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统文化与华人企业成长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文化与经营哲学对于企业经营的成败举足轻重。而企业文化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业，儒家变成儒教，儒教与封建政体相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主导文化。华人企业文化不可避免地带上儒家仁义、忠恕的烙印。在“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我们当然有理由为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仁爱”的思想而自豪。华人企业在“以人为本”这一点上可以说得相当出色，中小企业效率一般也很高，可为什么世界500强里面却没有华人企业应有的地位呢？这是一个涉及很多复杂因素且难以完全说清的问题，不过，假如我们将华人企业与西方成功企业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重“人治”轻“法治”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一、重“人治”轻“法治”——华人企业文化的特征

这种重“人治”轻“法治”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使华人企业成长具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中小华人企业效率普遍较高。这可以从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人在经济上取得的杰出成就来说明。在印尼，华人以2.1%的人口拥有75%的私有资本。在马来西亚，占总人口37%的华裔掌握了全国60-70%的经济实力。第二，华人创办的大公司数目不多。以香港为例，98.5 %的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少于200人，它们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占63%。第三，华人企业几乎没有象可口可乐或IBM这样的世界品牌。许多华人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由一家庭矛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瓦解，如王安电脑和大陆的巨人集团。

二、以“人治”为核心 的管理——华人企业成长的“瓶颈”

华人企业具有上述重要特征并非偶然，它与华人企业以“人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密切相关。

所谓“人治”是指主要依靠个人智慧、情感好恶和亲朋关系来管理企业。这是与“法治”相对而言的概念。“法治”是指依科学和理性的原则，如管理规范、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等来管理企业。

我们说“以人治为核心”意在强调在企业经营决策中，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情感好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管理中靠人情维系的“软”约束多，靠明确客观的理性和规范制度维系的“硬”约束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家长制。华人企业向乎普遍保持着家庭企业的特征；权力由财产所有者掌握，即企业首席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企业最大原资产所有者；企业的重要管理职位大多由亲朋好友占据；下级对上级过分依赖和绝对服从；上级对下级实行“仁慈的独裁”管理等等。

2、防御性。防御性来自历史上两个因素的结合：①对财富缺乏安全感，总担心社会对财产权没有充分可靠的保障；②对不在圈子内的外人一般缺乏信任。防御性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为了商务往来需要，不得不建立一个以个人信用和社会交际圈为基础的外部关系网。

3、“人情至上”的思想，“人情至上”的本质是对个人的忠诚而非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种忠诚虽然有利于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但它否定了管理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使真正理性的规范管理制度缺乏发展空间。

然而，随着企业的成长，经营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经营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以“人治”为核心的管理就开始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

首先，企业在接班人问题上可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次，重用亲属使企业难以得到最优秀的人才。

再次，“人情至上”的思想和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会使个人和部门行为偏离组织目标。

最后，“人情至上”的思想和高度集权的做法严重抑制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以“法治”为核心的管理——华人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在进行组织设计时虽没有必要照搬韦伯的行政式组织模式，但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实行“法治化”的规范管理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

1、“法治化”管理有利于树立长久而一致的企业价值观。

2、“法治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成长提供了人才保证。

3、“法治化”的规范管理具有可移植性和连续性。

四、华人企业“法治化”的途径

 就华人企业自身来说，应从以下方面加强“法治化”建设：

1、企业家“法治”变革

2、企业内“法治”建设。 要从以下方面完善企业的制度：

（1）设定企业宗旨。

（2）设定企业基本准则。

（3）规章制度的完善。

3、“法治”的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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