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说与管理的双向性

管理是一种双边的活动，一方面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施加管理措施，另一方面是被管理者（即管理对象）对管理者施加的措施作出反应。管理的对象主要有人、财、物、信息等，而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人来主宰，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作为被管理者的人看成是决定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管理一方面要管理者运用正确的思想去调动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被管理者对管理者采取的措施作出积极的反应。只有当管理的双方配合默契、步调高度一致，关系协调自然时，最理想的管理效果才可能出现。

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如孔子和孟子，都很注重管理的双向性，他们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论述。笔者认为，孔孟的许多论述对今天的管理者仍然具有鉴意义，值得今人认真学习，理解和体会。

一、孔子的《论语》对管理双向性的论述

《论语》一书，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由孔子和再传弟子记录编篡而成，也是后人研究儒家思想的一部主要著作。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他十分关注被管理者（即“民”）对管理者（即统治者）的态度。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1、提倡用道德治政。孔子认为，统治者如果用道德教化来治政，那么他就会像北斗星一样闪闪发亮，而百姓就会像群星围绕在统治者的身边。用道德管理治政，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软措施，靠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它是一种尊重被管理者方法，而且注重于心理感化，所以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孔子还借用对比的方法强调德治的作用。他说，如果用强硬的行政措施来管理，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是努力克制自己而并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如果用道德来管理，用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了耻辱的标准而自学纠正错误。在这里，孔子把德治与法治进行对比以强调德治，但他过分相信德治而忽视法治是不妥的。今人大多认为，德治确是管理中的一项主要措施，因为它能启发被管理者的觉悟，这是不容否定的，但也不能否认法治的必要性。

2、提倡为政服民。任何管理者都希望被管理者对自己的言行口服而且心服，这是管理成功的前提条件。鲁哀公曾问孔子如何才能使民服，孔子说，统治者在用人时如果选用正直的人，百姓就会服从，如果选用邪曲的人，百姓就不会服从。为什么管理者用人的是与非会引起被管理者的不同反应呢？道理很简单，自古以来，人们相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管理者用正人则说明自己是正人，而管理者为人公正，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所以被管理者自然会服从。反之则不会服从，甚至会反抗。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演变便证实了这一论断。

3、提倡以身作则。管理自身的行为能在管理活动中产生很大的作用。今人常说，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孔子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孔子认为，管理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反复强调管理得要“正”，只有这样，被管理者才不会走歪道。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行在正道上，那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呢？

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就以上几条语录就足以反映出管理活动中的双边关系来。

二，孟子对管理双向性的论述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候战乱不已，社会动乱不安，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对统治者表示厌恶、反抗的情绪。另一方面，诸候国的战争和发展都需要民众的支持，因此，对民的态度问题成了社会的中心问题。孟子在这一方面发表了许多进步的观点。

1、提出“民贵臣轻”的观点。古代的管理者就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君是诸候国中最大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历来的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看成骑在民之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公理。然而，孟子在《尽心》下篇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这是极大胆的。孟子认为，民是国家中最贵重的，国家是次要的，而国君更是次要的。这种以民为国之本的思想是进步的，对所世影响很大。

孟子认为，夏桀和商纣之所以丧失了天下，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的拥护，失去了民的拥护的原因是失去了民心，从而概括出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

2、提出“王道治国”的思想。战国时，各国诸候都想大量拥有百姓，采用正确的途  径发展势力。什么途径正确呢？梁惠王向孟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孟子告诉他要实行“王道”治国。所谓“王道”，就是用仁政来治理国家，孟子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百姓就会像猛然生长的禾苗一样，就会像百川归海一样，那都是无法比阻档的。因为，国家实行仁政治国，人民就有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在动乱的的代，这种安定的环境对广大民众是最有吸引力的。

   如何实行王道治国呢？孟子认为：统治者首先应该保证老百姓能够生有所养，死有所丧，这是实行王道的基础；其次要发展生产，不夺农时，保证百姓有生产的条件；再次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百姓觉悟。这样，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王道就可以实行了。

孟子向齐宣王宣传王道思想时还特别强调要“保民而王”意思是说，只有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

3、提倡统治者与民忧乐。孟子曾经对齐宣王说，国君“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这一论述更清楚地提示管理的双向关系。孟子认为，国君如果能以百姓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以国君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乐与天下百姓同乐，忧与天下百姓同忧，然而还不能统一天下实行王道的人，那是不会有的。

  孟子之说未必十分准确，但提倡上下一体，忧乐与共则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做到这一步，才会上下结合，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后来北宋大臣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向管理者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更高的思想境界，所以受到人们的赞扬。

在封建社会里，君与民的双边关系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定的重要问题，英明的帝王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要害，于是在治国管理措施上进行适当调节。如果帝王不清醒，便有些开明的大臣来提醒。北宋文人苏轼就曾向宋神宗上书提出了这个问题。苏轼说：“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运用多种比喻说明民心与主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此说源于孟子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论断。

孔孟关于管理双向性的论述对后代的影响是极深远的，引苏轼的言论仅是“窥一斑而知全豹”。

三、孔孟之说对今人的启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孟就发现了管理活动中存在双边关系和双向性的问题，在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英明的帝王和大臣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这一方面学说，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孔孟之说对今人是否还具有借鉴意义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管理活动，不论其规模大小、级别高低和行业差异都存在管理的双边关系，也存在管理的双向性。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健全的国度里这种管理的双向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因为，不仅管理者可以依照规定的职权对被管理者进行管理，而且被管理者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可以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管理者进行劝说、建议或监督，提出自己对管理政策或措施的意见。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力求提高管理效果。

在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是主动的一方，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均由他制定和发出；被管理者是被动的一方，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均由他接受和落实。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缺一方就不能形成完满的管理活动。如何提高这种管理活动的效果呢？从古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定论，那就是加强双方的协调配合。众所周知，有了优秀的将领没有优秀的士兵，或者有了优秀的士兵却没有优秀的将领，仗总是打不好的。同理，有了优秀的领导人，却缺乏员工的积极配合；或者有员工的积极配合，却缺乏优秀的领导人，单向的管理效果也是不可能优秀的，因为，这只能算是畸型的管理。

  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伦理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里，“管”和“官”的缘份是非常密切的。在人们的眼里，管者，即官也；官者，即管也。正因为管理者是官，就很自然地高居于民之上；被管理者是民，就很自然地处于官之下。在一个小集团中，官的英明便是民的造化，官的昏聩则是民的灾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每个集体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命运都和集体的命运联在一起，因此管理体制的效果才引起所有人员的关注。如果今天的管理体制者能从古人的言论中得到启发，经常注意收集被管理者反馈的意见，不断调整改革措施，管理的优良效果是一定会出现的。