散民间。又如：泰定二年还曾刻印 《 救荒话民》一书，于各州县颁行。这类书籍大部分是蒙文版本，很为珍贵，可惜有些早已失传。 由于皇室注重刻书、印书，自然对社会上的印刷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代的刻书事业，跟宋代一样，分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 1.官刻书 官府刻书机构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 (1)中央政府刻书。中央政府刻书有秘书监的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 局，以 及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等。中央官刻书以兴文署刻本为最著名，现存最早的有兴文 署至元二十七年刻印的《胡三省资治通鉴》。艺文监掌儒学之蒙文翻译和儒经的校勘，刻书 流传很少。《元史》记载艺文监于至顺三年印过《燕铁木儿世家》。太医院于大德十四年刻 《圣济总录》，国子监元佑三年刻小字本《伤寒论》十卷。其它官刻书如：《至元新格》、 《大元通制》、蒙文的《资治通鉴》等都是当时的中央机关所刻，或由中央委派地方行省承 刻。 (2)地方政府刻书。地方政府刻书主要是以各路儒学刻书和书院刻书为最著名。 １各路儒学刻书。今据前人知见传本书目及近年来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按经、史、子、集四 类，举例如下： 经部：中兴路儒学至元十六年(1278年)刻沈??《春秋比事》二十卷；赣州路儒学至元二十九 年(1292年)刻张??《南轩易说》三卷；武昌路儒学皇庆二年(1313年)刻王申《大易辑说》十 卷；临江路延佑六年(1319年)刻张洽 《春秋集传》二十二卷；婺州路儒学至元三年(1266年)刻金履祥《论孟集注论证》十卷。 史部：太平路大德九年(1305年)刻《汉书》一百二十卷；宁国路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瑞州路刻《隋书》八十五卷；建宁路刻《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池州路大德五年(1301年) 刻《三国志》六十五卷；信州路刻《北史》一百卷，《南史》八十卷；杭州路至正三年(134 3年)刻《辽史》一百六十一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子部：庆元路后至元六年(1340年)刻《玉海》二百卷《附词学指南》四卷，泰定二年(1325 年)刻《困学纪闻》二十卷；平江路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刻《吴师道校正鲍彪注战国策》 十卷；龙兴路泰定四年(1327年)刻《脉经》十卷。 集部：嘉兴路至大四年(1311年)刻《陆宣公集》二十二卷；漳州路至正元年(1341年)刻陈淳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扬州路至元五年(1339年)刻《马石田文集》十五卷。 从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儒学刻书的数量大，内容涉及各个知识门类，地方也较普遍。而且多 受中书省下令诸路雕版刻印，或受各行中书省分派开雕各儒学予以开雕。如：江西、浙江行 中 书省奉令开雕《辽史》、《金史》，扬州路儒学奉江北淮东道分派刻印《马田石文集》。儒 学 刻书最著名的各路合刻史书，历来史传元代九路儒学合刊十七史。经考证，却无九路十七史 之史实。究竟是多少? 各家着录意见也不统一。现仅据《书林清话》之着录，元代儒学刻史 ，实际上是七路刻十史。 ２书院刻书。元代的书院刻书，都非常精致，在地方官刻书系统中更有影响。例如： 庐陵兴贤书院至元二十年(1300年)刻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广信书院大德三年(1 299年)刻《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宗文书院大德六年(1303年)刻《经史证史大观本草》三十 一卷；梅溪书院大德十一年刻《校证千金翼方》三十卷，泰定元年(1324年)刻《马括类编柱 注文公先生经济大衡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元统二年(1334年)刻《韵府群玉》二十卷，后至元三年(1336年)刻《皇元风雅》三十卷；园河书院延佑二年(1315 年)刻《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延佑四年(1317年)刻《新笺注科古本源流至论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延佑七年(1320年)刻《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 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泰定二年(1325年)刻《广韵》五卷；西湖书院泰 定元年(1324年)刻《马端临文献通考》(图7-36)三百四十八卷，至正二年(1342年)刻苏天爵 辑《国朝 文类》七十卷，二十三年(1362年)刻宋岳珂《金陀粹编》二十八卷、续集三十卷；龟山书院 元统元年(1333年)刻《李心传道命录》十卷；建安书院至正九年(1349年)刻赵居信《蜀汉本 末》三卷；豫章书院至正二十五年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十七卷；南山书院至正二十六年刻 《广韵》五卷；梅隐书院刻《书集传》六卷；雪窗书院刻《尔雅郭注》三卷。 由于元代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讲学刻书因之而遍于全国。书院林立，书院刻书版本众多。私 人书院逐渐兴起，遂也有私人书院刻书之举，又有托书院之名，实为私家之刻本。举例如下 ： 方回虚谷书院大德三年(1299年)刻《筠溪牧潜集》七类不分卷；茶陵东山陈仁子古辽书院大 德三年(1299年)刻《增补文选六臣注》六十卷，大德九年(1305年)刻沈括《梦溪笔谈》二十 六卷；詹民建阳书院大德年间刻《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 卷 ；潘平山山圭书院至正八年(1348年)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二十五卷；刘氏梅溪书院 刻《郑所南先生文集》十六篇一卷；郑玉师山书院自刻《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 元代书院有丰富的学田收入以为资本，主持书院的"山长"，大都是著名学者担任，他们注 重学问，勤于校勘，有条件从事刻书事业。书院刻本中有不少是内容文字、雕镌、印刷、纸 墨用料均属上乘之作的佳品。例如：西湖书院刻《马端临文献通考》，字体书写优美，行款 疏朗悦目，刻印俱精；东山古迂书院刻《梦溪笔谈》，版心小、开本大、蝴蝶装，风格迥异 ， 别具特色；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图7-37)，行书写刻，字画圆润秀丽，流传最为广泛 。都是元代书院刻本的代表作。是继宋朝以后最珍贵的版本。
元代书院刻书之精，颇受后世学者青睐。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山长无所事，则勤于 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清代叶德辉也曾说过："元时讲学之风大昌，各路各学官私书院林立，故习俗移人，争相模 仿"。 可见，元代的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刻书质量甚佳，为后世学者所普遍赞誉。 2.私家刻书 在政府刻书风气影响之下，元代私家刻书比宋代有更大的发展。私人刻书家有所增加，刻印 书 籍品种齐全，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仅《书林清话》就收录元代私人刻书四十余家。有些书仍 流传于世。 元代前期的四十余年(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时期)，有： 元初岳氏荆溪家塾刻《春秋经传 集解》(图7-38)三十卷，世祖中统二年(1268年) 平阳道参幕段子成刻《史记集解附索引》一百二十卷，至元二十 六年(1289年)熊禾武夷书堂刻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二卷，至元三年(1266年)渔山道人 田 紫芝淑英家塾刻《山海经》十卷，至治元年(1321年)刻《四书疑节》十二卷，平阳府梁宅元 贞二年(1296年)刻《论语注疏》二十卷，平水许宅大德十年(1306年)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 备用本草》三十卷，平水曹氏进德斋大德三年刻《巾箱本尔雅郭注》三卷，至大三年刻《翰 苑英华中州集》十卷，大德八年(1304年)孝永堂刻《伤寒论注解》十卷，大德十年(1306年) 刘震卿刻《汉书》一百二十卷，至大三年(1310年)龙山赵氏国宝刻《翰苑 英华中州集》十卷，皇庆二年(1313年)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刻《河汾诸老诗集》八卷，延佑四 年精一书舍刻《孔子家语》三卷。
元代的后期(英宗至惠宗的四十年)主要的私人刻书有： 至治二年云衢张氏刻《宋季三朝政要》六卷，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 ，李 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泰定四年(1327年)刘君佐翠岩精舍刻胡一桂《朱子诗集传 附录纂疏》二十卷，刻王应麟《三家诗考》六卷，天历二年(1329年)刻《新编古赋解题前集 》十卷、后集八卷，至正十四年(1354年)刻董鼎《尚书 辑录纂注》六卷、刻宋郎晔注《陆宣 公奏议》十五卷，十六年(1356年)刻《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天历元年(1328年)建安 郑明德宅刻陈灏《礼记集说》十六卷；天历三年(1330年)陈忠甫宅刻《楚辞朱子集注》八卷 、辨证三卷、后语六卷；天历元年(1328年)范氏岁寒堂刻《范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 后至元五年(1345年)沈氏家塾刻赵孟俯《松雪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一卷；后至元 三 年(1343年)复古堂刻《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至正二十年(1360年)南山书塾刻赵访 《 春秋属辞》十八卷、《春秋左传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三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丛 桂堂刻陈??《通鉴续编》二十四卷，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南孙氏刻《详音句读明本 大字 毛诗》四卷；至正十二年(1352年)崇川书府刻《李廉春秋传会通》二十四卷；至正二十四年 (1364年)西园精舍刻元仇舜《臣诗苑珠丛》三十卷。 元代私家刻书是非常丰富的，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到，前半时期平阳的刻书比较多，反映出入 元后，在金代平阳刻书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除以上五种之外，还有至元三十年(129 3年)司马家颐真堂刻《新刊御苑药方》十一卷，段辅于泰定四年(1327年)刻《二妙集》八卷 等数种。 元代私家刻书，质量较高的为数不少，有的甚至超过宋版。如平阳府梁氏刻《论语注疏》、 平阳曹氏进德斋刻的《尔雅郭注》等书籍，镌刻极工，不下于宋版。为元代私人刻书中的优 秀典范。 元代的私人刻书中，有些刻家历史相当悠久，有的刻书近百年，有的长达一个半世纪。如翠 岩精舍自元代前期即刻书印书，直到入明后，仍继续刻书。留有永乐十六年刻宋陈靓元的《 纂图新增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新集二卷、外集 二卷，明成化五年(1469年)刻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和《脉要秘括》二卷。西园精舍于 永乐十四年(1415年)刻过刘向《说苑》二十卷。梅轩蔡氏从至元到明弘治年间仍有刻书。 3.坊肆刻书 元代的坊刻书比官刻、家刻本数量多、规模更大，流传比较广远。福建建宁府是书坊聚居的 地方，刻书最多，而建阳、建安两县尤为出名，这是沿着南宋风气发展下来的。例举刻书较 多的书坊如下： 建安虞氏务本堂。至元十八年(1281年)刻《赵子昂诗集》七卷，泰定四年(1327年)刻元萧镒 《 新编四书待问》二十二卷，至正六年刻《周易程朱传义》十四卷，附吕祖谦《音训毛诗朱氏 集传》八卷。务本堂有一百多年的刻书历史，从元初到明初，持续刻书、卖书，是元代著名 的书坊之一。 刘锦文日新堂。后至元四年(1338年)刻俞皐《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至正六年(134 6年)刻《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前集》十二卷，至正七年(1347年)刻朱倬《诗经疑问》七卷、附 录一卷，至正八年(1348年)刻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至正九年(1349年)刻元 赵 麟《太平金镜策》八卷，至正十二年(1352年)刻刘瑾《诗传通释》二十卷，至正十六年(135 6年)刻《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二十卷，等等。刘氏日新堂刻书多在元代的稍后时期，至正期 间 差不多每年一部刻本，实为多产坊家。刘氏刻书至明初仍继续存在。其刻书多有牌记题示： "建安刘叔简(锦文字)刊于某年"或"某年建安刘锦文刊于日新堂"、"建安刘氏日新堂校 刊"、"某年日新堂刻梓"等。 元代坊间刻书最著名的是建安余氏勤有堂。自宋代以来刻书印卖，于元代继续刻有大德八年 (1 304年)《曾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十卷，至大四年(1311年)刻《元板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 》十五卷，延佑元年(1314年)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图7-39)二十五卷，延佑五年(1 318年)刻《书蔡氏 传辑录纂注》六卷，后至元元年(1336年)刻《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继余氏之后，有叶日 增、叶景逵的广勤堂。其刻书也很多，并获得勤有堂许多版片。将余氏牌记剜去，另印 行《 广勤堂新刊》木记。如《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二十五卷，原书为余氏勤有堂刻版，目 录后有"皇庆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木记。叶氏获版片后，将此牌记铲去。改刻"广勤堂 新刊"。传至其子叶景逵时，将"广勤堂"改名为三峰书舍，把"广勤堂"鼎式木记又改为 "三峰书舍"钟式木记。至明朝正统年间，叶氏书版又归金台汪谅所有。汪氏又将"三峰书 舍"牌记改为"汪谅重刊"。一部书版三易其主，三次改换牌记，作为新刊书籍流通。其它 书版也有类似情况。 郑天铎宗文书堂也是元代经营刻书时间较长的一家。至顺元年(1330年)刻元刘因《静修集》 二十二卷、补遗二卷，又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郑氏宗文 书堂从元代后期至明嘉靖间，均有刻书印书流传，时间近二百余年。 此外，建安高氏日新堂，陈氏余庆书堂，双桂书堂，南涧书堂，朱氏与耕堂，同文堂，万卷 堂，多为建安书肆，也都刻有经学、医药、诸子、文集等各类书籍传世。 元代坊间刻书除上述比较集中的地区之外，各地也都广泛有刻书印书的坊肆书铺。例如： 燕山窦氏话济堂至大四年(1311年)刻《新刊黄帝明堂针灸经》一卷，《伤寒百证经络图》九 卷，《南唐何若愚流注指微铖赋》、金阎明广注、今阎撰《子什流注铖经》三卷，《黄帝明 堂针经》三卷，《宋庄绰灸膏肓腧穴法》一卷。庐陵胡氏古林书堂至元十六年(1278年)刻《 新 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新刊黄帝灵枢经》十二卷，《增广太平惠民和剂方》 十卷，《指南总论》三卷，《图经本草》一卷。庐陵泰宇书堂至正三年(1337年)刻《增修妙 选群英草堂诗余前集》卷上、《后集》卷下。
元代灭宋之后，统一中国。接受汉族文化传统，尊孔崇儒，兴学办教，普及提高人民的文化 素质。印刷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官方刻书有政府拨款出资，不惜工费、择用良工、纸 墨上等。私家刻书，比较注重认真校勘，坊间也多延请名家校订。元刻本中有不少精??佳刻 。在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1.刻书地区 元代的刻书地区是比较普遍的。在宋、金刻书地区分布的基础上，继续有更广泛的发展，然 仍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兴盛。形成南有麻沙，北有平阳，遥遥相对的二个刻书中 心地区。浙江、江西，自宋以来就是刻书比较发达的地方，元代许多官刻书都是奉诏下杭州 刻版。此外，江南、江东、湖广各地在刻书方面也都有所发展。自元世祖将经籍所从平阳迁 到大都之后，北京的刻书事业又兴旺起来，逐渐形成北方的刻书中心地区。 2.刻书内容 在金代刻书内容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元代刻书内容仍在以下方面比较突出。除了当时士大夫 诵读必需的经、史以外。由于政府提倡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大量收集、编纂农业书籍，如《 农书》、《农桑辑要》等，都曾大量刻印、广颁民间。与此同时，注释本增多，纂图互注经 书 和子书、韵书，以及各种经书的新注、史书的节录、科举应试的参考用书、模范文章选集等 ，刻印数量都很大。私家刻书及书坊刻书中医书增加更多。建安余氏勤有堂曾刻印了《太 平 惠民和剂局方》、《新编妇人大全良方》、《普济本事方》等多种医书。燕山窦氏活济堂和 胡氏古林书堂更像是专门刻卖医书的书籍铺。此外，类书也是元代刻书最多的一种，元代 的地方佛学和书院在刻印类书方面有很大贡献。西湖书院刻的《文献通考》，抚州路刻的《 通典》，庆元路所刻《玉海》，园沙书院所刻《山堂考索》，以及武溪书院刻《事文类聚》 等 等，都是为后人称道的大部头刻本。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元人的 。可惜这些刻的刻 印也日益增多，而且出现了上图下文的插图本戏曲、话本，如建安虞氏刻印的《虞氏平话》 五种。 3.刻书版式 元初期刻书版式接近宋本。字大行宽，疏朗醒目，多为白口、双边。中期以后，发生变化， 版式行款逐渐紧密，字体缩小、变长。改左右双边为四周双边，黑口间粗黑口。目录和文内 篇名上常刻鱼尾，多为双鱼尾或花鱼尾。版心记卷数、字数、叶数、刻工姓名，私家刻书或 坊刻本，书内多刻有牌记。例如：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半叶八行、行十 七字 ，小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上记卷数、字数、叶数，下记刻工姓名。每卷末有"相台岳氏刻 荆溪家塾"双行篆文长方形木记。岳氏另一刻本《周易》十卷，版式行款与上部书相同， 但是牌记则改为十字亚形。 元代刻书中，还有如：皇庆元年刻本《佩韦斋文集》，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黑口，四 周 双边，版式殊大；至正间刻本《金陵新志》，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大版心，细黑口，四周 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刻工；《贞观政要集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版 心记字数、刻工姓名，版式宽大。颇具特色。 4.刻书字体 元代刻书的字体，有三个特点是宋代及明清时期所少见的。一是刻书字体多用赵体字。赵孟 俯，字子昂，宋代皇室后裔，擅长书法、绘画。仕元后，赵的书法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赵 体字圆润秀丽、外柔内刚，骨架挺劲有力。元代刻书，无论官刻、私镌，其字体都是赵字风 貌。如嘉兴路刻《大戴礼记》、丁思敬刻《元丰类稿》，字体颇似赵氏手笔，神韵俱在。这 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初。二是元版书中无讳字，即不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比较淡薄，避讳要 求不严，所以元刻本中几乎见不到避讳的痕迹。三是书中多用简体字或俗字。元代刻书出现 了简体字和俗字的使用，这种现象，官刻、私家刻书比较少见，坊刻本较多。经史文集中较 少 ，而类书、小说、戏曲书中较多。元代政府把蒙古新字作为通用国字，对汉字的书写传刻要 求不十分严格，加之书肆刻书目的在于营利，力求印书周期短、出书快。所以在刻书中，笔 画繁琐的汉字被简化了，出现了简化字，如"无"作"无"、"庞"作"庞"，"马"作"马"等。建阳刻本《乐府新编阳春 白雪》、《古今翰墨大 全》、《古今源 流至论》和前边所举，虞氏务本堂所刻《全相平话五种》等书中简体字使用更多。 5.刻书用纸和装帧 中国古代，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及山西、河北等江南一带和黄河流域都生产纸张。宋 元以来，楮、竹为主要造纸原料。树皮纸、竹纸产量大增。元代福建造纸原料丰富，造纸事 业发达，纸张产量大，致使福建书坊多，刻本数量大，传世较多。元代书籍比较少见麻纸刻 本。其它地区也有时用福建造纸印书。福建纸质比较粗糙，有时颜色较深，呈褐色。 元代印刷材料纸、墨等的生产，既不及宋，也不及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印刷事业的发展 。机构设置上，元代于户部之下设有"广源库"，掌管香料、纸札等物。在元大都(今北京 )设有白纸坊，掌造诏旨宣敕纸札。元不及金者，金在北方多产纸张，而元之名纸仅限于江 南。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曾说："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英山纸、上虞纸，皆可 传至百世"。明高??亦云："元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纸、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有 白??笺、观音纸、清江纸，皆出江西"。为元之名纸出于江南之证。 元代书籍装帧，其装订形式已由蝴蝶装演进到包背装。社会上以包背装盛行，蝴蝶装仍兼而 有之，偶见梵夹装。譬如，元代刻印完成的平江府《碛砂藏》、补刊印刷的福州东禅寺、开 元寺两藏，仍采用梵夹装式。 在书籍装帧方面，元代贡献和变化比较大者，当属带图封面的出现和创新。 元朝以前的书籍尚无书名页可言，更无带图的书名页出现。宋代被后人誉作雕版印刷的黄金 时代，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甚佳，今人皆视其为善本，然宋版书迄今未见有书名页者 。中国、也是世界图书史上最早出现的书名页，当属元至元甲什(1294年)建安书堂刻印的《 新全相三国志□□》。 此书见于日本长泽规矩野着《图解和汉印刷史图录篇》，1976年版。书名后二字 残 缺，张秀民先生认为其应为"故事"二字。但有人直书"平话"二字，不知出处。 该书封面中间有"甲什新刊"小字一行，小字上边横书"建安书堂"四字，并绘有三顾茅庐 图，卷端题有"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现在能以见到的早期带图书名页，最具代表性的 是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刻印的《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乐毅 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五种平话书 ，各有三卷，格式相同。以《三国志》为例，其封面题有"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两行八个大 字，中间上下花鱼尾间刊有稍小一些的"至治新刊"四字，封面上半部分是横书"建安虞氏 新刊"六字，字下为"三顾茅庐图"(图7-40)。元代图书封面、尤其是带图封面的出现，是 中国书籍装帧形式演变中的一大进步，对书籍装帧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经济繁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在明代统治期间，封建政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之后，采取了一系 列与民生息的方针政策。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和发展，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并且逐 渐 繁荣起来。明代中后期，经济畸形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大批农民流入城镇，为手工业发 展 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条件。十五、六世纪之间，资本主义 开始萌芽。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地域性的分工开始明显，并且在全国逐步形成许 多 商业中心。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反映到文化上出现了市民意识的产生。这种市民意识 的文化要求，首先反映在古典文学的发达和工艺美术书籍的增多。这在实质上就意味着追求 个 人解放和对封建制度的冲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种种新因素的出现，都在激励 着图书出版印刷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重视教育，积极发展学校 为了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明朝的统治阶级很重视教育事业。明初期即设置国子学，定 都南京，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仍以京师国子监为南监。从此，明代即 有南、北两监。据《南雍志》记载，当时的国子监，;延袤十里、灯火相辉;，规模甚为 宏 大。并且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全国各府州县先后设立儒学，制定八股取士制度，积极推行 儒 家思想学说教育。《五经》、《四书》之外，兼学刘向《说苑》、律令、书、术、《御制大 诰》，以及宋代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朱熹的《四书集注》等已是御定的基本教材。经 过严格的管理、教育，学生可以读书做官，得到政府的优厚待遇。为巩固封建专制效力服务 。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读书人日渐增多，为满足学习需要，无论政府、私家，都从事刻书、 藏书。以印书卖书为业的坊肆更是遍布全国，推动图书出版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 3.国家注重收集图书，官、私藏书取得较大发展 明代统治阶级注重对图书的收集与保藏，积极徵求各地古今文献典藏。灭元后，将大都的 宋 、金、元三代收藏，尽载南京，收藏于文渊阁。文渊阁为国家的藏书库，由内阁管理。其藏 书以宋、金、元为基础，因而其中保存着许多宋元时代的珍贵古籍。明成祖期间继续在全国 购求书籍，国家藏书不断得到充实。至宣宗时，政府藏书已达二万多部，近百万余卷。经过 近百年的发展，到英宗正统年间，由杨士奇等人编撰《文渊阁书目》，以及后来张萱编有《 内阁藏书目录》。虽然这两部书目编辑比较简陋，但是还可以在其中考查当时藏书的情况。 随着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明代私人藏书家迅速增长，私人藏书也很发达。据史料记 载，仅浙江一省就有私人藏书八十多家，相当于宋代知名藏书家的总和。尤以嘉靖年间宁波 范钦最为著名。范氏自建天一阁，收藏图书七万多卷。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为其特藏。 此 外，常熟毛晋更以藏书兼刻书闻名于世。不少藏书家不但重视藏书，而且整理编纂藏书目录 。如昆山叶氏《??竹堂书目》、吴宽《从书堂书目》、连江陈第《世善堂书目》、阴山祁承 火业 《澹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等等。私人藏书家的 大量涌现，也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大批书稿来源，促进着图书印刷事业的发展。 4.学术繁荣，各类学科新著作大量出现 明代初期，一般人的着述都还沿着政府所提倡的方向，理学书籍占极大比例。许多书籍都 是只为学习八股文而编纂的。 由于经济的发展，市民意识的产生，反映到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变化，这就是小说、戏曲空 前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古典长篇小说在嘉靖年间成为定型或开 始出现。万历以后，戏曲、小说、小品文等成为当时文艺的特色。而文艺书籍中的插图尤其 在书史、印刷史上放出光芒。其后更发展出许多著名的短篇小说。 明代后期，学术活动比前期大为活跃，著作范围更加广泛，科学技术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具有 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 在医学方面，朱??的《普济方》，收集医方六万多个，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医方书籍。 李 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验方一万多个。这部伟大的药学专着，流传久远 ，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外，农业方面，出现了许多内容价值很高的研究成果。如水利科学的专着《河防一览》。 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尤为著名，全书五十多万字，引用古代图书文献三百多种，至今仍对 农业生产有着指导意义。 在其它学科领域，也产生不少名着，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综合记录了明中叶后农业、手 工业等生产技术知识。《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地理学著作。万历期间天主教 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自然科学著作和翻译书籍开始在中国出现 。如《几何原本》等。众多科学、文学新著作的诞生，对学术发展，技术进步，出版印刷事 业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明代的刻书也分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 1.官刻 明代的官刻本，周弘祖《古今书刻》有相当详细的着录。可从中央政府刻本和地方政府刻本 两方面分别记述。
(1)中央政府刻书。是内府即皇室刻书。大部份是以明朝皇帝名义编着有关政教礼制的书。 内府刻书属司礼监掌管，由司礼监的附属机构经厂刻印。成祖永乐年间即开始。最初刻印数 量较少，主要是供给内书房学习和大小太监诵读之用。内容多是些经史读本、前代儒家性理 道学古籍和明代政令典籍之类的书籍。迁都北京之后，司礼监扩大机构，扩大了刻书范围和 数量。经厂内设有;中书房;，专司代写书籍敕文。;中书房;的人员，都是从比较聪明、 稳重的太监中选出的。这些人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应职缮写。写字以赵孟俯字体为师承 ，所以;经厂本;刻书大都是赵体字。经厂刻本，每册都钤有;广运之宝;(图7-41)的印玺 。 经厂本的特点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悦目醒神，且刻有句读。纸墨选用 上品，雕印择技术良工，因而成为一代文化艺术的精品。在经厂本的影响下，其它官刻、私 刻图书也都精写精刻，刻印水平遂得到提高。但是因为由太监主持工作，学识不高，加之内 容校勘不够精审，一般读书人对此类刻书，不太重视。 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院、都察院等机构也都刻书。特别是礼部、兵部、工部，刻书较多。 钦天监专掌天象、历法，除刻有《天文刻》之外，每年都要印行《大统历日》。太医院是 为宫廷服务的最高医疗机构，曾刻印了《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大明律真引》等 书籍。 第三，明代的国子监也是官方刻书的重要机构。南京国子监大量地接收宋元两代遗留的版片 ，以及元代各路儒学所刻书版，继续刷印。对于一些残缺不全、字迹漫患的旧版，进行修补 或重刻、新刻。南京国子监从嘉靖以后对史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刻。北京国子监刻书较南 监少。据《国子监通志》、《国子监续志》记载，北监刻书大约有八十余种，其中最主要的 是《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的刻印。前者刻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 593年)；后者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代国子监所藏版片基 本都已付印，总计约三百多种。加上重刻、新刻、翻印的数字在内，会大大超过这个数量。 明代国子监刻书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然而，明朝的监本，也存在不少的 问题和缺点。因为版片来源复杂，有些书又经过一再补修，造成书籍形式很难达到 统一，加之校勘不精，刻书内容顺序颠倒、字体不一，以及漏字、漏文现象时有发生，严重 地影响了书籍的质量。 (2)地方政府刻本。明代的地方官刻，则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书籍。很多府县都刊刻 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在明代的官刻本中值得注意的是藩 府刻书。明代采取分封同姓的制度，把王室子孙封到各地为王。他们之中有的人比较好学 ， 喜欢校书、刻书，又因为藩府刻书多数以宫廷赏赐的宋元版本作为底本，所以质量较高。如 ：永乐年间周藩定王，封于河南开封，刻有《普济方》医书。版式为四周双边，版心上刻字 数，下刻刻工姓名，小题上刻有花鱼尾，颇有元代遗风。其它如辽藩、晋藩、秦藩、蜀藩、 益 藩、鲁藩、宁藩、潞藩、徽藩、衡藩、楚藩、唐藩、宁藩、郑藩、襄藩等都有校刻书籍的成 果。成化二十年(1487年)唐藩刻《文选》；正德五年(1510年)楚藩刻《刘向新序》；嘉靖十 三年(1534年)秦藩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以宋代建安黄善夫本为底本，与私人刻书家 震泽王延喆所刻同出一源，镌刻极为精审，可视为藩府本中的代表作；嘉靖十四年(1535年) 徽藩崇古书院刻《锦秀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嘉靖四年(1525年) 晋藩刻《文选》六十卷；嘉靖十六年(1537年)晋藩刻元苏天爵《元文类》；嘉靖十七年(153 8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四十一卷；嘉靖二十年(1541年)蜀藩刻《栾城集》；嘉靖三十 年(1551年)徽藩刻《词林摘艳》，写体上版，书法流畅自然，为藩刻中之佳作(图7-42)；嘉 靖四十 三年(1564年)益藩刻《论语集注》、《孟子》，《孟子》书前有序，序末有;大明嘉靖甲子 岁孟春吉旦益藩阜平府敬所乐善堂重刊;题记。此外，嘉靖间鲁藩刻《抱朴子》内篇二十卷 、外篇五十卷、别旨一卷；辽藩刻《梁昭明太子文集》，《东垣十书》十九卷；万历十二年 (1584年)衡藩刻《胥台先生集》；万历三十年(1602年)襄藩刻《宗藩训典》；以及万历间郑 藩刻《乐律全书》四十八卷。直至明代末期藩府刻书仍在继续。如崇祯七年(1634年)潞王刻 《古音正宗》和《新刻述古书法纂》、《古今宗藩懿行考》等等。明代藩府刻书，历时悠久 ，品类多、数量大、质量高。在官刻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后代藏书家所珍视。 2.私 刻 明代的私人刻书非常盛行。 初期刻本种类不太多，印数也比较少，流传至今的更为稀有。明太祖洪武年间的私人刻书有 洪武十年(1377年)浦江郑济郑洧等人刻印的宋濂《宋学士文粹》十卷。十七年(1384年)新 喻 付若川辑刻的《付与砺文集》。三十一年(1398年)蔡伯庸刻的《高季迪赋姑苏杂咏》一卷 。宣德七年(1432年)周思德刻《道德经讲义》。 明代中期之后，私人刻书日渐兴盛。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发展很快。涌现出众多的私人刻 书家。私人刻书家往往又是著名藏书家，有丰富的藏书为依据，书源多，而且本人也学识渊 博。刻书态度比较认真严肃。此时出版的翻宋、仿宋刻书热潮，就是首先由私家发起而延及 官刻、坊刻的，并且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推广到全国。不仅刻书数量增多，而且推出了不 少 佳品。明代后期，雕版印刷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私人刻书风气越加浓烈，而且以各种 不同形式编刻出版物。如专门搜集刻印古籍秘本；自刻家集；选辑诗、文附加评点；类编 旧书章句等等。发展到万历年间最为活跃，刻书数量最多。 明朝自洪武到崇祯，统治二百七十六年，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共刻印有多少家刻本，已 经很难考查清楚。今选择比较著名的私人刻书家及其主要刻本摘要举例如下： 江阴朱承爵。正德十六年(1520年)刻唐杜牧《樊川诗集》(图7-43)及《浣花集》等。 游明。明正德九年举人，景泰二年进士，天顺年间曾于福建任职。曾翻刻元代中统刻本《史 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录》二卷。为 明代初期私家刻本最为精美的代表。 江阴涂祯。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仿宋刻印九行本汉桓宽撰《盐铁论》十卷。为清代翻刻 该书的主要底本依据。 昆山叶氏绿竹堂。隆庆六年(1572年)刻《陶谷清异录》十卷，隆庆五年(1571年)刻《云仙 杂 记》十卷。行书写刻，极为精美。卷尾题有;玉峰叶氏绿竹堂中绣梓印行;双行十二字。
金台汪谅。嘉靖四年(1524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该书据黄善夫《史记》 影刻。 震泽王延喆。嘉靖六年(1526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 吴县袁??嘉趣堂。嘉靖十二年(1533年)刻《大戴礼记》十三卷，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 世说新语》三卷，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仿宋刻张之纲《文选六臣注》六十卷。 福建汪文盛。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 以及《五代史记》七十四卷等。 余姚闻人铨。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旧唐书》二百卷。 顾春世德堂。嘉靖十二年(1498年)刻《六子全书》、《老子道德经》二卷，《华南真经》十 卷，《冲虚至德经》八卷，《荀子》二十卷，《新纂门目五臣注》，《杨子法言》十卷，《 中说》十卷。嘉靖十三年刻《王子年拾遗》十卷。
徐时泰东雅堂。刻宋廖莹中世彩堂本《韩昌黎集》四十卷。 吴县郭云鹏济美堂。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三十卷，嘉靖三十八 年(1558年)刻《曹子建集》十卷，《河东先生集》四十三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 卷，后序一卷。 苏献可通津草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刻王充《论衡》三十卷，《韩诗外传》十卷。 晁??宝文堂，嘉靖十三年(1534年)刻《昭德新论》三卷，晁冲之《兴茨集》一卷，嘉靖 二十五 年(1546年)刻晁说之《晁氏客语》一卷，《晁氏儒语》一卷，《晁回道院要集》三卷，《法 藏碎金》十卷。 浙江钱塘洪??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六种，收入较多宋元人短篇小说，对小说史 研 究极有帮助。分别为《雨窗》、《款枕》、《陡航》、《长灯》、《解闲》、《醒梦》。该 书传世很少，只有其中零种流传，如北京大学收藏有《款枕》、《雨窗》二种。此外，洪?? 还刻有《路史》、《唐诗纪事》、《绘事指蒙》，以及据宋本翻刻的《新编分类夷坚志》等 书。 王世贞。嘉靖年间进士。刻有《乔庄简公集》、《皇明盛事》、《唐世说新语》、《??州 山人四部稿》等。 张佳胤双柏堂。嘉靖年间进士。刻有《越绝书》、《华阳国志》、《天目先生集》、《居 来先生集》等。 浙江鄞县范钦。嘉靖间进士。刻有《范钦奏议》、《天一阁集》、《范氏奇书二十一种》 、《天一阁帖八种》、《司马温公稽古录》等。 明代后期，私人刻书越加繁荣兴盛。以万历时期刻书最为丰富。如： 顾起纶顾起经奇字斋。万历元年(1573年)刻自编《国雅》二十卷、《续国雅》四卷，附《国 品》，以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等。顾氏刻书常于书后附刻姓名里氏表。将一部书的写勘 、雕梓、刻印、装潢等各项环节工作的参加人员一一列出姓名、籍贯。表现了明代私人刻书 家的严肃认真态度。如《国雅》卷二十末附：梓授：吴郡顾植、顾贤、罗监、张??、方之 善 ；同邑何钥、何??、施云、何钊、邵植、王伯才；笔授：吴郡顾环、施云、侯愚、家产子顾 相、戴卿、朱漠。附有姚咨题记：;校是编者周天球、童佩、朱在明、俞渊、叶之芳、成淳 、从子道瀚、子祖源、祖河、祖汉皆余也。;题记后有万历元年顾起纶覆校识语。《国雅品 》末有;勾吴武陵郡奇字斋新雕;双行写刻牌记。 徽州吴勉学师古斋。万历期间刻有《五经》、《四书》、《资治通鉴》、《古今医统正脉》 、《二十二子》等。 吴管西爽堂。刻有《古唐诗纪》、《山海经》、《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等书。 浙江钱塘胡文焕。刻有《会文堂琴谱》、《古器具名》、《学诗会选》、《格致丛书》等等 。 汪廷讷环翠堂。刻有《坐隐先生精订草堂诗余》、《汪廷讷坐隐图》、《人镜阳秋》，以及 杂剧《环翠堂精订五种曲》。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坐隐先生订答谱》八卷。 冯梦祯快雪堂。万历年间进士，刻有《大唐新语》、《陶敬节集注》、《先秦诸子合编》等 。 李之藻。万历间进士，刻有《左传补注》、《三事忠告》、《江湖长翁集》以及《泰西水法 》、《天学初函》等有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 徐 火勃 红雨楼。刻《唐欧阳先生集》、《幔亭集》、《??发集》、《焦山古鼎考》等。 张溥。崇祯年间进士。刻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定名贤奏议》等书。 曹学??。万历间进士。刻有《唐黄御史集》、《欧阳四门集》、《大明一统名胜志》、《五 灯会元》、《仓石历代诗选》等著作。 此外，以铜活字印书著名的安国桂坡馆、华燧会通馆等也以雕版技术刻印书籍。 明代后期影响较大的私人刻书家毛晋。毛晋，字子晋，原名凤苞，号潜在，虞山人。室名有 汲古阁、缘君亭、世美堂、载德堂、笃素居、读礼斋、续古草庐等等。以汲古阁和缘君亭最 著名。毛氏一生对刻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家中拥有藏书八万四千多册。自明末到清初四 十多年间，刻书共有六百余种，流传广远。毛晋自青年时期即喜爱刻书印书。于天启年间刻 印了《续补高僧传》、《剑南诗稿》、《神农本草经注疏》以及《三家宫词》、《极玄集》 等宗教、医学、诗文集等几类书籍。崇祯年间是他刻书最为兴盛时期。刻书种类多，数量大 。如：崇祯元年(1628年)刻《唐人选唐诗八种》、《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崇祯二年(162 9年 )刻《群芳赏玩》；崇祯三年(1630年)刻《津逮秘书》，五年(1632年)刻《室普斋四刻》， 七年( 1634年)刻《确庵文集》，八年(1635年)刻《弃草诗集》，十一年(1638年)刻《元人十种 诗》， 十二年(1639年)刻《重刻历体略》，十六年(1643年)刻《明僧弘秀集》(图7-44)，以及自崇 祯元年到十七年刻成了两部巨着《十三经注疏》 和《十七史》。此外，还刻有《文选李注》、《六十种曲》、《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大 型丛书和古代名着。毛氏刻书，于版心下方都刻上;汲古阁;或;绿君亭;室名。入清之后 ，毛晋的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散佚版片，修补刻印已有书籍。其刻书印书，有自家特定的纸 张 ，每年到江西定造用纸。薄的叫;毛边;，厚的名;毛太;。这一名称到现在仍然沿用着。
毛氏不仅自己刻书，还代别人刻书印书。如代张溥刻过《南史》、《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 ；代钱谦益刻《列朝诗集》；代张潜刻《苏门六君子文粹》；代冯班刻《冯定远全集》。毛 晋不仅刻书，而且也抄书。他发明影抄技术，不惜高价，收求宋元秘本，精心影抄，保存古 书的原始面貌s，使许多古籍珍本借此得以流传。;毛钞;既因此得名。 由于毛晋刻书价格低廉。所以流传很广，影响颇大。直到清代中叶，毛氏刻书活动才逐渐衰 落。嘉庆年间，仍然有人用遗存的汲古阁书版在刻印书籍。现在许多藏书机构都能找到汲古 阁的刻本。 毛晋去世后，他所收藏的宋元善本归给泰州季沧苇所有，后又转归昆山徐乾学传世楼。许多 书 版，也都流散四方。《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归了席氏扫叶山房；《唐人集》、《六十 家词》归常熟邵氏；《八唐人诗》归了山东赵秋谷；《陆放翁集》归常熟张氏；《十元人集 》归无锡华氏；《诗词杂俎》、《词苑英华》归扬州商家；《说文解字》归苏州钱氏。还有 些书版被毁弃。叶德辉《书林清语》记：毛氏后人不知爱惜，竞将《四唐人集》书版劈烧煮 茶吃了。 毛晋刻书的主要优点及贡献在于：首先，他所刻印的书籍，多据宋、元善本翻雕。校勘比较 精审，不仅自己有丰富的藏书，而且周围有绛云楼、红豆山庄等著名的藏书家，可以为其刻 书提供互相参考的好条件。他的朋友陈瑚曾叙述说;毛氏汲古阁……上下三楹，始子迄亥分 十二架，中藏四库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先滕剡，又有金元人本， 多好事家所未有，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伪缪，次第行世。其所刊古书一据宋本; 。 他为了购求到宋元善本，曾于门上贴出告示：;有以宋??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 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可见对刻书是极其执着、认真和严肃的。前人曾对毛晋刻本认为藏书丰富，而刻本远不如 藏本之善，持以贬词，未免有些求全责备。毛晋刻书不免会存在某些缺点，但成绩和贡献是 主流，是应充分肯定的。就连叶德辉也感叹地说：;毛刻书余幸当年随意获之，又悔当年等 夷视之，今虽备数而未得选购初印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 其次，正是由于毛晋刻书重视以宋元秘籍翻雕，使得许多宋元稀有珍本，借此而得到保存和 流传。举例如：据宋版刻《说文解字》，世人是从毛氏所刻才得以见到宋版刻《说文解字》 原貌。《孔子家语》，明代传本不多，崇祯末年，毛晋 开始据宋版予以刊刻行世。《宋六十名家词》是宋代之后，大规模刊刻词集的开始，该书在 清代学者中广为传诵。此外，不少古籍的全本，也是借着毛晋的刻印而得以流传。《孔子家 语》明代徐 火勃 刻本缺二十页，毛晋刻本则为补全。明代陈继儒刻《春渚纪闻》仅有前五卷， 毛晋刻印《渊逮秘书》时，补其遗脱，而成完本，等等。在对古籍流传中整残、补全方面的 功绩也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几十年来，毛晋刻书六百多种，版片就有十多万块，给后人 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保存古代文化、发展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再次：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这一点与一般私人刻书有所不同，它介 乎于私刻与书坊刻书兼备的性质。自己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 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 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 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这在当时封建制度时期，无疑是一种迈向进步发展 的倾向。是对印刷出版事业的一种有力促进。 3.坊刻 明代的坊刻书，初期也是沿着元代风气发展下来的。其中有些是元代的老书坊。有着上百年 的历史。一切沿元代遗风。嘉靖之后，湖州、歙州的刻书工艺急剧发达，于万历崇祯年间 上述地区的刻工多向南京、苏州一带移居，因此，南京、苏州、常熟等地方的书坊刻书盛极 一时。自永乐以后建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刻书事业日渐繁荣。坊间刻书也迅 速发展起来。可见明代坊刻分布地区极为广泛。他们刻书种类很多，有医书、科举用书、小 类书等。有些书坊多刻戏曲、小说、杂剧、小说的评点本以及 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一些著作，这些书籍今天已被视为优秀的古本书了。 兹将比较发达地区的书坊及其主要刻书摘录如下： (1)建阳地区。建阳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事业最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的书坊刻书仍以 建阳为最盛。 明代初期，著名书坊如：勤有堂、尊德书堂、敬善书堂、清江书堂、进德书堂、慎独斋、归 仁斋等，历史悠久，刻书时间长。所刻书籍有：皇庆年间余志安勤有堂刻《杜诗》；宣德九 年(1434年)尊德堂刻《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十卷，该书为两节版，上节刻附音释， 字体颇似元刻；宣德六年(1431年)清江书堂刻宋陈彭年撰《广韵》五卷；正德六年(1511年) 杨氏清江书堂刻《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版式为上图下文，书末刻有;清江书堂杨氏重 校刊行，书林正已詹吾孟简图相;三行题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氏还刻印了《新刊参 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杨氏刻书开创了初期刻印小说图文并举之先河。 正德嘉靖间刻书较多的书坊有刘洪的慎独斋。曾刻有《文献通考》、《山堂考索》、《十七 史详节》、《通鉴钢目》等大部头著作。刘氏所刻书，版式字体仍类似元代刻本。此外，杨 氏归仁斋也为明代刻书数量较多的坊肆之一。刻有《事文类聚》、《通鉴前编》、《通鉴续 编》、《大明一统志》等书。 万历以后，建阳书坊刻印小说、故事，百科大全等民间读物日渐增多。书坊主人时常自编自 刻，由话本演变成为小说后，又经增补缀编为演义之类的书籍。如：万历年间余文台双峰 书堂 刻印《新刊京本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书林熊大木编刻《全汉志传》、《大宋 中兴英烈传》等。杨氏清白书堂于天启年间刻印《七种争奇》及《新刻一札三奇》，书内收 录 名人尺牍，是为写信参考之范本。崇祯年间存志堂刻《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投笔记》、刻《 张侗初先生汇编四民便用注释札柬五杂云》、《王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 此外，种德书堂刻印了《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八十一难经》等医学书 籍，为民间医生提供参考读物。 (2)金陵书坊。金陵是古代历史名城，现在南京的旧称。明太祖定都金陵，成为政治、文化 中心。刻书事业发展比较早。自万历至崇祯年间，坊刻盛行一时。加之湖州、歙县刻工为开 辟新领域而转聚到此，更促进了金陵雕版事业的发展。 金陵著名的书坊很多，如唐姓的富春堂、广庆堂、世德堂、文林阁；周姓的万卷楼、大业 堂；陈氏的继志斋等。 富春堂主人唐对溪，刻书很多。万历元年(1573年)刻《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十卷；万历五 年(1577年)刻《校注释园证蔡伯??》三卷；《新刻出像音注点板徐孝克孝义祝发记》二卷， 版心下刻有;富春堂;三字，卷端下刻;书坊对溪富春堂;。《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 记》二卷，卷端下题;金陵书坊富春堂梓;。万历十五年(1578年)刻《新刻增补全像评林烈 女传》八卷，以及《绨袍记》(图7-45)四卷等。富春堂曾刻过一部《绣刻演剧十本》，是将 十种戏曲合刻在一起的小丛书。该书流传较少，仅有零种传世。 唐氏世德堂刻过《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校注拜月亭记》二卷，明高濂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 记》二卷，明吴世美撰《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校注惊鸿记题评》二卷，明沈采撰《新刊重订附 释标注裴度香山还世记》二卷，明汤显祖撰《新锲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萧记题评》二卷 、《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二十卷一百二十回等等。世德堂刻书， 常留有;金陵唐氏世德堂梓行;、;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建业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锲; 等题记。 此外，金陵唐氏广庆堂主人唐振吾刻有《新刻出相音释点校东方朔偷桃记》二卷，《新刻出 相点校八义环杯记》二卷，《新刻出相点校宵光记》二卷。文林阁主人唐锦池刻有《新刻全 像观音鱼蓝记》二卷，《新刻牡丹亭还魂记》四卷、《新刻金像易鞋记》二卷、《重校古 荆钗记》二卷、《重校绣襦记》二卷、《图绘宗彝》四卷、《新刊汉诸葛武侯秘演禽书》 十二 卷。 万历年间金陵著名书坊还有陈氏继志斋。刻印有元马致远撰《新镌半夜雷轰福碑杂剧》一卷 。明高明撰《重校琵琶记》四卷，明高明撰《重校玉簪记》二卷，《重校韩夫人红记》二 卷 。继志斋刻书，常在封面、目录后、卷后等部位留有：;继志斋藏版;、;秣陵陈大来校录 ;、;秣陵陈大来校梓;等题字。 周氏书坊有万卷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新镌全像海刚锋先生居官公案》四卷、七十一 回。在卷端下题;晋人羲斋李春芒编次、金陵万卷楼虚舟生镌;。大业堂刻《新刊出像补订 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卷端下题;姑苏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周氏大业堂 校订;。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刻《新镌翰林考证历朝故事统宗》十卷。该书每卷首有冠图 一幅。
外，长春堂于万历间刻《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人瑞堂崇祯四年(1631年)刻《新 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八卷四十回。汇锦堂刻《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五卷。金陵 书坊李澄源刻《金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 (3)杭州书坊。杭州旧称临安，是南宋政府所在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事业十分 发 达。不但刻书多，而且刻本精良，技艺上乘。元明以来，由于苏、徽等地刻书迅速发展，杭 州的盛况已逐步被取代。所以明初期的坊间刻书传本已不多见。比较著名的书坊主要有容与 堂，刻书最多且有流传。容与堂的刻本有：元施惠撰、明李贽评《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 二卷，明高明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明张凤翼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 二 卷，《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李 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等戏曲小说的李氏评点本。容与堂刻书，多在版心、卷端等处，刻 上;容与堂;三字或;虎林容与堂梓;、;容与堂藏版;等。 其它书坊刻本有：武林人文聚刻杨尔曾撰《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三十回。该书封面题;武 林人文聚藏版;。武林藏珠馆刻《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版心下刻;藏珠馆; 三字。 明代杭州可考的书坊还有文会堂、更生斋、冯念祖卧龙山房、段景亭读书坊、徐象檀曼山馆 等，这些坊家也都有刻书流传。如段氏读书坊刻有《孔子家语注》、《杨子法言注》、《关 尹 子注》、《五经纂注》、《徐文长文集》、《昭代经济言》等。徐象檀曼山馆刻《古诗选》 九种，《国朝献徵录》、《东坡先生尺牍》、《五言律祖》、《玉堂丛话》等。 (4)北京书坊。北京自明永乐建立都城之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事业迅速发 展起来，坊间刻书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正阳门、宣武门琉璃厂一带地区，书铺林立。比较 著名的书坊不少，刻书也比较多。如永顺书堂、岳家书坊、金台汪谅、铁匠胡同的叶氏书铺 等等。 岳家书坊于弘治十一年(1480年)刻印《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图7-46)五 卷。 永顺书堂刻书是北京明代早期书坊之一。过去传世不多见，六十年代在明代墓葬内出土了永 顺堂刻印的十二册唱本和传奇。如刻有《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 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刊全相莺歌孝义记》等等。 金台汪谅刻书最多。嘉靖元年(1522年)刻印《文选注》。于该书目录后附刻鬻书广告、刻书 牌记：;金台书铺汪谅，现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 家藏古今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广告所列目录如下： 翻刻司马迁《正义注解史记》一部。 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 翻刻黄鹤解注《杜诗》一部。 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 翻刻解注《唐音》一部。 翻刻《玉机微义》一部。
翻刻《五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 以上俱宋元版。 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 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 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 重刻《??仙神奇秘谱》一部。 重刻《诗对押韵》一部。 重刻《孝经注疏》一册。 以上俱古版。 目录末题：;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 从所开列鬻书目录，可以看到汪氏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注重选择较好的底本，多据宋元 版、古版翻刻、重刻。因此汪氏刻书，受到后人称赞。如《史记》另据宋黄善夫刻未翻雕。 曾有人将其广告撤去，充作元刊。汪谅刻书传世已不多见，仅见《史记》、《??仙神奇 秘谱》、《集千家注杜诗》、《文选注》等几部书籍有所流传。 此外，宣武门铁匠胡同叶氏书铺刻有《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该书蓝印本，半叶十 行，版式宽大，卷末刻有;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刊行麒麟为记;一行题字。 1.明代刻书地区 明代胡应麟对明刻书业的分布有过专门研究和评论。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 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 聚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又说：;凡刻之地有三：吴、越、闽 。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谢肇??说：;今杭刻不足称，金陵、吴兴、 新安三地剞厥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安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 最滥恶，盖待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近来吴兴、金陵渐渐陷此疾矣。;以上两说，说明到 了明代刻书中心发生了变化：四川、平水印刷事业已经衰落，而建阳、苏州、杭州仍然称盛 。明代中叶后，杭州转微而吴兴代之而起。无锡、南京相继成为刻书中心。歙县后来居上， 北京仍是北方刻书的重地。但是，这时全国刻书业已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福建三地，而 以江苏为首了。 2.明代刻书的内容 明代的刻书事业比前代更加发展和普及。刻书的内容多种多样。儒家经典方面，洪武年间颁 布了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文字学方面有钦定的《洪武正韵》。正经、正史由 南、北国子监雕版印行。成化、正德之间书坊刊行的类书增多。嘉靖以后，在复古运动的影 响下，翻刻宋元旧书的风气日益兴盛。唐宋人的文集都有了新版。万历以来，戏曲小说刊印 日多，这方面的新著作不断出现。新编的类书、丛书日渐发达。类书、丛书的编刊，最初多 是对古书的节录，如《说郛》、《宝颜堂秘籍》、《格致丛书》；后来便发展为古书的汇编 了，如《津逮秘书》等等。由于各种文学流派的不断出现，刻本个人文集、诗文选集也层出 不穷。地方志的编纂与刊行比宋元时代更加发达，刊印了许多方志书，成为现今研究中 国中古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佛经方面有洪武五年(1372年)刊刻的南藏，永乐八年(1410年) 刻的北藏，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雕刻了续藏四百一十卷。道经方面有正统年间刻印的道藏，这 是现今留存的唯一道藏版本。 3.明刻本的编纂类型 首先：元代所创始的上图下文的全相本小说，到明代更加风行。《三国》、《水浒》、《 西游记》等都有这种全相本。不仅小说如此，就是《孝经》、《千字文》、《烈女传》之类 的儿童、妇女读物也都有这种印本。万历年间上图下文的书籍发展为冠图或插图形式，称为 ;绣像;。前面所说到的唐氏富春堂、世德堂；陈氏继志斋以及滋兰堂、容与堂等所刊刻的 小说、戏曲，都有极其精美的图画，成为中国版画中的典型作品。中国版画艺术起源很古， 唐咸通 本《金刚经》就有了冠图，宋元刊本也多插图，到明朝后期更发展成一种专门的艺术了。 其次：编、刻、售合一，发展较快。书坊刻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不单是刻书匠户，而是 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种结合有利于书坊主人了 解社会需要，从而有的放矢地编刻图书。这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且也促进了刻 书事业的发展。除上面所讲的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外，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都自撰、自编、自校、自刊了许多医书。熊宗立编印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被日本人称为医家至宝，在日本翻刻，成为日本刊行最早的医书。其后人熊龙峰 、熊大木的忠正堂又编印了许多话本、小说，其中《北宋志传》和《大宋中兴英烈传》就是 后世《杨家将演义》和《说岳全传》两部长篇的雏形。 4.明刻本的版本形式 明初至正德年间刊刻的图书基本沿袭了元代的特徵：装订是包背形式，版式多为大黑口，字 体 多是软体赵字。刊刻的精美程度与元刊没有区别。嘉靖至万历之初风气改变，刊印书籍多 以 宋刊，尤其是以北宋刻本为模范。此时白口盛行，版心上方往往记有字数，下方有刻工姓名 ，有时还记有写样人姓名。字体又转向用欧、颜体，整齐严谨，但缺乏流利生动之态。万历 中至明末刻书字体更趋方正，终于发展成横轻直重的所谓;宋字;。装订也由包背而改为线 装。插图本增多。从用纸来看，明初刻书多用黄纸，嘉靖时多用白纸，嘉靖以后又多用黄纸 。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弘治年间(1488─150 5年)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和嘉靖年间无锡安氏桂坡馆为最著名。他们应用铜活字排印各 类古书，为后世藏书家所重视，有不少得以保存到现在。就今传世的有华氏会通馆弘治五年 印《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印的《容斋随笔》和《文苑英华辨证纂要》，以及华氏兰雪堂 排印的《艺文类聚》、《春秋繁露》等等。安氏桂坡馆排印的《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壁 事类备要》等书，也有流传。此外，还有嘉靖年间芝城姚氏兰印《墨子》、建业张氏的《开 元天 宝遗事》和王云溪馆排印的《玉台新咏》以及许多其他人用铜活字刊印的唐人诗文集等等。 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 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 明代印刷术另一大发展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十七世纪得 到广泛的发展。这是和吴兴的凌氏、闵氏两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吴兴在嘉靖以后渐成刻书中 心，技术超过福建和杭州。闵氏(闵齐急)在1616年用套版印成《春秋左传》。以后闵、 凌(凌蒙初)二家继续发展套版印刷，刻印了许多带有批注评点的经史子集四部古书，以及戏 曲 小说。他们采用套版印刷的古书，被称为;闵刻;和;凌刻;。最初用朱墨两色，后来发展 为五色。他们的用意是为便于学习，所以在书的内容上并没有特殊价值，但是印刷技术却因 此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把套版印刷与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就形成彩色版画印刷术，为中国雕版印刷术放出极其辉煌 灿烂的光彩。彩色版画也是从涂色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先是在一块版上涂几种颜色，如红 花 涂红色，叶子涂绿色，树乾涂棕色等等，然后覆上纸刷印出来。万历年间所刻印的《花史》 和程君房的《墨苑》就是这种方法。但后来很快就发展为分色分版的套印法，并且很快就发 展成更加复杂的;??版;。将彩色画稿先行分开各种颜色，钩摹下来，每色各刻一版，然后 逐色依次套印， 便成为色彩缤纷的木刻画。第二次刷印的程君房《墨苑》就是这样印刷的。嗣后，又发展出 用凸 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办法，称为;拱花;。这种方法能使花纹凸显于纸面上。崇祯年间 南京胡正言开设十竹斋，应用;??版;、;拱花;方法编印《画谱》、《笺谱》，刊刻精致 ，着色妍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深受国内外人民的称赞和好评。 所以在明代，尤其是后期，印刷术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图书印刷出版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明代刻书还存在一些缺点：第一是校刊不够精审，错漏相当严重。官刻与坊刻尤其不免。第 二 是妄改书名和删节内容。这也是明代刻书中存在的最大缺点。如：万历本《诗总》本是《诗 话总龟》；冯萝祯《唐世说新语》原名《大唐新语》；郎奎金《逸雅》本为《释名》等等， 例子很多。《格致丛书》、《宝颜堂秘籍》、《子汇》、《稗海》等丛书中所收各书多半任 意删节，致使原作变得残缺不全。第三是伪造古书相当严重，例如杨慎的《杂事秘辛》、丰 坊的《古文尚书》等等。第四是书中出现无用的序跋越来越多，连篇累牍，徒费纸墨。这些 都是后世人把明刻本看作不如宋元刊本精善的主要原因。
清代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与明代相同。由于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国，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和民族矛盾，一方面实施镇压，一方面又采取了怀柔政策。 1.尊孔读经，崇尚儒术 清代统治者，接受汉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尊崇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学说。入关后，立即遣官祭祀先师孔子。加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后人仍 袭;衍圣公;封号。自顺治帝时，即积极提倡习读经书，宣论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赖之 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记康熙南巡曾亲自到山东曲阜祭奠孔子。 ;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 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清代统治者的这 些尊孔崇儒政策及行动，对于拢络汉族知识分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开设博学鸿词科，罗致全国名士 早在顺治初期，政府即接纳了浙江巡抚张存仁关于建议朝 廷开科取士的奏请。用这种手段给读书人以出仕的机会，消灭其反顺为逆的思想倾向。康熙 年间，举行博学的词科考试，搜罗一批文人，让他们从事着述活动，以为清政府效力。满族 统治阶级采取的科举政策，把知识分子的思想引上埋头诵经习史，一心为读书作官奋斗，既 消弱了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又可以借此加强统治者的力量。 3.提倡理学，加强思想控制 康熙积极提倡理学，把它视为可以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亲自 编写《性理精义》，刊印《性理大全》；想借着理学倡导的封建道德来消灭民族思想。陆陇 其、李光地等人是当时的理学领袖，他们的著作受到皇帝的赞赏，国家委以官职，称之理学 名 臣。程朱理学遂成为;钦定;的学术，并以此加强士人的思想控制。使之全然被程朱理学 的陈腐教条所束缚，乃至;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4.实施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 对于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和著作，清代统治者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发现有违碍统治阶 级利益的书籍，就禁止流通，对作者或藏书人加以迫害。往往故 意 从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案。单在康、雍、乾三朝，所制造的文字狱就有百起 之多，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株连、迫害。康熙时的庄廷??案件、雍正时的吕留良案件，乾隆时 的 徐述 夔案件。每次都有几百人被害。对于这些著作当然予以销毁，严禁流通了。统治阶级总 是借徵集图书，打着稽古右文的幌子，来实施他们的残酷镇压政策。编纂《四库全书》就是 乾隆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在他关于编书的御旨中，这种意图暴露得十分清楚。被他认 为应该全部禁止或部分抽毁的书籍，曾几次列成目录，颁布全国，共有二千多种，下令全国 缴送销毁。单就浙江一省，就献出五百三十八种，有些书籍竟因此而遭亡佚。 明灭亡后，清代统治者接收了明朝皇室的全部藏书。包括大量的宋元写本和宋元版刻书，以 及历朝文书、论旨、奏章、藩国的图书等文献典籍。康熙年间，政府开始收购图书，诏令翰 林院制定徵购计划，并规定各省督抚承担为朝廷购书职责，徵集后送至礼部汇集，如无刻版 者令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愿进呈的，交礼部汇缴。通过这一措施，政府藏书有新的 增加。乾隆时，又多次下令徵求图书，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各地进书，取得不小 的 收效。截至乾隆三十九年，全国徵书已达万种以上。因此，皇室藏书得到极大的充实。图书 的典藏成就已超过历代。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下令建立文渊阁、文津阁、文溯 阁及文宗、文汇、文澜七处典存《四库全书》。清宫廷内除了文渊阁收藏《四库全书》之外 ，还有多处典藏图书的地方。首先是昭仁殿的;天禄琳琅;藏书。这是乾隆诏令将宫内所有 善本集中的地方。赐名;天禄琳琅;。其中收藏宋、辽、金、元五朝善本。藏书多达一千零 八 十一部，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卷。;天禄琳琅;之后，建立了专门收藏宋代刻书家岳珂刊印 ;五经;书籍的藏书处名;五经萃宝;。此外，乾隆时曾从《四库全书》中选出珍善抄本， 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经、史、子、集四部书四百多种。抄成两部，一部藏于御花园中 的;??藻堂;，一部存放在圆明园之长春园;味腴书屋;。嘉庆年间于养心殿建立;宛委 别 藏;，内收有《四库全书》未收书一百七十多部。其它如：武英殿、懋勤殿、金华宫、景 阳 宫，以及中南海的南薰殿、紫光阁、南书屋，北海静心斋的抱素书屋，此外，翰林院、国子 监、内阁大库等也都藏有大量的图书典籍。 清政府对所收藏典籍，很注重编目、整理。清代官修目录的集大成之作是《四库全书总目》 。它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相应产物。《总目》按四部分类，部下再分若乾类。每部有总 序 ，各类有小序，每书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对十八世纪以前的古籍进行的一次 总结。由于《四库全书总目》篇帙过大，不便翻阅，又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 ，删去存目，精简了总序和小序，对某些子目附有简短按语。 清代前期的另一部国家书目是乾嘉之际于敏中、彭元瑞等人所撰的版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 》正续编。它不仅记载各种不同版本，还将刊载时代、地点、藏家姓名及藏章载入。该目开 官修版本目录之先河，使清代藏书家群起效法，形成了编制版本目录之风气，先后编制了版 本目录数十种之多，为整理古籍中的选择底本工作提供了方便。 清代前期还编撰了《明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而且还有一批学者开始为历代正史补写艺文 志。自倪灿首创《补辽金元史志》之后，继起者数家，一直影响到清末及民国初年。这一工 作使正史目录臻于完备，基本上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性目录。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 的。 清代统治者，不仅注重收书、整书。而且大量编纂图书，特别是清朝前期，成绩是空 前的 。康熙本人文化造诣较深，他经常审读古人著作，有时还加批注和修改，这些书便成为; 钦定;的著作了。这些;钦定著作;的范围涉及到经学、史学、词章、天文、历法、农艺、 文学等各个方面。清朝后来的皇帝也都效仿康熙，所以清代;钦定;的书很多，仅《四库全 书总目》中就有一百四十七部。 在康熙朝钦定的诸书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它是中国历史上继《永乐大典 》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由于《永乐大典》散佚严重，《古今图书集成》也就成了中国现 存最大、最完整的一部类书，被外国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该书字数多达一亿六千万， 居 世界百科全书之冠。原编者为陈梦雷等，初稿完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雍正时，又命 蒋廷锡等重新增订。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六汇编、三十二典，计六千一百九十部。 在组织体系和编排体例上远胜过以前的类书。书中还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该书于雍正四年 (1726年)第一次用铜活字排印(图用版刻)，至雍正六年仅印成六十五部，故流传不广。清末 ， 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点石斋之图书集成局将该书铅印了一千五百部，但脱页错字较多。光 绪 十六年同文书局又石印一百部，是照殿本原式影印的。1934年中华书局又有影印铜活字本， 是目前常用的一种版本。 康熙钦定的图书中还有一些字书、类书和诗文集。这些书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 工具。康熙本人对天文算学也有一定研究。他曾聘请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编制了康熙《永 年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宣城人梅文鼎着有历算书八十余种，其中《古 今历法通考》是中国第一部历学史。康熙时曾制成《皇舆全览图》，到乾隆时，又派人赴新 疆等地测量，制成《乾隆内府皇舆全图》。这两幅地图至今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乾隆时官 修的《医宗金鉴》也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名着。 乾隆年代(1736─1795年)在文化政策上完全模仿康熙的做法。他也举行;博学宏词;考 试，刊行了许多;钦定;著作。并组织人力编辑政书、丛书等大部头的著作。如编辑《续 通 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后又编纂清朝三通，即《皇朝通典》、《皇朝通志》 、《皇朝文献通考》。这六部书连同原来的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 考》合称为;九通;。加上清末刘锦藻所编的《皇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 乾隆的更重大的一项举动就是编纂《四库全书》。这一部大丛书，内容包括着经、史、子、 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代到当时的著作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计有七万九千零七十卷。从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完成。没有刻印，只有写本 。分装三万六千册。最初写了四部，分藏在北京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和 热河文津阁四处。后来又抄写三部，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浙江杭州文澜阁内， 许可读书人入阁阅读。太平天国时，文宗、文汇两阁的书遭战火被毁，文澜阁书也损 失过半。而文源阁的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焚毁。辛亥革命后，文津阁一部移至 北京图书馆，文澜阁一部也陆续补抄齐全，而文渊阁一部现保存于台湾。 《四库全书》所收的书，是经过一定的选择的。其中许多著作在质量上是相当高的。所以这 部书一直受到封建文人的重视。尤其是这部书的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旧时代目 录学的典型著作，是一部研究学问的指南。它所使用的分类法即;四库分类法;，几乎成为 当 时统一的图书分类法。直到现代许多藏书单位仍用它来类分古旧图书。《四库全书》在中国 学术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绝不能对这部书给予过高的评价。首先，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阶级思想不合的著作。它 的选择标准是孔孟学说和当时的封建制度。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著作都遭贬斥。在这种标 准下，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有关日常生活的著作等等，都被排斥 在;四库;范围之外了。因而，这部;全书;就成为只为了维持当时统治阶级利益、宣传封 建思想的工具。第二，它妄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与外族斗争最激烈 的时期。当时出现了许多具有民族思想的著作。《四库全书》对于这些著作，或者完全加以 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因此，使许多书已经失去了原书面貌。第三，它还 收进一些清代统治阶级的陈腐的御制诗文集和一些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著作。仅从以上几点 ，就足以说明《四库全书》在科学研究的价值上是有一定的局限的。 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出现 了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著名的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后来的颜元、 朱之瑜、陈确、傅山、方以智、唐甄等。他们大都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学风，讲求经世 致 用，并具有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思想。特别是黄、顾二人，他们所提倡的学 风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又号梨州，浙江余姚人。清兵南下，他曾组织义兵抗清，清 政 府屡次悬赏缉捕他，于是隐居着述。他的名着《明夷待访录》，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封建秩 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清兵下江南时，他也曾举兵抗清，终 身 不仕，所着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他反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认为;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并强调人要有民族气节。 由于清政府屡兴文字狱。迫使许多学者埋头在故书堆里，钻研古人的著作，了解古人的 语言，把清初以来逐渐兴起的训诂学、音韵学大大发展了一步，并扩大了校勘学和考据学 的活动，而成为当时所说的;汉学;。与此同时，搜集亡佚书籍的;辑佚学;也随之兴起。 这些活动对于清代图书的着述、收藏、整理和雕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校勘学的发展，尤为 这时期的一个特色。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这对于当时统治阶级肆意窜改 古书，以符合政治需要的作风，可以说是一种有力的反抗。校勘学的发展，对于整理古书是 有很大的功效的。乾嘉时期，出现了许多校勘学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如戴震的 《声韵考》、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音韵学、文字学、训诂 学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学方面有王昶、毕沅的《金石考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 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重要著作。 此外，以顾广圻等人为代表，在版本校勘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他们校勘了很多古 书，使得许多从前无法了解或不易了解的古代著作有了比较可读的传本。对于研究古代思想 来说，其功绩是不能否认的。所以乾、嘉时代是清朝学术发展的鼎盛时代。但是，这时政治 上 的矛盾──农民和地主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到了尖锐的阶段。政 治的黑暗、腐败已经暴露出来。人民已不堪再受压迫。嘉庆年间已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嘉庆 以 后，帝国主义势力逐渐猖狂。一方面打击着清朝的统治，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掠夺， 人民 生活更加痛苦不堪。到了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后来又发生太 平 天国革命(1850─1864年)。清朝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 时期。 清代是中国传统印刷事业发展的最后阶段。书籍的刻印技术在承接前代发展的基础之上，又 进一步发扬光大，尤其在清朝的初期，印刷事业的发展达到顶峰。清代的雕版印书，仍延袭 明朝，以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继续向前发展。 1.官刻书 清代的政府刻书，初期主要集中在内府。刻本的字体、版式，大体与;经厂本;相差不多。 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刻印的《资政要览》，顺治十三年(1656年)刻印的《内则衍义》， 都是字大、栏宽，行格疏朗，显然同是明代;经厂;刻书工匠所承办。 由于明代司礼监刻书存在着版本选择、内容文字校勘不够精审、刻书质量不高的缺点。清代 政府改变了由司礼监经管刻书的制度。在宫中武英殿设置修书处，专掌修书、刻书之职。选 派 翰林院词臣负责管理，并任用博学的词科学士参与编校刻印书籍。另召顾各类工匠担任雕 版 、刷印、装帧工作。从此，政府刻书主要由武英殿承担。内府刻书便改称武英殿刻书，或称 ;武英殿本;、;殿本;了。虽然内府仍有其它机构也刻印书籍，但武英殿刻书则成为清代 中央官刻书的主要代表。 (1)武英殿刻书。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最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后改名武英殿修书处。 据《大清会典》记：修书处下分设监造处、校对书籍处。监造处专掌监刻书籍，再分设铜字 库、书作、刷印作。校对书籍处负责书籍付印前、后之文字校正工作。康熙初期，武英殿刻 书能力尚小，所以采取了宋元时期的作法，发到南方苏州、扬州一带刻版，然后运归武英 殿 。雍正、乾隆时期，武英殿刻书力量日渐增强，开始大量刻印书籍，而且发展到顶峰，至嘉 庆之后，才逐渐走向衰落。 清代历朝官刻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刻书的范围很广，内容种类繁多。大致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清代皇帝的著作。清代统治者不但重视藏书、刻书，而且本人也多有研读经史之作。 因此这类圣训、圣制、御制之书，是必须予以刻印的，还有一些书籍，是皇帝受命臣下编 修 的，因而冠以;钦定;、;奉敕;之名。在武英殿刻本中，这类书籍占有相当的数量。如： 顺治十二年刻印的《资政要览》、十三年刻印的《内则衍义》均属这类著作。康熙之后，御 纂、御制、敕命之书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刻印库勒纳等奉敕撰《日讲四书解义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高士奇、宋荦奉敕编《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康熙五 十年(1711年)刻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御制文集》(图7-54)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1 715年)刻 《御纂性理精义》；雍正四年(1726年)刻《御选悦心集》；雍正五年刻王鸿绪等奉敕撰《 钦 定诗经传说汇纂》；雍正六年(1728年)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骈字类编》；雍正八年(173 0年)刻王顼等奉敕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御录宗镜大纲》；雍 正 十三年(1735年)刻《御录经海一滴》等等。乾隆时期，高宗弘历以古文为治，所以御制奉敕 之书更多。乾隆四年(1739年)诏刻《钦定十三经注疏》和《钦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万 历北监本《十三经》、《二十一史》，增刻《明史》、《旧唐书》，又辑刻《旧五代史》， 是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于此。殿版书由此发展到极盛时期。乾隆当政六 十年，所刻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数量浩大。嘉庆时期殿本数量渐减。于嘉庆二年(179 7年)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嘉庆三年(1798年)刻阿桂等奉敕撰《钦定兰州纪略》，嘉 庆四年(1799年)刻仁宗敕撰《高宗圣训》，嘉庆七年(1820年)刻《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嘉 庆二十三年(1818年)刻托津等奉敕撰《钦定明鉴》等。道光以后至光绪间，武英殿仍司内府 刻书，但此类着述已为数极少了。 第二是重刻前朝的各类著作。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对汉族文化传统十分注重，为表 彰学术，对前代的经史著作、科学、文学等各类研究成果，均由政府重加刻印颁行。武英殿 刻书中，这类著作占有不小的比重。除上述汇录乾隆诏命校刻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外，还刻 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前代的政书，以及刻印仿宋岳珂《五经》，并重 刻经学著作《论语集解注疏》，刊印《补刊通志堂经解》。 第三是：方略、纪略著作。清代初期武功鼎盛，每次军事告成，必定编纂成书，纪录始末， 称方略或纪略。相当于纪事本末体史书，而每事又以编年为序，源源本本纪录事情的全部经 过 。付诸刊行。乾隆时期武功最盛，殿版之中这类书籍以乾隆朝最多。如：康熙四十七年刻印 平定噶尔丹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乾隆年间记平定准喀尔部的《平定准噶尔方略》，记 平定大小金川的《平定两金川方略》，记平定回族马明心起义的《钦定兰州纪略》，记平定 台 湾林爽文起义的《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以及记平定廓尔喀的《钦定廓尔喀纪略》。嘉庆之 后 ，仍继续刻印这类书籍，如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道光、同治年间的平定捻军起义及太 平天国起义等等。 第四是：刻印字书、类书、丛书。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加强民族之间的融和， 大量编纂汉族、满族、蒙族等各民族文字用书。武英殿刊印了各类字典。其中最著名卷帙浩 繁、收录四万八千余汉字的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印的《康熙字典》。 同时，武英殿刻印的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印的《渊监类涵》四百五十卷，康熙 五十年刻印的《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印 《分类字锦》六十四卷，雍正六年(1728年)刻印的《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等。比较最著名 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以铜活字排印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 古今图书集成》按类编排，收录材料极为丰富，多为整段、整篇或整部著作收入书内，因此 ，大量的宋、元、明古籍，竟借此得到保存与流传。 武英殿除刻印字书、类书外，还刻印丛书。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于《永乐大典》 内 辑出还没有刻本流传的书籍三百多种，收入到《四库全书》之内。同时，用木活字排印了一 百三十八种。由武英殿修书处设聚珍局，承印，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浙江、广 东、福建等省，又据这套丛书予以翻刻。关于《古今图书集成》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将在本书活字印刷章节内详细介绍。 第五是：诗文集的刻印，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印的清帝及廷臣之作《皇清文颖》一百二 十四卷，有唐、宋、元、明诗集之刊印。并刻印有《历代赋汇》、《历代诗余》等着述， 以及《全唐诗》九百卷。 第六，武英殿刻书还包括有康熙时期任用耶稣会传教士主持的天文历象之有关书籍。如： 雍正元年(1723年)刻印的《历律渊源》，内收《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精蕴》五十三 卷，《律吕正义》五卷，三部著作。 (2)清代内府刻书。除殿版刻本之外，还有扬州诗局承刻的书籍。即殿版图书中，不在武 英殿修书处刊刻而交付扬州诗局刻印的，世称扬州诗局本。扬州诗局由曹寅主持。曹寅字子 清，一字栋亭，号荔轩，清汉军镶蓝旗人。康熙时历官通政使，两淮盐政，江宁织造。同时 主持扬州诗局校勘古籍工作。所印各书校刻俱精。九百卷的《全唐诗》即由扬州诗局刊刻 。此外还有《佩文斋书画谱》、《词谱》、《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诗余》、《全唐诗 录》、《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题画诗类》、《渊鉴类函》、《历代赋汇》、《御制诗 》初、二、三集等十种书，将近三千卷，都是工楷写刻。有的蝇头细书，秀丽天成，极为精 美。 (3)地方官书局刻书。清代初期，地方官刻并没有太大的开展，后来武英殿允许各省翻刻 ， 各省的官刻书才逐渐增多。到了晚清，政治颓废，官吏腐化，丧权辱国，激起人民的反抗情 绪。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当时曾国藩一方面施用武力镇压革命，一方面号召 知识分子维护封建文化。同治二年(1863年)进入安庆，以重兴文化为名，创办官书局。 延请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创办书局事宜，并选委一些积学名士分任 校勘。后来曾国藩攻进金陵，又设江南书局。不久，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四川官书局 、安徽敷文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直隶官书局相继成立。这些书局虽以重兴文化 为名，但所刊刻的书籍，多是;御纂;、;钦定;的本子。其中经史居多，诗文次之。同时 ，为了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所刊刻的普通读物，定价低廉，求之较易，这些都是官书局刻 书的特点。这些书局由于主持人的不同，选用底本、校勘精劣、纸墨好坏也各有差异。官书 局刻书，则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官刻书的重要代表。 １金陵官书局。同治三年(1864年)由曾国藩设立，其前身为江南官书局。洪全奎(字琴 西)总其事 ，当时称为提调。张文虎、戴望、冯煦、刘恭冕等人分任校勘。金陵官书局第一部刻书是同 治二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完成的《王船山遗书》，曾国藩亲自参加校阅。全书共三百三十 二卷。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五种遗规》。即包括《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 遗规》、《从政遗规》及《在官法戒录》。极力宣扬封建道德规范。此外还刻印过《文选》 、《楚辞》、《十三经读本》、《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书。金陵官书局刻书大都以毛晋汲古 阁版复刻。任职最久的是张文虎。文虎字孟彪，号啸山，自号天目山樵。博览群籍，精研深 造。初馆金山钱熙祚家三十年，为钱氏勘校《守山阁丛书》、《指海》等书数百种。同治中 在曾国藩营中作幕客，着有《史记札记》、《古今乐律考》、《舒艺室随笔》等。他这些着 作和戴望的《论语注》、《颜李学记》等，就其字体版式来看，可能都是金陵书局刻印的。 金陵书局所刻的书，字体稍扁，横轻垂重，比;汲古阁本;还显拙笨，行字之间排列过密。 刻字笔画和印刷手法过重，印刷系用煤烟，浊而且浓，使读者眼前有黑沓沓一片之感。与早 期金陵刻经处刻印的书有些近似。 ２浙江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是浙江布政使杨昌浚、按察使王凯泰于同治三年(1804年)呈进巡 抚马新贻设立的。于同治六年(1867年)刻印了《钦定七经》和《御纂通鉴辑览》等书。 咸、同之间，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弟兄的八千卷楼善本书室，收藏富而且精，在当时 是屈指可数的。这就给浙江书局刻书选用底本提供了方便。浙江书局任校勘的有谭献、黄以 周、张大昌、张颜、王治寿等人。几乎把当时的经史学家、词章学家萃于一堂。浙江书局刻 书选用底本都要经过一番研究，如名刻《二十二子》都是以各家校刊及明;世德堂本;为依 据的，是子书丛刻中最完善的本子。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记载： 官书局先后刻书二百多种。经部除 上述《钦定七经》外，还刻有《四书集注》、《四书约旨》等，史部刻《九通》、《孔子编 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子部除《二十二子》以外有《张氏医书七种》、《玉海》等 ，集部刻有《沈氏三先生文集》、《古文渊鉴》、《唐宋文醇》等等。 浙江官书局刻书的另 一特点是校勘精审。如所刻《玉海》、《九通》等书，错讹极少，超过殿本。此外，浙江书 局与丁氏所刻《当归草堂丛书》、《武林掌故丛编》等书，版式差不多完全一致。字体秀丽 ，校印精良。胜过金陵书局刻本。浙江官书局所刻书籍，在;局本;中居首要地位。 ３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同治六年(1867年)于湖北武昌设立。约刻印书籍二百多种。 所刻书有《经典释文》、《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湖北通志》、《新旧五代史》、 明震泽王氏刻本《史记》、《明史》。此外，还有《子书百家》、《沈氏尊生书》以及《 文选》 、《唐宋八大家类选》等。湖北官书局刻书侧重实用。版式排列比较紧密、字体宽扁，阅读 时寻行数句颇费目力。校勘不够精审，刻书虽然流传较广，但质量不高。 ４湖南官书局。湖南官书局亦名湘南书局，同治年间创立。湖南是曾国藩的故乡，设立之 初 即刻印了《王船山遗书》及《曾国藩全集》。还刻印一些经、史著作。光绪时期，书局附设 于思贤讲舍，因改名思贤书局。选刻书籍侧重于近人著作。如：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 汉书集解》；叶德辉所着观古堂各书；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籍字体 雅致，校勘认真，甚为畅销。 ５江西官书局。同治二年(1863年)设立于江西南昌。刻印有《五朝纪事本末》、《御纂七经 》、《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御纂医宗金鉴》、《王荆公诗注》等书籍，此外还覆刻了 《聚珍版丛书》。刻书字体比较宽散，选择不够精审，版本质量不高。 ６广雅书局。广雅书局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设立。王秉思任书局提调。当时的著名学者， 武进屠敬山、会稽陶浚寅、元和王仁俊、长州叶昌炽等人都参加过书局校书工作。所刻《广 雅 丛书》对研究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以后又刻印《聚珍版丛书》、《全唐文》等大部头著作。 刻书总数达三百多种。广雅书局刻书，字形稍扁，墨口宽栏，不甚雅致。其重刻本《聚珍版 丛书》因原出于活字，原本疏散不整，仿制重刻，更行歪散。校勘不够精审。 ７山西官书局。山西官书局的前身是浚文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山西书局。刻有 《十三经读本》、《山西通志》以及经史书籍。所刻各书，校勘、印刷、纸墨选用等方面， 都比较粗糙不精。版本质量不高。 ８山东官书局。设立于山东济南。刻有《十三经读本》。刻书校勘较为精审，字体方整，纸 墨亦佳，在官书局刻书中，属于上乘之作。 ９直隶官书局。光绪七年(1881年)天津县知县劳乃宣申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书局。 当时指派孙家鼎总理其事。所刻各书，本打算着重在与各国有关的法律、经济、农业、工业 、测算以及武备外交等方面，同时，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与对外交涉的译文图书均刊印出来 以广流传。初意未尝不善，而且刻书范围也相当地广泛，可惜经费无着。原奏由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每月拨银千两，专为延聘教习翻译书籍的开支，而刻书的经费却无来源。为了做到名 副其实的书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各省督抚转各书局，将刻 印的书籍解交上海招商局代收代运，由直隶书局寄售。私家印制的书籍则承揽代销，如商务 印书馆、文明书局编印的各种课本，李光明书庄印制的童蒙读本等，都交直隶书局代销，书 卖以后再行付款。就这样，总算把一个白手起家的书局架子搭了起来。起初设在当时省会所 在地──保定府。光绪末年又分设于天津、北京。委刘春霖、边怡园、宋星五分任经理。后 来官家停止拨款，也就等于撤出官股，无形中官书局就变为刘春霖等三个私人所有了。民国 时期，直隶书局因经营不善，京、津、保三处相继停业。 以上所列各地官书局，以浙江、广雅刻书最多，他们的书版有些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所刻印 的书籍有的仍在社会上流通。 2.私家刻书 清代的雕版书籍，以私家刻书最有价值。 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大都是手写上版， 即所谓;写刻;，选用纸墨都比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 世称;精刻本;。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 、逸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版书。 清代的写刻精本，起始于康熙，盛于乾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精本佳??。当时的殿本 ，包括扬州诗局所刻的书，大部分是手写上版。在其影响下，私刻也兴起了精写上版的风气 。当时有许多著作都是由名家精心缮写付梓的。如侯官名书家林佶，曾手写汪琬撰《尧峰文 钞》、陈廷敬撰《什亭文编》、王士祯撰《古夫于亭稿》和《渔洋精华录》，被文坛和藏书 家誉为;林氏四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顾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韩昌黎先生诗集》，为 吴郡名刻工邓明玑、曾唯圣所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印的《汤子遗书》为古吴范稼庵 写，金陵名匠刘文藻刻。雍正九年(1731年)江都(今扬州)陆钟辉水云渔屋所刻陆龟蒙《笠泽 丛书》及陆氏所辑《南宋群贤诗s选》，写刻工整秀丽，用开花纸，刷印极精。雍正十一年(1 733年)广陵(今扬州)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写刻、字体笔画磅礴豪迈，纸墨均臻上乘 ，印刷极为精致。雍正年间刻印的浦起龙撰《读杜心解》，为张亭俊写，何元安刻；雍正十 三年(1735年)辛浦校刻的汪琬《说铃》，为梁溪(今无锡)华育渠所写。此外还有许多是未署 写刻人名而字体书写刻印纸墨精湛的，如陈撰的《玉几山房吟稿》，卓尔堪的《三家诗》， 李光日英的《观妙斋金石文字考略》，以 及宋荦、黄叔琳、姚培谦、何文焕等人的着 作，都是软体字书写上版，字体秀美，笔力遒劲，刊印精工，纸墨版式亦无不精雅悦目。 乾隆十二年(1747年)林佶同门歙县程哲七略书堂写刻的《带经堂全集》，黄晟写刻的《水经 注》都是精工绝伦。乾隆十四年(1749年)郑燮自己书写由其门徒司徒文膏刻字的《板桥集》 ；胡介祉自己写刻的《王司马集》、《陶靖节诗》、《谷园印谱》刻印极精。乾隆六年吴江 沈守义所刻《南船记》，图文并茂，书写精劲，镌刻工整，阅读起来令人悦目怡 神(图7-47)。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晖堂所刻《菊谱》行书写刻、字体秀媚、纸墨俱佳。版心下刻;春 晖堂;三字。海宁拜经楼吴氏辑刻之《海昌丽则》，书写古拙、刻工精雅。 嘉庆时有些私家刻书，尤其崇尚写刻，名校勘家黄丕烈手写上版的《季沧苇书目》，字画圆 润而苍劲，刻印不失原书神韵，可作识别黄氏题跋手迹的有力参考。嘉庆十五年(1810年)松 江沈慈、沈恕的古倪园所刻唐、宋、元四种妇人集子，世称《四妇人集》(即唐《鱼玄机诗 》、《薛涛诗》，宋《杨太后宫词》及元傅若金妻孙蕙兰的《绿窗遗稿》)。刻印极精。 迨至道光年间，精刻如道光三年(1824年)汪喜孙刻印其父汪中所着《述学》，书写刻印以及 版式纸墨，无一不佳。另外，海昌古韵阁主人许牏所刻各书，书写刊印 ，用纸用墨，都非常瑰丽，至今尤为世人所称道。传本中常见到的如 《六朝文??》、《笠泽丛书》、《字鉴》等。均为藏书家所重视。 清代写刻精本，肇于康熙，盛于乾、嘉，手写精??，蔚然成风。故在这一阶段，精本佳刻迭 出 不穷。道光以后，清廷政治腐败，帝国主义乘机侵入，迫使人民生活不能稳定，对刊版印书 方面的要求也日趋降低。但总的来说，清代确是刻了不少精本，以上所列不过举其要者而已 。
清代私家刻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学术研究风气密切相关。在考据、校勘 、辑佚学兴起之后，为适应其需要，才刻印了大批丛书、逸书和旧版书籍。 乾、嘉时代一些藏书家延聘著名校勘学者从事校书刻书工作。所校书籍往往汇刻为丛书。黄 丕烈的《士礼居丛书》、 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较为著名。有些校勘学家自己也校刻书 籍 ， 如卢文??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 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等等。还有一些丛书，虽不很精当，但收罗宏富，可 资 参考。如张海鹏的《学津讨源》，吴省兰的《艺海珠尘》。嘉庆年间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 疏》和《皇清经解》更是清代汉学家的重要文献，为研究汉学所不可缺的参考书。值得提到 的是乾、嘉时代一些私人刻书家掀起的一次翻宋、仿宋潮流，对刻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黄丕烈、顾广圻(千里)就是这一潮流的代表。特别是顾千里，一生都为官僚地主、藏书家 教书、校书、刻书。经他手校刻印的宋元本书，有给黄丕烈校刻的宋本《国语》、《战国策 》、《隶释》、《易林》、《舆地广记》；给孙星衍校刻的宋本《古文苑》、元本《唐诗疏 议》；给汪士钟校刻的宋本《仪礼疏》；给张敦仁校刻的宋本《仪礼注疏》、《礼记注疏》 ；给吴鼐校刻的宋本《韩非子》等等，皆极为有名。在这一次潮流中所校印的精刻本，直 到近代、现代还一再翻刻、影印，顾千里对校书刻书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在提倡汉学的风气下，有些人还从事搜辑已经亡佚的书籍的工作，从许多引用这些佚书的着 作中把其片言只字都搜集起来，汇为一书。这种完全由辑佚编成的书，也有好多种。最著名 的有黄??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两汉三 国两晋六朝文》，这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历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刻印一个地方的先人著作为目的的丛书，一般称为;郡邑丛书; ，如 《台州丛书》、《浦城丛书》等等。这些书对于保存和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是很有益处的。 总之，各式各样丛书的出现也是清代图书印刷事业的特色之一。而这些丛书绝大部份都是私 人刻印的。应该注意到，在这时期，由于尊重古刻本，发展出一种所谓影刻宋本的风气。就 是模写宋刻原版式样，上版雕印的。这种风气起源于明代，例如汲古阁就曾影刻宋本，到乾 、嘉时代更为精审，这种刻印的古书，可以和原本丝毫不差。《士礼居丛书》中就有好几种 是这样影刻的精本。 以下就清代比较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刻书家所刻印的书籍略做简要介绍： 金山钱氏刻书最多，延续最久。根据光绪年间《钱氏家刻书目》所载，钱氏刻书自乾隆三十 六年(1771年)至光绪年间从未间断。起首是钱树本(字根堂)，刻有《左传》、《公羊传》、 《谷梁传》、《国语》、《国策》、《庄骚读本》；钱树堂、钱树立继刻《经余必读》、《 醉经楼经验良方》、《保素堂稿》；钱树芝刻《温热病指南集》；钱熙彦、钱熙载刻《春秋 阙 如编》、《元诗选》、《元史类编》；钱熙辅刻《艺海珠尘》、《壬癸集》、《重学》；钱 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素问》、《灵枢》、《胎产秘书》； 钱培益刻《货布文字考》；钱培名刻《小万卷丛书》；钱国宝用活字排印杜文澜编的《江南 北大营纪事本末》，还刻有《务本义斋算学三种》、《疡科辑要》、《万一权衡》；钱润道 、钱润功刻《甲子癸卯王皇简法》、《钱氏家刻书目》十卷。钱氏刻书，以钱熙祚为最著名。 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室名知不足斋，是取《戴记》;学然后知不足;的意思。鲍氏为乾 隆年间大藏书家之一，校书、抄书、刻书都很多，校辑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斋丛书》三十 集。还刻了一些另外的单行本，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刻宋汪元量撰《湖山类稿》，半叶 十行，行十九字，黑口，版心下刻;知不足斋正本;六字。版式宽大，刻印尤精。用知不足 斋名义刻丛书的还有鲍廷爵的《后知不足斋丛书》，高承勋的《续知不足斋丛书》。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精研经学，并以剞厥古书自任，尝对人说：;藏书不如 读书，读书 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已，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 更广耶!;张氏刻有《太平御览》、《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 其所刻《太平御览》起于嘉庆九年(1804年)，至十四年(1809年)书成。书中有三百余卷系据 宋 小字本覆刻，其余则据范氏天一阁等处所藏明钞本刻印。封面镌：;宋本校刊丛善堂藏板; 两行。丛善堂是他的藏书室名，此本是他所刻书的最善本。 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以藏书校勘名于世，凡黄氏师跋识语都为后世所宝。所刻有《士礼 居丛书》，并校订翻刻宋本多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乌程范锴所着《华笑??杂笔 》卷 三记载黄氏刻书一则云：;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板及影抄旧本，无不精善 ，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注明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备后有观览者 ：《国语》一册，《汲古阁书目》一册，《国策》九册，《博物志》一册，《季沧苇书目》 一册，《百宋一廛赋》一册，《梁公九谏》一册，《焦氏易林》四册，《宣和遗事》二册， 《舆地广记》七册，《藏书纪要》一册，《三经音义》一册，《仪礼》三册，《船山诗选》 二册，《周礼》九册，《洪氏集验方》二册，《夏小正》一册，《伤寒总病论》三册，《汪 本隶释刊误》一册;。前有;书价制钱七折;六字，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苏州圆 妙观察院场;两印章。其《百宋一廛赋》为嘉庆十年(1805年)所刻，黄氏手写上版，刻字工 人为夏天培，刻印俱精。 孔继涵字体生，号四谷。为孔子六十九世孙，喜藏书、刻书。刻有《微波榭丛书》七种及《 算经十书》。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刻有《雅雨堂丛书》、《金石三例》、《感旧集》等。 吴骞字槎客，一字葵里，号兔床。藏书室名拜经楼。吴氏藏书甚富，校勘亦精。刻有《拜经 楼丛书》、《海昌丽则》等数十种。书写秀丽，版式亦精整。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因家住扬州仪徵文楼巷，故名其藏书楼为;文选楼;。嘉、道年间 阮氏以提倡学术为已任，曾在粤设;学海堂;，在浙设;诂经精舍;。辑刻有《文选楼丛书 》二十七种，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学海堂经解》、《??经室集》等书。 黄叔琳字昆圃，本为歙县程氏子，但他父亲却是大兴黄氏之后，故为大兴人，世称北平黄先 生。其辑刻书有《文心雕龙辑注》、《史通训诂》等。 秦恩复字敦夫，一字近光。其所居名;玉笥仙馆;，藏书室名;石研斋;。校刻书有《鬼谷 子》、《列子》、《扬子法言》、《三唐人集》、《隶韵》、《词林韵释》诸书。所刻《列 子》系根据道藏本。版心下刻;石研斋;三字，为甘泉吴涟书写上版，亦 嘉庆年间之写刻精本。 鄱阳胡克家，于嘉庆年间刻了很多书。刊印极精，其刻工皆出江宁刘文奎兄弟之手。最为后 世所称道者，为《资治通鉴音注》和《文选注》。《通鉴》是影刻元本，《文选注》系委托 顾千里、彭兆荪据宋淳熙年间池阳郡斋本影刻，纸墨精莹，不失原书精神，世称;胡刻《文 选》;。目录后有;江宁刘文奎、文楷、文模镌;一行。同治八年(1869年)崇文书局曾据此 本翻刻。 余姚卢文绍，字召弓，号弓父。又号矶鱼、抱经，藏书室名;抱经堂;，刻有《抱经堂丛书 》等。 阳城张敦仁，字古余，亦好藏书刻书。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有汉郑康成撰《礼记注》，嘉 庆十二年(1807年)影刻明本汉桓宽撰《盐铁论》等。 汪士钟字阆源，室名;艺芸书舍;，为嘉道以来的著名藏书家s。黄氏士礼居，顾氏小读书堆 ，袁氏五砚楼三家所藏精本，多归汪氏所有。阆源亦好刻书，其影刻宋本《孝经义疏》、《 仪礼疏》、《刘氏诗说》、《郡斋读书志》诸书，校勘精审，镌刻工整。督工摹刻者为顾千 里。 蒋光煦字生沐，室名;别下斋;。道光年间刻有《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咸丰时 又刻自着《东湖丛记》。 伍崇曜字紫垣，其父经商，家中富有。崇曜中乡举后，致力于藏书刻书。所刻有《粤雅堂丛 书》一百八十种，《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诗》，《楚庭耆旧集》；还翻刻了 元本王象之《舆地纪胜》。其所刻各书，都是南海谭莹给他校订付梓的。 刘喜海字燕庭，室名;嘉荫??;。好聚书，手辑金石文字尤富，所辑《金石苑》，原稿六 十 余册，惜绝大部分未付刻。已刻者仅有《三巴汉石纪存》、《苍石洞宋人题词》，摹刻工致 ，可与阮刻王厚之《钟鼎款识》相媲美。又刻元舒天民撰《六艺纲目》等，均为道光年间精 刻。 遵义黎庶昌于同治年间两次出使日本，把流往海外的中国古籍尽力抢救回来，并将唐、宋旧 籍辑刻成《古逸丛书》，保存了祖国的古籍文献。 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世称艺风先生，室名;云自在龛;。博学多识，精于鉴藏，毕生南 北奔驰，致力于搜访善本，校雠古籍，提倡抄书刻书，广布流传。 谈到清代的校勘，在这里介绍一位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 顾千里原名广圻，千里是他的字，可是叫开了，人们都知道他叫顾千里，鉴平是他的别号。 顾千里反对校书人妄改古书。他很佩服北魏时一位大儒邢子才，邢子才读书发现错误，只是 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观地轻易加以改动。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日思误书，亦是一适。 ;这种审慎态度是符合校雠精神的。因而取;思适;二字做为书斋室名，更自号为;思适居 士;。 顾千里六岁就失去了父亲，幼年又多病，虽然孤苦，但从不废学。在十六岁的时候，他遇到 一位名师张思孝，在教师的教导下进步很快，但对他帮助更大的是他的同学程士诠。程家藏 书很多，顾氏在程家遍读所藏，为后来博学多识奠定了良好基础。到二十五岁时又从学于同 县的江声。江声原是东吴经学大师惠栋的弟子，研究经学、小学都有很高的成就。顾氏问学 于江氏，能在经学、小学方面得到汉学家的真传。他的从兄顾之逵也喜藏书，且多善本，藏 书室名;小读书堆;。顾千里从小读书堆得到借读借校的便利。他又在黄丕烈家塾读书很久 ，黄氏士礼居是当时吴县的有名藏书家，顾氏曾一度移居黄氏家中借窗读书，尽窥黄氏所藏 珍秘。总之，顾氏一生没有一天离开过书，他通过自己努力刻苦的钻研和名师益友的帮助， 遂成一代校勘名家。 他代人刻了很多书籍，如代其从兄顾之逵刻的刘向《列女传》，依宋本重雕，附有考证一卷 ，为嘉庆元年(1796年)所刻。印的很精，今已传世日稀。 代张敦仁校刻的有抚州公使库本《礼记》；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新淦涂祯仿宋嘉泰本《盐 铁论》；宋本《礼记注疏》。代胡克家校刻的有宋淳熙尤延之本《李善注文选》和元兴文署 本《资治通鉴》。代秦恩复校刻的有北宋本《骆宾王集》、足本《吕衡州集》、宋本《李 元宾集》，统称为《三唐人集》。代秦刻的又有宋汉平本《扬子法言》、道藏本《鬼谷子》 、唐卢重元注本《列子》，称秦刻三子；代秦刻的还有北宋本刘球的《隶韵》，唐赵元一的 《奉天录》、《词学丛书》。代吴鼐校刻的有宋本《韩非子》，元本《晏子春秋》。代 汪士 钟校刻的有宋单疏本《仪礼疏》、宋刻本《鸡峰普济方》、《刘氏诗说》，衢州本《郡斋读 书志》。代洪莹校刻的有宋??《名臣言行录》、《隶释》和《隶续》。代孙星衍刻的有《平 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代汪喜孙刻的有汪容甫《述学》和《广陵通典》。他自己校 刻的有明吴元恭本《尔雅》和段玉裁的《释拜》。此外，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也是顾 千里代为校刻。凡是顾氏校刻的书，都是选择最好的本子作底本。不过最好的版本即如宋本 ，其中也难免略有舛误，所以又要用几个本子互校，将校勘所得写成考异、识误，或者札 记 附在后面。用几个本互校可能在宋代已经开始了，不过到了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对后世校勘 起了典范作用。 3.坊肆刻书 清代的坊间刻书更为兴盛，刻书数量很大。 历史比较悠久的如： 扫叶山房。创设于明代后期，最初设在苏州。主人洞庭席氏。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义 ，起;扫叶山房;为肆名。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以及笔记小说、村塾所用经史读 本 ，多达数百余种。至光绪年间，还在上海、汉口等处开设分号，并增添铅、石、影印设备 ，业务范围逐渐扩大。扫叶山房刻于明代的书，已不见传本，也未见着录。毛氏汲古阁《十 七史》书版散出后，辗转归席氏所有。所见最早的是其补刻汲古阁本《十七史》中的《旧唐 书 》、《旧五代史》。其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刻宋王??《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叶 隆礼《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四十卷；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四十 二卷；嘉庆二年(1797年)刻明钱士升《南宋书》六十八卷，世称《四朝别史》。此时主持刻 书的是席世臣。嘉庆五年(1800年)又刻《唐六典》三十卷，《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吴越 备史》四卷。以上各书，字体仍仿汲古阁本，为扁方形。《契丹国志》卷首下题：;扫叶山 房校刊;，版心下刻;扫叶山房;四字。前有席世臣刻书序，略云：;以中秘本校正之，视 坊本为完善。;序文以楷书写刻。 到同、光年间，扫叶山房刻书种类更多，数量更大，行销大江南北，常见的有《毛声山评点 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 、二集附《童蒙四字经》(其它刻本无附《四字经》者)。刻印字画清晰，惠及村塾蒙童。 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出版各书，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刷印。 清代初期书坊刻书比较普遍，但留传至今的刻本已非常稀少了。康熙、乾隆年间的坊肆及其 刻书，主要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安徽屯溪菇古堂书坊刻印的唯堂编着《开眼经》，是一本四字一句、 便于诵记的启蒙读物。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立堂刻印的《医学入门》等医药书籍。 金陵郑氏奎壁斋。乾隆年间所刻陈振纲、丁庚等辑着的《四体字法》。奎壁斋主人乾隆时为 郑元美，莆阳人。到光绪年间书版已多散售易主。其所刻《易经》，版片售归金陵富文堂，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刷印时，封面改题;光绪十二年新镌，富文堂藏版;，而书内旧序末尾 原刻;莆阳郑氏订本，金陵奎壁斋;双行牌记仍然存在。 乾隆时期陶氏五柳居。主人陶正祥，字庭学号瑞安，江苏吴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后来以 经营书肆为业。后迁寓北京，设书肆于琉璃厂路北。陶氏对经眼图籍留心版刻时代及内容 异同，长于版本鉴定、搜访异书秘本，深受学者、藏书家称赞。刻有《十三经注疏》、《抱 朴子》、《太玄经集注》等。《太玄经集注》字体方整，文中避清讳;玄;字很严。前有封 面刻篆文《五柳陶氏藏版》长方木记。陶氏刻书比较注重选择底本和审慎校勘。 韦氏鉴古堂。湖州人，乾隆间设书肆于琉璃厂。刻有《辑宋诗钞》。 清代中叶，苏州书坊林立，是当时刻书中心地区之一。书业堂是其较着者，刻书以小说为重 点。据所见传世本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说呼全传》十二卷，四十回。封面题：;乾 隆已亥夏镌，金阊书业堂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十二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有图赞十六幅，封面题：;《 重镌绣像后西游记》，天花才子评点，金阊书业堂梓行。;嘉庆十年(1805年)刻《英云梦传 》 八卷，封面题：;嘉庆乙丑新镌，书业堂梓行。;金阊书坊黄金屋刻有《新刻世无匹传奇》 四卷，十六回，封面题：;黄金屋梓;。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四回。姑苏聚文堂 也刻了不少书，所刻有《十子全书》，封面题：;嘉庆甲子(1804年)重镌，姑苏聚文堂藏板 。;苏州四美堂刻《龙图公案》十卷，附图十幅，封面题：;姑苏原板，四美堂梓行。; 嘉庆六年(1801年)京都文萃堂刻有《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蒙汉图文对照，三节版 ，上层下层为对照文字，中间是图。收辑了许多当时习用的会话词语，刻印精雅，巾箱本， 携带方便。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各族语言的交流，还刻有学习满、蒙、汉文对照的《三合便 览》，全书十二册。亦当时坊间刻本。 道光以后直到清末，书坊集中地区，仍以南北两京和苏、扬二州为中心。如南京的李光明庄 、聚锦堂、德聚堂；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宝堂、泰山堂、荣禄堂、文贵堂 、本立堂、宝文堂、龙文阁、文光楼、文锦斋、文友堂、文成堂；苏州的宝兴堂、聚文堂、 绿荫堂、文学山房、三经堂；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群玉山房等，都刻印了不少书。 晚清书坊刻书最多，发行面最广，对文化教育影响较深的是南京李光明庄(又称状元阁爵记) ，和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 李光明庄主人李光明，字椿峰，号晓星樵人。他的室名;何陋居;，设肆于金陵聚宝门三山 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电线局西首秦状元巷中，并设分肆于状元境口状元阁。所刻各书，前面 多 印有推广文字的告白启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四字，有的还在刊叶附刻目录。据所刻《 书经》刊叶目录所载，李光明庄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书，计经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 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其中所刻尊经书院、钟山书院、惜阴书院的文章十二种)，启蒙类二十 四种，闺范类四种，医算杂学类二十四种，善书类十三种。目录下方用白文标明;以上价目 一律制钱，不折不扣。;传本所见，刻书用两种字体，一是宋体方字，占多数；一是写刻欧 体楷书，如刻《益幼杂字》，字体书写秀劲。书版多委金陵唐鲤跃雕镌，旌德李鸿才校字。 李光明庄刻印的书籍在当时坊本中是比较好的。而聚锦堂、德聚堂所刻的书，纸墨刊工则不 如李氏选择认真。 北京是清代政府所在地，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图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书铺林立，仅琉璃 厂一带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书肆繁集之处。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 刷发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宝堂、荣禄堂、文锦堂、文贵堂、文友 堂、翰文斋等，都是刻印兼发行的。所刻书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五经》、《四书》和启蒙 学的《三字 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七言杂字》以及初学书写临摹的字帖、仿 影等。或者是医、卜、星相、佛经、善书、类书、小说、缙绅等。这些刻本，不为藏家士大 夫所重视，大都行销民间，所以保存下来的也很少。 老二酉堂。经营时期较长，肆设于琉璃厂路南，刻书很多，行销华北各地。书前封面题刻; 京都老二酉堂;，或在书尾刻;老二酉堂梓行;。光绪十五年(1835年)刻明伦评《聊斋志异 》，朱墨套印，镌刻精审。 聚珍堂。主人刘魁武，河北束鹿县人，于同治年间创肆北京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印书很多 ，而且采用雕版与活字两种技术。《五经》、《四书》用刻版印刷，文学、小说、诗词等作 品多用活字 排印。聚珍堂所印书籍，版式较小，多在封面题刻;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 ;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刻有《书经》、《四书章句》、《幼学琼林》以及用木活字排 印的《王希廉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 。聚珍堂本各书，校勘审慎，镌刻清晰，属坊刻本中上乘之作。 善成堂。为晚清规模较大、刻书较多的书肆之一。总号设在重庆，在成都、南昌、汉口、山 东东 昌、济南、北京等地设有分号。所刻书也多经史小说之类，行销南北各地，刻印有：《监本 书经》、《唐诗三百首补注》、《说唐前传》、《第一才子书》、《幼学故事琼林》等。书 前有封面，刊书名、字号和刻书地点等。如《净发须知》封面刻;京板绣像净发须知，善成 堂藏板 ，;是北京刻本；《礼记》封面刻;渝城善成堂梓行;，是四川刻本；《五柳仙宗》封面刻 ;东昌善成堂书局藏板，;是山东刻本。有的书不刻刊版地名，如《聊斋志异》封面则只刻 ;光绪丁亥季冬善成堂镌。;版心下方和卷尾刻;善成堂;三字。有些书还钤有;善成堂自 在苏杭闽检选古今书籍发兑;长方戳记。说明善成堂除自己刊版印书以外，还贩卖其他各家 出版书籍。 翰文斋。主人韩心源，河北衡水县人。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设肆。属于书林中通晓版本者。祖 孙三代从事书肆经营，长达百余年。刻有《蒙古源流》、《元遗山先生全集》、《清秘述 闻》、《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樊川全集》、《百宋一廛赋注》等。该店除刻印书籍之外 ，收集旧版古书，也是主要业务。由于肆主识书，常搜寻到宋元版珍本秘籍，受到学者、藏 书家的好评。 其他坊本还很多，如泰山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的《古文释义新编》、《四书读本》，皆 两节版；《续彭公案》，为巾箱本。文成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的《升仙传》，二十九 年(1903年)刻的《诗经》为两节版，封面刻;京都打磨厂文成堂藏板。;龙文阁刻《日下尊 闻录》为巾箱本。《徐氏三种》封面刻;京都琉璃厂龙文阁藏板;。文宝堂主人曹氏，肆 址设在琉璃厂东门路南，刻有《唐诗三百首注释》等。封面刻;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五月 文宝堂书坊校刊;双行牌记。荣禄堂主人丁民，以刻卖缙绅全书为主要业务，但也刻了一 些其他书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所刻《名法指掌》，刻印清晰悦目。文锦斋在琉璃厂 东门内路北，刻了一些医药书籍。文贵堂主人魏兴泰，字琴庵，河北冀县北安阳城村人。刻 了一些五经四书。文友堂主人魏文厚，亦河北冀县北安阳城村人。文友堂系文厚之 父创设，子继父业，文厚死，由其堂弟生甫主持业务。文友堂除刊版印书外，以收售旧本书 为其经营特点。父子兄弟相继经理，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起，因不慎失火，许多 旧??珍本同遭焚毁。不久，生甫逝世，后继无人，即关门歇业。所刻书有《景德镇陶录》、 《景德镇陶说》、《中国艺术家徵略》、《明诗纪事》等。 清代后期，江浙地区的书坊刻书有如： 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设肆于苏州获尤街嘉余坊。刻有谢家福 辑《望炊楼丛书》七种，蒋风藻辑《心矩斋丛书》十种等。又以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 书》(亦名《文学山房丛书》共四集)为最著名。 苏州聚文堂。刻有《十子全书》，其刻书封面多题;姑苏聚文堂藏版;。 苏州绿荫堂。刻有《国语》、《瘟疫论》等，封面题;苏州绿荫堂藏版，;并钤盖;苏州绿 荫堂鉴记精选书籍章;长方戳记。 此外，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玉山房等书肆，也都刻印有《瘟疫论》、《瘟疫条办》等医类 书籍。 总之，清代坊刻事业十分活跃，许多民间大众读物，诸如小说、戏曲、唱本、医方、星占、 类书 、日用杂字等，多由这些书坊刻印出版。反映民间生活、社会风俗习惯的资料，也从这些书 中可 以找到。虽然书肆多重营利，往往因降低成本，影响书品质量，不如官刻、家刻版本精美。 但是它在繁荣市场、普及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1.刻书地区 清代的刻书地区比较普遍。初期刻书以南京、苏州、杭州刻书较多，苏州的刻本质量较好。 福建刻书也多，但由于麻沙书坊遭到大火，使百年书店全遭烧毁，从此建本日趋衰落下去。 正如金植在《不下带编》中评述：;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白下(南京)、吴门(苏州)、西泠 (杭州)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下为下。;北京是清代都城，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央的官刻都在这里进行。在政府的刻书风气影响下，私人、坊间刻书 事业繁荣发达。是全国的刻书中心地区。到中后期，全国各地刻书地区分布更广，湖南、湖 北、江西、山东、山西、河北、广东、福建等省，印刷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然仍 以苏州、杭州、南京、北京为最突出。 2.刻书内容 清代的雕版印书，内容丰富多采。经、史、子、集四部俱备。上自皇帝谕旨，下至民间日 用杂 品，应有尽有，品类齐全，普遍地采用雕版印刷方式颁行、销售。书籍编撰的类型不断创 新，尤其到了清后期，无论官、私、坊各个刻书系统都在编印卷帙繁简不等、题目范围多式 多 样的丛书、类书。这类书籍的刻印流传，对于发展传统学术研究、保存古代文化遗产，都起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刻印技术 印刷技术发展到清代，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雕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套版印刷，由于皇 室的积极采用，对制版、镌刻、刷印各个工艺环节都有了新的提高和改进，并影响了私家 、 坊间，也竞相印刷套版书籍。尤其是政府、民间广泛兴起应用活字印书，促进了印刷术更 全面 的发展。呈现出传统印刷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大好趋势。直到清代后期，西方新型印刷术传 入中国，新的技术经过交插、融汇、撞击，最后，传统的中国手工印刷技术终于被先进的 新技术所更替。 4.字体版式 清初期刻本，字体仍是明代末期的风格，字形长方，直粗横细。康熙之后，盛行着两种字体 。一种是软体字，也称写体。写刻上版多出于名家手笔，字体优美，刻印俱佳。另一种是 硬 体字，也称仿宋字，这种字体与明仿宋不同的是横轻直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横笔 粗肥，道光以后，字体变得呆板，世称匠体字。清刻本版式一般为左右双栏，也有四周双栏 或单栏的，大部分为白口，也有少数黑口，字行排列比较整齐。清代前期由于大兴文字狱， 特别是经过庄氏史案后，刻书工人不敢在书上刻记姓名，嘉道以后，逐渐有所改变。 5.纸张、装帧 清代印书用纸品种很多。最好的是开花纸，其次如榜纸、棉纸、连史纸、竹连纸、棉连纸、 料米纸、竹纸、毛边纸、毛太纸等。武英殿和扬州诗局刻书多用贵重的开花纸和榜纸，色洁 白，前者薄、细，后者略厚。普通坊间印书用竹纸较多。 装帧形式，基本采用线装，宫廷刻书兼有折装、蝶装和包背装。私坊刻书板框大小不尽一 致 ，坊间刻书多小型版本，以便于销售、携带，价格低廉。书籍装帧以齐下栏为规矩。殿版书 籍板框大小要求严格，装订整齐。殿版书装帧设计庄重、典雅，初期多以绸、绫等丝制品做 书衣、函套。以楠木、檀香木等高贵木材制书匣，以避虫蛀，保护书籍不受损坏。当时还创 造出一种;毛装;，即将印好的书页叠齐，下纸捻后不加裁切。用此法装订书籍，一是为 表示书系新印殿本，二是为了日后若有污损可再行切裁。此外，殿本书籍的开本大、行距宽也是其一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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